英國理論家柯林尼可斯（Alex Callinicos）的《論平等》（Equality），最近在台灣重出新譯本。柯林尼可斯是英國的左翼代表性理論家之一，也直接參與英國左翼政黨的運作。《論平等》雖是2000年舊作，其背景對台灣卻有直得參考之處。1970年代英國的福利國家走向逐漸失去民眾支持，1980年代柴契爾夫人與美國雷根總統共同推動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長期取得國家政策主導權，雖然1997年英國工黨重新取回執政，但新執政的工黨所採取的「第三條路」（這也是陳水扁在第一次執政時宣稱的「新中間路線」之基礎），試圖在代表傳統階級路線的舊工黨，與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義中間取得平衡，也嘗試在盡量不損害特權階級利益的前提下達成社會重分配。柯林尼可斯對此路線中所涉及的「平等」課題從哲學意涵上進行討論，並據以批判。當時英國社會的狀況，與陷入低薪、社會分配惡化的台灣社會有幾分類似，柯林尼可斯的針砭也因此值得我們思考。
有關「平等」的哲學討論
柯林尼可斯在本書討論平等時主要的對話對象為羅爾斯（John Rawls）為首的自由主義者，並將這些在自由主義基底下討論「平等」意涵的流派稱之為「平等自由主義」（egalitarian liberalism）。他在書中對「平等」的哲學討論做了精練引介，例如傳統自由主義雖認為自由與平等必然衝突，但也並沒有完全拋棄其對平等的關注，特別是在羅爾斯的巨作《正義論》後引發長期且豐富的討論。本書的重點之一，在於討論「什麼是平等」的不同意涵。例如所謂的「機會平等」實際上最少有三種不同的意涵：一、僅僅從個人的關注來考量，禁止對個人屬性（例如性別、種族、民族等）做出歧視。二、獲得的報酬反映個人才能與努力的「才能掛帥制度」，在此社會回報制度因為反映才能與努力而不會平等，但競爭的規則是公開透明的。三、要求對資源廣泛的平等化，以確保對地位的競爭是公開的，且不會因為個人先天被賦予的社會背景而「輸在起跑點」。這種「深度的」機會平等必然包含著社會的重分配。
羅爾斯在討論平等時，反對的是過去以邊沁（Jeremy Bentham）為首的功利主義者（utilitarianism）。功利主義者認為，只要社會整體的善（good）能夠最大化，那個人的犧牲或不滿，都是可以被接受的。例如即使犧牲窮人來滿足富人，只要相互抵消之下社會整體的善能極大化，功利主義者也可以接受。羅爾斯除了反對這樣的設定之外，他也提出自己對於正義的原則，即著名的差別原則（difference principle）。他認為社會的分配不平等只能在一個前提下被接受：這樣的不平等能為最弱勢的人們獲得利益。但羅爾斯這樣的宣稱卻也受到了批評與挑戰，例如所謂的「讓最弱勢的人獲得利益」的定義為何？如果讓資本家相較勞工更快速的累積財富，但也同時能改善最弱勢的人利益。這樣的不平等是可以被接受的嗎？
除此之外，對於平等是「什麼的平等」，也有許多的討論，例如自由主義者可能最在意個人自由的平等，但可能的代價卻是財富和收入的嚴重不平等，這樣的平等可以接受嗎？而如果要追求其他領域上的平等，是否又會減損了個人自由？這是自由主義者的擔憂，但也有人認為這並不相衝突。而若以才能的差異做為不平等的合理藉口，那又如何能保證相同的才能可取得相同的回報？種種值得思考的問題，柯林尼可斯皆於本書中嘗試梳理。
第三條路重拾「平等」？
