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運參選】左翼聯盟黃德北： 改變需要體制內外的人聯合鬥爭

喇叭引擎聲不斷，早晨7點多，黃德北已經在車流不斷的基隆路與辛亥路口旁站街拜票，他是首度投入台北市議員選舉的「左翼聯盟」參選人，也是參與工運、社運不遺餘力，在大學教書超過三十多年的教授。

這天太陽很大，但61歲的黃德北仍然精神奕奕，他站在一個小小的木凳上，對著基隆路上倏忽即過的摩托車騎士和車輛不斷鞠躬、揮手，身後立著一個紅色的競選廣告牌，寫著：「台北向左轉─大安文山區參選人黃德北懇請支持」。

陪同黃德北一起來站路口拜票的，是他的競選團隊的三位成員：社運人士殷必雄、自主工聯前會長陳德亮、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張星戈，他們都是今年5月新成立的工運左派政黨「左翼聯盟」的黨員。

7月時，左聯推出黃德北競選台北市大安文山區的議員，從那時開始，每週有五天，從早上七點到九點半，黃德北在文山區的好幾處交通要道展開站路口拜票的活動。有時在羅斯福路和萬盛街口，有時在他任教的世新大學前，有時在景美女中附近，也有時在和平東路和木柵路交叉口。

我來採訪黃德北的這天早上，他如往常一樣，賣力地對著馬路上的民眾揮手拜票，為了接觸到往基隆路和辛亥路兩個方向的用路民眾，他在路口分別擺設了兩個不同方向的木凳，每三十秒就跑到另一個木凳上，更換方向拜票。結束後，他擦擦滿臉的汗，自豪地對我說，「其他競選團隊，沒有像我們這麼頻繁和持續的站路口的！這幾天，有近百人跟我點頭和大動作揮手。」

同一時間，基隆路和辛亥路口的車子也持續向前直行，或逕行向右，黃德北的競選牌上寫的「台北向左轉」顯得特別醒目。但「向左轉」究竟是什麼意思？

用左翼理念 解放台北市上班族

「左翼，簡單講就是我們要改變資本主義社會的現狀，站在工人階級這一邊…」

黃德北日前在一場拜會RCA員工關懷協會的場子上，花了不到兩分鐘的時間，淺顯易懂地解釋了「左翼」的意思，在場的RCA女工們聽得會心一笑，明白了「左翼」不是國民黨反共教育下萬惡不赦的事物。

「她們都聽得懂。」站路口的行程結束後，黃德北回到世新大學處理所務，他在堆滿書的小小的辦公室，對我這麼說。他現在仍是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的所長和教授，說起話來始終充滿一種學者的分析風格。

「我在拜票時，有人好奇會問為什麼叫做左翼，是不是共產黨？我就會簡單回答說『左翼』是站在勞工的立場，有更多時間的話會從法國大革命說起。」黃德北說，只要有對話機會，都可以向一般的市井小民解釋清楚左翼的理念，但是比較困難的是沒有這個場域。

自年初民進黨政府修惡《勞基法》後，黃德北和一群工運人士體認到國會缺乏左翼政治勢力，導致藍綠兩大右翼政黨肆無忌憚地修法降低台灣勞工的勞動條件，因而決定成立一個以改變資本主義體制為目標的左翼政黨──「左翼聯盟」，並由黃德北出任左聯秘書長。

不過，黃德北並不是一開始就是左派，他自己也經歷過思想「左轉」的過程。黃德北的教書生涯始於1986年，解嚴後，他被找去擔任《自立早報》的大陸版主編，1989年3月他派駐北京，當時民運尚未爆發，他結識許多異議學生、學運領袖，和王丹等人成為好朋友，後來發生六四事件，黃德北因為和在逃的王丹見面，而在7月被中共逮捕，關了九天後釋放，那時他還是個自由主義者。

儘管經歷六四，但黃德北並沒有因此變成一個「反共派」，學院的訓練令他持續反省思考。兩年後，「蘇東波」社會主義陣營解體的衝擊，讓他變成了左派。

黃德北說，他學生時代念過不少馬克思主義經典，但並沒有因此左傾，直到親眼見證1991年前後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過程，看到解體後人民的生活陷入困境，「帝國主義理論就活生生地跑出來了」，直言蘇東波對他是很大的思想衝擊。那個時候他在政大任教，和進步學生的對話，刺激他反省過去念的書，將其化為批判的知識，才逐漸從一個自由主義者變成左派。

