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路線對不對？ 左派祖師爺馬克思告訴你

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參選與代議制政府的態度是什麼？在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中，曾經發展或並存兩種原則，並對此問題有著不同甚至是相反的看法。其中一個是改良主義，主張現代的代議制政府提供工人階級一個機會，選出一個社會主義者佔多數的政府，並藉此完成社會主義。這樣的看法強調和平且漸進地過渡至社會主義，並將競選活動與社會主義當選官員的事業當作是社會主義者最重要的活動。另一股潮流則由馬克思與恩格斯首先提出大綱，之後由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與列寧詳細闡述，他們主張以工人階級的群眾鬥爭為基礎，利用革命方式推翻國家，並以新的工人權力機構取而代之。

改良主義的潮流在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的德國蔚為風潮，曾與恩格斯合作的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曾在「進化社會主義」（Evolutionary Socialism）這個驚人的著作中寫道：

社會民主的任務是在政治上組織工人階級，以及將他們發展為一個民主組織，並為國家一切改革奮鬥，這些改革是為了培養工人階級，以及以民主的方式改造國家。

然而，即便是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這位德國社會民主黨（SPD）最重要的理論先驅與伯恩斯坦觀點的批判者，基本上也將「贏得政治權力」等同於攻佔議會。例如他在1912年寫道：

我們政治鬥爭的目標一直以來未曾改變：透過贏得議會多數並將議會提升至指揮國家的位置來掌握國家權力，而不是摧毀國家權力。

考茨基認為街頭抗議與罷工這樣的群眾行動是不正常的鬥爭方法，並且指責對於這類方法的強調是「片面」的，反映了「群眾行動的痴呆症。」

在早期的社會主義傳統中，這兩種傾向經常彼此混淆，因為改良主義者與革命份子都採用工人階級「贏得政治權力」一詞，形容兩個截然不同的目標。

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於國家、議會與選舉的看法

終其政治事業，馬克思與恩格斯總是主張，無論其規模或是發展階段，工人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必須獨立組織，並且「最終發展成為一個政黨」，一如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寫到的那樣。

就在幾個月後，在1848年革命席捲歐洲之際，馬克思與恩格斯以共產主義者同盟中一小群社會主義者的領導成員身份，並且作為基進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極左翼參與了德國的革命。同盟當時在整個歐洲只有數百位成員，不足以宣稱自己是一支獨立的力量。但在革命的過程中馬克思認清由於基進中產階級懦弱與躊躇的本質，工人階級有必要獨立組織，才能維護自己的階級利益。

馬克思在1850年3月〈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中建議，在革命的未來進程中，工人黨與「小資產階級民主黨人並肩對抗其欲推翻的集團」，同時也「反對他們的一切，藉此鞏固自己的位置並追求自己的利益。」

除了自我武裝以及組織集中而獨立的俱樂部，工人黨也應該推派候選人，參與革命起義後德國為創建國民議會而舉辦的選舉：

即便不可能當選，工人必須推出自己的候選人，目的是維護自己的獨立性、計算自己的力量，並且將他們革命的態度與黨的立場展示給大眾。因此，他們不能被民主黨人的論點所誘惑，例如：這樣做將會分裂民主黨，讓反動勢力有機會獲勝。這些言詞的最終目的是要欺騙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政黨必須藉由這樣的獨立行動獲得發展，這比反動勢力進入代表機關所產生的損害還要重要。

拒絕投票給左翼或社會主義候選人，理由是他們無法獲勝，因此將有助於右翼掌權，是反對美國兩黨制觀點長久以來遭遇的主張。恩格斯在1893年一封寫給美國同僚的信中指出，在美國，工人黨的組建被憲法阻礙。「這套憲法...讓每一張投給兩個執政黨候選人以外的選票，看起來都像是一種浪費。」

馬克思的三月文告在革命高潮退卻後被擱置。但在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有生之年，他們見證德國第一個群眾社會主義工人政黨的建立，並且利用德國議會，即帝國議會（the Reichstag），來推進其事業。德國社會民主黨是在1875年時，由兩個不同的政黨合併組成，一個馬克思主義影響，另一個則建基於「藉由與普魯士國家妥協來贏得改革」的原則。雖然馬克思與恩格斯認為這是他們的政黨，但是打從一開始，他們就對它的政治缺陷保持批判，並且完全反抗任何淡化其工人階級性質的企圖。