柯林尼可斯觀察1997重新執政的工黨，以及工黨總理布萊爾（Tony Blair）提出的第三條路要解決平等問題的宣稱，是否能達成。第三條路與新自由主義者都認為1970年代的經濟衰弱原因其一為工會主義導致的勞動市場的不自由，導致失業率的上升。因而第三條路關注的並不是透過稅收或其他手段來達成重分配，而是要盡可能地透過教育與培訓，以協助就業來達成對弱勢的幫助。新工黨的財政大臣布朗（Gordon Brown）強調「個人的解放來自勞動價值的提升而不是取消私人資本」。於是新工黨的政策是透過降低過去福利國家的社會福利補助，並將原有的社會福利轉為就業補助，來協助窮人就業，以此初步解決這些家庭的經濟問題。而這樣的作法逐漸使人們除透過工作再也無法領受福利。布朗稱其為「工作才有福利」（welfare-to-work），而媒體則諷刺其為工作福利（workfare）。
柯林尼可斯指出，這樣的做法有很顯然的問題。因為並非所有的人都有能力工作，例如必須照顧孩童的單親家長、患有殘疾的人，這樣的政策會使得這些弱勢更加弱勢。此外，第三條路也主張透過教育提高勞動價值達成個人解放，但在沒有解決平等前提的狀況下進行「平等的」教育，只不過會讓教育的結果反映這不平等的前提罷了。再者，勞動價值的提高與工作的取得，並沒有直接的關係。柯林尼可斯以美國資訊業的快速發展為例，指出科技業的聘僱人數遠遠不足傳統製造業所消失的員工，科技業創造出的高薪工作僅只有少數勞工獲利，大多數勞工卻沒有領受到所謂科技進步的果實，教育並沒有改善他們低薪的處境。
「工作才有福利」的思維在筆者多年來為大專兼任助理爭取勞動福利的過程中，體會非常深刻。學校對研究生發放，原本用意是來「助學」的「助學金」，從80年代前直接發放的福利，到近20年來變成搭配工作要求的「工作福利」，而這一趨勢甚至還沒有減緩的狀況，近年為了鼓勵就讀博士班發放的優秀學生獎學金，也多附加了要求工作的但書。而柯林尼可斯指出的「教育並無法改善貧窮處境」的狀況，在近年的台灣社會更是非常的凸顯。台灣在90年代經過了大學擴張，進入了「人人有大學念」的年代，但年輕人的低薪處境不僅不見改善，反而愈見嚴重，現在的大學生，相較於20年前，可能擁有雙主修或輔系的學位，甚至有第二外語甚至第三外語的專長，卻甚至無法獲得過去大學畢業生的起薪水平。
小結：無條件基本收入與平等的未來
柯林尼可斯在本書的末尾對無條件基本收入的討論做出了統整與針砭，他指出，無條件基本收入確實在北歐地區的左翼被廣為接受，也被視為是溫和左派與溫和右派皆可接受的一種社會改革。但柯林尼可斯也精確的指出，要提供接近基本生活水平的無條件基本收入，無可避免會需要對所有收入課徵50%的扁平稅（對收入較高者可能會更多），而這在任何一個發達國家中被嚴肅提出的話，絕對會受到特權階級極端激烈的反應。
於是對基本收入的批評，絕不在於「可行性」，而在於「有意義」的基本收入與資本主義社會的不相容性：基本收入會與資本主義的運作產生牴觸。
這也是柯氏在本書的結尾想重新做出的表態。本書除了以馬克思主義立場與平等自由主義進行對話，以及補充馬克思主義者經常缺乏的平等的細緻討論外，可能還有一個最重要的表達以及對廣泛左翼的鼓勵：
在70年代英國福利國家的失勢，90年蘇聯的瓦解以及東歐社會主義政權的垮台，不僅右翼得意的宣布社會主義的失敗，左翼也不禁自我懷疑起社會主義宣稱的階級鬥爭是否可行，英國的新工黨即是最明顯的例子。但新工黨的「第三條路」嘗試融合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呈現了現實上的矛盾，卻恰好證明了這樣的妥協或轉向是無法解決問題的。要達成有意義的平等，即便是平等自由主義式的平等，無可避免的是特權階級的激烈反撲，對於平等的追求，不可能不以近乎革命的決心進行。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認為改變是可能的，而即使在如此艱困的歷史時刻，各地的火苗（如1999年在西雅圖對WTO的抗議）也依然給我們足夠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