之後，黃德北就成為一個非常關注台灣社會運動的左翼學者，他和一些人辦《左翼》雜誌，擔任雜誌主編；90年代開始每年有「秋鬥」工人大遊行後，他也帶學生去參加「秋鬥」，鼓勵學生投入社運，有時他也出席立法院公聽會，以專家學者身分幫社運團體辯護。

黃德北說，對於社運，他原本比較接近觀察者和聲援者的角色，但後來越來越投身到抗爭當中。2009年，停辦四年的「秋鬥」再起，從工運儀式發展成各社運團體年度集結的左翼平台，黃德北成為「秋鬥」召集人；在2013年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抗爭中，黃德北為了捍衛關廠工人的權益，參與激烈的臥軌和絕食行動，在行動中遭警方逮捕，成為「被告」。

2016年民進黨上台後，兩度修惡《勞基法》，勞工的整體勞動條件更加惡化，但工運團體發起的勞權公投卻後繼無力，沒能達到成案門檻。黃德北說，勞權公投的失利，顯示台灣勞工仍缺乏階級意識，以及工運和工會系統不夠面向社會等問題，但他認為勞動現場普遍存在低薪、長工時等不合理現象，台北市的上班族同樣為此所苦，這次他出來參選台北市議員，打出「台北向左轉」、「捍衛上班族權益、解放辦公室壓迫」的訴求，就是希望改變台北市上班族的勞動條件，並將左翼理念傳播給社會大眾。

「我認為大安文山區有非常多上班族關心勞權議題，但他們能不能看到我的文宣，然後把這個議題跟我連結在一起，這就是接下來我要做的事情，我要讓大家知道，我是捍衛上班族和勞工權益的代表。」黃德北堅定地說。

學當一個候選人 金權政治成難題

然而，對黃德北這種首度參選、習慣在大學裡教書的政治素人來說，競選活動不僅是新鮮事，更要面對許多新挑戰和舊理念的妥協。

黃德北舉例說，他為了打知名度，之前參與中秋節的社區鄰里活動，一個週末跑十六個里的場子，一邊向民眾發面紙一邊介紹自己。其他候選人都是分幾批助選員發面紙，市議員跟認識的人打招呼握手一下就走了，但因為他的競選團隊沒經驗，他親自一個個發面紙，他的競選人員五六個人也擠在同一個點發，「不過因為這樣，反而陣勢很足。」黃德北笑著說。

黃德北坦言，有些候選人很有草根性、親民性，很會社交；如果做過市議員，有服務過的群眾，就更懂得拜票，「但我一開始非常不能適應，非常生疏」。特別是市場拜票，成了黃德北的一大心理障礙。他說，在校園裡很少跟人頻頻握手打交道，所以他很難伸出手，導致他在市場拜票時顯得僵硬，但有的政治人物卻做得很靈活。

去捷運站作短講，也是一大考驗。黃德北說，傳統教育教人要謙虛，所以他在捷運站開講，也是經過調適才放開來；且因為人潮走得很快，捷運的演講稿要控制在十多秒到一分鐘內，吸引民眾的目光和駐足。不過，他有自信地笑著說，「做老師的好處，就是相信學習是會進步的。」經過幾次市場拜票和捷運短講的經驗後，他的拜票越來越流暢，和他打招呼、停下腳步向他表達支持的民眾也越來越多。

為了讓更多選民認識自己，黃德北印大量面紙發送，最近也推出公車廣告，不過這些決策其實都經過內部的辯論。像是印面紙，黃德北說他最初其實是反對的，因為只有幾頁面紙卻要包裝，覺得很浪費和不環保，但看到環保署文宣也印面紙才決定推動。公車廣告一開始內部也有人反對，說這是有錢人才做的，「有時越有理念越會想，這件事該做嗎？」

其實，黃德北9月時就曾在臉書上針對「資本主義代議民主背後的金權問題」提出批評，他告訴我，他之所以不購買選舉廣告看板，是因為經費有限、得到的捐款不多，這次選舉，他已經準備自掏腰包拿出一百萬出來選，如果超過這個數字，還要設想錢從哪裡來。但與此同時，許多候選人卻能夠在大街上掛上數十面大小廣告看板。黃德北因而質疑，「從階級的角度來看，這根本是一場不公平的選舉。」