早在1879年，馬克思與恩格斯寫了一封通函給黨的領導者們，質問黨是否未被「議會病感染，認為聖靈將通過民眾選票傾注於當選人之上。」通函也抨擊一篇由伯恩斯坦共同撰寫的文章。該文讚許由「所有對人類充滿真愛的人」領導社會主義運動的想法，並且批評那些將運動限縮至「產業工人為促進自身利益的片面鬥爭」的人。這篇文章呼籲該黨保持「冷靜、清醒與深思熟慮」，以確保它「不會高舉紅色幽靈來嚇跑資產階級。」文章也要求由「有教養」之人代表該黨出席帝國議會。

馬克思與恩格斯抨擊作者們，認為他們如果意圖「利用公職打擊該黨的無產主義性質」，就應該離開德國社會民主黨。對於伯恩斯坦與其他人而言：

他們並未棄絕綱領，只是無限期推遲。他們接受綱領——只是不是在他們有生之年，而是遺留給他們的子孫完成。他們也將「所有力氣與能量」投入各種瑣事之中，修補資本主義社會秩序，如此一來，至少看起來做了些什麼，同時也不會驚動資產階級......

過去近40年，我們強調階級鬥爭是歷史的直接動力，特別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是現代社會革命的巨大槓桿；因此，我們不可能與試圖將階級鬥爭自運動中抹除的人們合作。在國際創立之初，我們清楚地建立了戰鬥的口號：工人階級的解放只能由工人階級自己完成。因此，任何人如果公開宣稱工人過於無知因此無法自我解放，必須通過上層與中下階級裡頭的善心人士才能完成，我們都無法與之合作。

恩格斯在世時，見證社會民主黨的選票成長。1884年，馬克思去世後一年，該黨得到超過50萬的選票。到了1890年的時候，它的得票數增加一倍，並在1898年再度翻倍。1912年，該黨獲得超過4百萬的選票。「反社會主義法」於1878年至1891年間生效，目的是遏止社會主義者的影響力，實際上卻增加社會民主黨作為反對黨的聲譽。恩格斯為該黨的成功感到激動，認為議會選舉是政黨拓展政治影響力與黨員的絕佳方法。1895年，恩格斯在馬克思著作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引言中，如此總結德國社會民主黨利用帝國議會選舉的重要性：

如果普選權並未提供其他任何好處，最起碼它讓我們每三年計算自己的力量；當我們的選票有規律地成長，甚至以始料未及的速度增加，它增進了工人們對於勝利的確信，同時也讓對手越來越沮喪，因此（普選）成為我們最佳的宣傳方式；它準確地告訴我們自身與所有敵對政黨的實力，因此提供我們一把最佳的比例尺，衡量我們的行動，使我們免於不合時宜的怯弱以及有勇無謀。如果這些是普選提供給我們唯一的好處，那也十分足夠了。但是，它賦予我們的更多。在競選活動期間，它提供我們一種最佳方式，前往人民仍然疏離我們的地方去接觸群眾；迫使所有政黨在人民面前回應我們的批評，捍衛各自的觀點與行徑；此外，它進一步提供我們在帝國議會中的代表們一個講台，對議會中的敵人以及外頭的群眾演說，比起在報章上或是聚會中（發表演說）更加具有權威且自由。當競選活動與帝國議會內社會主義者們的演說不斷突破反社會主義者法時，這項法律對政府與資產階級而言又有什麼好處呢？

但是恩格斯也知道選舉的成功讓黨的領袖更願意為了眼前成果放棄長期目標。每年選票支持或多或少地平穩成長，德國經濟的擴張，加上階級鬥爭多年處於低谷，這些都強化了黨的改良主義傾向。對於工會領導階層、議會代表與黨內行政官員更是如此，他們認為「突發」行動有可能導致國家鎮壓，危害他們辛苦建立的組織。德國的黨領導人為了支持自己的機會主義，審查上述恩格斯的「引言」，例如移除某個段落，該段落認為有必要「公開抨擊」揚棄昔日街壘戰的革命戰略的言論。

在《1891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中，恩格斯批評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愛爾福特綱領》。該綱領認為德國的帝國議會，一個必須對皇帝負責的軟弱機構，能夠不僅僅淪為普魯士專制政權的遮羞布。恩格斯警告：

機會主義正在社會民主黨的報刊逐漸佔據大比例的版面。現在有人害怕反社會主義者法的恢復，或是想起該法律統治期間各種過於倉促的聲明，如今想要該黨承認德國目前的法律秩序，足以讓他們以和平的方式推行該黨一切主張。他們企圖讓自己與黨相信「今日社會正往社會主義發展」，而不捫心自問，（社會主義）是否因此無須自舊社會秩序中破繭而出，或者是否已不需要像螃蟹一般，以力量掙破這個舊外殼...

