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標題"A decade since the 2008 crash"，刊載於《Monthly Review》的網路論壇「MR Online」。
美國金融市場崩潰10年後，全球經濟遠遠未達「復原」的程度。危機之後，全球經濟成長仍然緩慢。包括流向新生產與收購其他企業的投資都在2017年有所減少。2018年，全球失業人口估計達1.92億人。得益於廉價勞工成本的跨國企業，控制了「全球產業鍊」這個生產網路，然而，這個產業鍊也處於衰退。南半球經濟則受未來幾年可能爆發的債務危機所威脅。
認真說來，2008年的金融市場危機，向公眾揭露了過去40年來由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例如國際貨幣基金及世界銀行集團——所推崇新自由主義政策的過失。
在自由化及去管制化的金融市場下，過去10年滋生了各式複雜的「金融產品」，導致2000年初期與2008年時不穩定的投機泡沫破裂。南半球經濟體在新自由主義政策下出現程度不一的對外開放；跨國企業主導的「價值鏈」則出現在這些國家中，並且最大化地剝削廉價勞動力、生產成本與進口。
今日龐大的全球債務，特別是南半球國家的債務，都與2008年金融危機時美國與其他國家中央銀行採取的「應對措施」有關。央行們「印刷」更多現鈔，目的是降低利率，其中的影響之一，就是隨後導致大型私人企業貸款者以更高的利率追趕著南方國家，藉此期待更高的回報。
2015年，全球債務是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25%。隨著美國央行今日調升利率，以及貸款者的資金回流美國，這些南半球經濟體的債務危機日漸擴大。2018年8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評估指出7個低收入國家飽受「債務困擾」，另有24個國家被標記為「高風險」。
另一方面，過去數10年來，離岸生產（Off-Shore Production）與相關活動的興起，為跨國企業的股東帶來更大的財務收益與利潤；在大多數的情形中，這些都是以人道的工作條件與南方人民的權益為代價。2017年，發展中國家近70%的受雇者從事「非正式」工作，包括缺乏社會與勞動保障的員工、在未登記農場中工作的工人，以及臨時工等等。發展中國家的工人裡頭，估計有7.13億人的日薪未達3.14美元。（這還是保守的生活水準計算方式）
事實上，人們已對聲稱「全球價值鏈」作為發展關鍵的官方政策論述表示擔憂。離岸生產作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中心概念，其成長的停滯同樣也引發關注，並被世界貿易組織（WTO）認為是GDP成長趨緩的因素之一。
2008年起，隨著企業利潤與壟斷能力的持續增長，就算是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席，也將現在各種不平等情形的惡化，扣連至歐洲再度浮現的右翼政黨，以及稱霸當前美國政治的右翼「民粹主義」。美國與加拿大的受雇者中，有18%是從事非正式工作，歐洲與中亞則是16%。在美國，多年以來薪資大多仍維持停滯狀態。
就這樣，2008年「新自由主義的危機」持續至今；這也是歷史危機與經濟緩慢成長趨勢的一部分，甚至在現有世界經濟制度下的工業化國家也是如此。
甚至是多邊機構的研究，也開始承認新自由主義的錯誤（雖然程度不盡相同）。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在2018年的政策簡報中，感嘆「市場力量」是導致收入不平等的強大因素——對於大企業而言，「食利主義利潤策略」（rentierist profit strategies）帶來的「超額利潤」，佔營運利潤的比例越來愈大，主要發生在經歷私有化的部門上。
另一方面，一份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工作報告顯示，自1980年代起，工業化國家中的大型企業的勢力越來越大，2008年後更是如此。在這段期間，流向企業利潤的收入有所增加，工人獲得的份額卻日漸減少。
別的不說，還有人提出「全球新政」（Global New Deal ）。可想而知，這項提議包含更多的管制，卻抗拒改變全球壟斷資本主義主導下，以利潤為導向的世界經濟的基本特徵。這樣的努力只關心直至下次危機之前如何拯救世界經濟，只是重複並加強1970年代危機期間所建立的新自由主義行動模式。
當務之急是在國內與國際層次上，進行社會與經濟基礎的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世界貿易組織（WTO）裡頭南方國家的會員身份，應以對於人民權益的影響被評估與重新檢視。
對於南半球國家，如果有心建立有利於底層的發展政策，那麼人民主權——即人民及草根組織的積極參與——將是必要前提。該原則可以確保政策方向是由草根組織積極帶領，而非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與世貿組織的配方所主導，如此一來工人階級層能獲得長久以來的訴求，以及廣大的社會與經濟權利。舉例而言，將更多的公眾支出，用於關鍵的工業發展、鄉村發展，以及農業改革。
如果以人民主權作為關鍵的指導原則，便可使用各式政策工具。例如建立對資金流向的控制；管制外來投資與借貸；廢除對窮人造成負擔的課稅，並且搭配對國內菁英與跨國企業徵收累進稅；停止「定價轉移」（Transfer-Pricing)及其他違法的金融流向；重新檢視南半球政府的債務與取消的可能性；減少軍事支出預算；不以與通膨掛鉤而是以就業與平等為目標的貨幣政策。
對於建立起以需求為導向的經濟，或是有能力執行民主式發展策略的政府，而非讓金融業總裁，大股東，企業管理人與政府精英中飽私囊，這將是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