日前社會民主黨召集人范雲宣布退出台北市長選舉，即是因籌不到候選人保證金200萬元的門檻，對此黃德北也批評，台灣的保證金制度是全世界最昂貴的，英國國會議員選舉僅需500英鎊保證金（約合2萬台幣），直言台灣的保證金應該降低。他也表示，台灣選舉要花大錢做廣告才能接觸到選民，在歐洲則是透過「公費選舉」來解決，並提供大眾媒體、電視台的使用權，各候選人享有同等發表政見的機會，值得台灣借鏡。

爭勞工票 也爭支持兩岸和解的票

此次北市大安文山區議員選舉，應選13席，共有25人登記參選，包括許多藍綠強棒和第三勢力新秀參戰，如國民黨的羅智強、社民黨的苗博雅、時代力量的林穎孟等等。

黃德北說，大安文山區偏藍，選民平均教育程度較高，也是高所得收入區，只要5%選民支持就可當選，所以小黨或知名候選人都有當選機會。

面對來勢洶洶的競爭對手，黃德北分析，這次國民黨過度提名，如果藍綠格局沒有大規模鬆動，最後可能上6到7席，民進黨可能上5席，另外還有無黨籍的李慶元也可能上，這樣第三勢力只能上一兩席，很可能是他和社民黨的苗博雅、時力的林穎孟爭取這一席。他認為，對藍綠失望的選民不少，只要國民兩黨有更多人被淘汰，這些選票就能流向第三勢力。

那麼黃德北覺得自己和時力、社民黨不同的地方在哪裡呢？黃德北認為，時力較少關注勞工權益，而更強調民族主義，接近歐洲的極右派；台灣的社民黨則主要是一群大學老師成立的黨，強調自由民主人權，不反對資本主義，更接近歐洲自由主義的政黨，此外他們也有民族主義色彩，標榜自己為本土進步派。

「相對來講，左翼聯盟更關心勞工和階級議題，是站在勞工立場的政黨。且我們的成員大多數是工運幹部、進步學者和學生組成的。」黃德北說。

黃德北分析，整個台北市白領居多，他提出「捍衛上班族權益、解放辦公室壓迫」的訴求，就是希望改善台北市上班族的勞動條件，爭取勞工階級的支持。

除此之外，黃德北也想爭取對藍綠的兩岸政策不滿，關心兩岸關係，希望兩岸走向和解的民眾。他認為，這個主張在大安文山區沒有代言人，新黨和親民黨想做代言人，但沒有做得很好，他希望爭取到這類民眾。

「我對兩岸的看法和柯文哲是相似的。」黃德北認為，多數台灣人民不論統獨立場，都知道因為國際關係的情勢，台灣必須要務實面對中國大陸，不應該跟大陸的關係弄得劍拔弩張，他認為柯文哲真實面對了兩岸問題，所以才提出「兩岸一家親」，黃德北也主張，兩岸應該走向和平及和解。

對於他的參選，有的社運同志仍然表示不理解，認為昔日「反體制」的人要進入「體制」內，總有些矛盾和隔閡。但黃德北說，政治學的養成和非第一線社運工作者的背景，讓他對參政和選舉不是那麼排斥，知道這是左翼在台灣終究要面對的課題。

不免有工運人士質疑，是否真的可以透過選舉政治改變社會結構？對此黃德北強調，世界上固然不乏原本主張改變資本主義的政黨，在進入議會後大幅修正自身立場的案例，但不應該因為有疑慮就不選了，「還是要選，而且要防止變質，體認到即使選上好多人進到議會，也改變不了體制，要改變需要透過體制內和體制外的人的聯合鬥爭。」

黃德北感性地說，他決定要參選後，太太本來不是很支持，但一次家族聚餐中，他的親戚聽到他要參選，紛紛表示不贊成，認為他生性內向，不適合選舉，這時反而是太太站出來，向大家保證他是可以把話說清楚，而且可以讓人信任的人。「這個時候她就不反對了。」黃德北笑說。

黃德北過去教過的學生，得知他要參選，也紛紛表達支持或實際捐款給他，學界也正在串聯連署支持他。黃德北說，他原本預估自己努力去選的話應該可以獲得8千票，這樣就算「選得漂亮了」，但現在他的目標是當選，「有勞工代表在議會裡，跟沒有是不一樣的。」他這麼告訴我，語氣依舊沉穩、值得信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