為了今日的暫時利益而忘記根本的大原則，極力爭取當下的成功而忽略後果，為了運動的現在而犧牲它的未來，這可能出於「真誠」的動機，卻仍是機會主義，而「真誠的」機會主義或許比起任何東西都更加危險。

舊社會的外殼必須以力量打破；另一方面，藉由取得對資產階級代表機構的掌控支配既有的國家，這兩種立場反映出對於資本主義下國家的不同看法。

馬克思與恩格斯對《共產黨宣言》做出的唯一更動，發生在1871年巴黎公社（成立）之後，當時巴黎武裝工人短暫地掌控城市，並且建立自己的直接民主機構。公社教導馬克思的道理是工人階級不能「掌握既有的國家機器作為己用」，換句話說，工人階級無法單純地掌控並利用一個用來強化最具經濟實力的階級的國家，藉此創造一個新的社會主義社會。

在1981年馬克思著作《法蘭西內戰》一書的導言中，恩格斯表示，「打從一開始」，

公社被迫認清工人階級一旦掌權，不能利用舊的國家機器進行管理；還有為了不喪失剛爭得的統治，工人階級一方面必須廢止一切舊的、被用來對付工人階級的鎮壓機器，另一方面也得防範自己的代表與官員，宣布他們毫無例外地隨時能被撤換。

恩格斯在著名的《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中，主張國家是最具權勢、經濟上最具支配地位的階級狀態，選舉權無法成為賦予工人權力的工具，只能用來衡量工人階級中社會主義的影響力。

「現代的代議制國家」，恩格斯認為，「是資本剝削僱傭勞動的工具」。

他接著說道：

民主共和國是國家的最高形式，在當代社會條件下逐漸成為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此外也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最後決定性鬥爭發生的國家形式。

然而，恩格斯主張「當（工人階級）成熟到能夠解放自己...，它將會自己組成政黨，投票給自己的代表，而不是資本家的代表了」的同時，他也認為普選權並非工人階級解放的關鍵。（工人階級的解放）無法透過投票決定，而是需要一場衝突：

普選權是測量工人階級成熟度的工具。現今社會普選權不能也永遠無法提供更多，但是這已經足夠。當普選權的溫度計標示出工人已達沸點的那天，他們與資本家都會明白各自的立場。

恩格斯在美國

有哪些國家不像德國那樣，除了工人政黨尚未成型，他們的工人階級運動仍處於起步階段？這肯定是在19世紀最後幾十年的美國。那裡見證了全國工人階級鬥爭的浪潮，美國工人在經濟與政治上，開啟了自我組織的第一步。

對美國社會主義者的建議中，恩格斯強調無論工人階級運動的缺陷，只要它有助於工人階級發展自己的獨立政黨，都應該支持並參與。1886年，紐約中央工會（Central Union New York）為了參與紐約市長的競選，成立紐約區域獨立工黨（Independent Labor Party of New York and Vicinity）。這個剛成立的政黨選擇提倡單一稅制（Single-Tax）的亨利·喬治（Henry George）作為其候選人。 喬治本人並非出身勞工運動，他是一位中產階級的民粹主義者。當時他剛完成抨擊貧窮與不平等問題的《進步與貧困》這本暢銷書。他在書中提倡對土地財產徵收單一稅，認為這是解決社會問題的萬靈丹。選舉競爭激烈，當地統治階級竭盡所能阻止工黨得勝，喬治最終仍以票率31%高居第二。

恩格斯對選舉持肯定態度，即便有些缺陷：

工人階級運動剛起步的國家，關鍵的第一步是勞工組成的獨立政黨，不論作法為何，只要能清楚被辨識為勞工政黨即可。重點是（美國的獨立工黨）這一步與我們預期來得快上許多。該黨的第一個綱領看來糊塗且極度不足，並且選擇亨利作為名義上的領袖，這都是暫時的必要之惡。群眾需要時間與機會進化；除非他們擁有自己的運動（無論形式，只要是他們自身的運動），被迫在錯誤中前進，才能擁有進步的機會。

恩格斯特別批評在美國的德國社會主義者，因為他們將「純粹」的教條與美國勞工運動的短處對立起來。他認為他們應該參與美國勞動騎士團（Knights of Labor）這樣的組織，這是美國第一個真正群眾勞工組織，其支持度在1880年代中期勞工熱潮達到最高峰——儘管其領導人鮑德利（Terence Powderly）反對罷工。他進一步主張，「不應在外部對運動嗤之以鼻，而應從內部展開革命」。恩格斯認為，社會主義者無須自我淹沒在運動之中，也可以做到這點。

我認為我們的實踐已經顯示出：我們無須放棄自身鮮明的立場與組織，也能在整體工人階級運動的每個階段彼此合作。

盧森堡及列寧

儘管列寧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才意識到這點，布爾什維克黨（Bolshevik Party）與德國社會民主黨建構在不同基礎之上。以代表德國工人階級為目標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包含運動中從改良主義者至革命份子等各個政治光譜的成員，但是列寧致力在俄國社會主義運動中，創造一個排除改良主義傾向的政黨。列寧將俄國與西歐社會主義者之間的差異，歸因於俄國社會主義者面臨的非法處境。然而，在實踐上，布爾什維克並不是建立由全體工人階級組成的組織，而是當中最進步、最具革命性的成員。為此列寧與改良主義者孟什維克派（Menshevik）展開堅定的辯論，後者（在合法政黨只能是改良主義政黨的條件下）主張廣大且合法的政黨，並且認為俄國工人無須「畏懼」資產階級。此外，他也認為革命的布爾什維克需要一個屬於自己、組織良好的派系，並在1912年前，排除改良主義者並且成立自己的政黨。

在德國，盧森堡比列寧更加批判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的改良主義性質——僵化、官僚主義以及議會「痴呆症」（cretinism）。

法國、義大利與德國的議會政治路線，為現今機會主義的幻象提供了土壤，例如過度高估社會改革、不同階級和政黨間的合作，以及和平方式發展社會主義等等。

關於革命份子應該如何逼近國家並使用議會，盧森堡清楚地寫道：

為了有效，社會民主黨必須盡可能佔據當前國家內的一切職位，並且侵入各個機關。但是先決條件是這些位置擁有發動階級鬥爭的可能，即對抗資產階級以及其國家的鬥爭。

盧森堡明白社會主義者能在某個國家的議會內取得大多數席次，也不能代表社會主義的勝利。若有必要，統治階級將召集它最信任的國家機器——警察、軍隊、國家官僚與貪腐政客，來對付議會：

在這樣的社會下，代議機構只是形式上民主，實際上仍是為統治階級利益服務的工具。這個道理清楚地顯示在：如果民主政權展露否定其階級性質的傾向，並且轉型成為為大眾實質利益服務的工具時，資產階級與國家代表就將犧牲民主的形式。

這並非理論爭辯的問題，而時常是國際工人運動苦澀的歷史經驗。以智利為例，1973年，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的改良社會主義政府被一場血腥的軍事政變推翻。此外，在許多國家，例如中國、沙烏地阿拉伯與其他國家，資本主義及市場與軍人政權、君主制以及一黨專政攜手合作。民主，即便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在某些案例中也被視為是一種奢望，是統治階級無法承受之重。

盧森堡所屬的政黨，其大多數領導人對於國家與議會的看法，與考茨基一致。對於他們而言，佔據「當前國家」中的「所有職位」，並非摧毀國家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缺乏一個革命政黨，而非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大雜燴」，多數民意代表並未也不會在議會中實踐革命路線，儘管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與其他一小群革命的民意代表確實做到這點。

布爾什維克黨是第一個以革命方式利用選舉的政黨。事實上，布爾什維克黨擺脫改良主義者（孟什維克）而自我組織後，他們便能自在地遵從盧森堡制訂的路線，並且利用議會講台進行革命宣傳與鼓動。

一如德國，俄國並未經歷資產階級革命，並且處於半封建的專制之下。革命份子被迫轉往地下秘密行事，才能逃過迫害、逮捕、流放甚至是處決。

1905年革命期間的群眾起義中，沙皇發布宣言，宣布成立杜馬議會（Duma），作為虛應革命運動的伎倆。然而這並非實際的立法機關，只是可以隨意撤銷的諮詢議會。此外，杜馬的選舉制度賦予大地主更多代表性。布爾什維克呼籲「積極」杯葛第一期杜馬。當革命衰退之際，列寧改變立場並主張社會主義者應參與杜馬。

我們必須（也確實如此做）盡全力組織一個虛假的代議機關的召集。我們這麼做了。但是即便在我們的努力之下，杜馬仍然召開了，那麼我們就不能閃避利用議會的任務。

對於堅持原則，認為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杯葛杜馬的黨員，列寧必須堅決地與他們進行辯論。他主張，在一個已經改變、非革命時刻的社會條件下，杯葛沒有意義：

杯葛作為鬥爭的手段，其目標在於直接推翻舊政權，或者，在最壞的情況下，也就是攻擊力道不足以顛覆政權的時候，將它削弱至無法設立該機構（杜馬）或是無法運作的地步。因此，在大部分的案例中，杯葛如果要成功，需要對舊政權直接進行鬥爭、起義反對以及群眾不服從。

因此，列寧批評「消極」杯葛的想法，也就是放棄選舉與議會，即便運動無法摧毀它們，也拒絕「承認」現存的機構。他並未美化議會工作，而是表示：「既然可惡的反革命將我們逼入這可惡的豬圈裏頭，我們就應該在這裡為了促進革命事業不卑不亢地努力。」

即便如此，列寧明白革命份子應將參與選舉視為活動的一小部分，工作場域與街頭鬥爭遠遠更為重要。

我們不會拒絕加入第二期杜馬的召開（如果有的話）。我們不應拒絕利用這個場域，同時也不能誇大它微不足道的重要性；相反的，歷史提供的經驗指導了我們，應將杜馬中發起的鬥爭，置於罷工與起義等其他鬥爭形式之下。

然而，議會工作包含了什麼？對於政黨而言，是利用競選活動向平常沒有或無法接觸的大眾進行宣傳。對於獲選為代表的黨員，是利用杜馬這個平台散佈宣傳，揭露右翼及自由派資產階級，並且協助在杜馬之外的組織鬥爭。社會主義者的代表可以利用議會豁免權，在杜馬之外進行過去被視為是非法的宣傳。他們可以把杜馬內的發言印在政黨或非政黨報章，這種方式比起其他政黨宣傳，能接觸到更廣泛的聽眾。或者，他們可以利用杜馬的講台，「插話」揭露各種制度對於農民與工人的濫權。不像德國社會民主黨，將議會代表視為黨內明星，布爾什維克要求杜馬內的代表們服從政黨控制，並且視他們為工人階級鬥爭的公僕。

布爾什維克黨採取的基本方法，為1920年共產國際對於選舉與議會的立場，提供了理論支柱。

第三國際

第三國際（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簡稱Comintern）是由布爾什維克黨在1917年成功掌握俄羅斯政權後，於1919年成立。其目的在於建立一個立基於革命原則與革命實踐的新國際工人政黨，即透過領導工人運動來掌握國家權力。其政治信念不只建基於布爾什維克黨的成功掌權，也是出於德國社會民主黨改良主義領導者們對德國革命的背叛。1918年，社會民主黨的改良主義者協助組織了謀殺卡爾·李卜克內西（Karl Leibknecht）和盧森堡的反革命勢力。

第三國際是由列寧與布爾什維克，還有一群其他國家的革命份子所建立，他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獨立於改良主義者之外、革命的新共產黨，在那動盪不安的時代領導人民通往勝利。

1919年，第三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強調社會主義者必須以蘇維埃或工人委員會來取代議會，也就是用工人權力取代虛假的民主。共產國際反覆研究如何建立能夠推翻資產階級民主並以工人民主替代之的共產黨。在整個歐洲，革命運動使這些想法不是遙遠的夢想，而是具有具體的可能性。

然而，新成立的德國共產黨（German Communist Party，KPD）中許多激進的年輕革命份子，將上述想法理解為革命份子在原則上應完全拒絕參與議會，他們缺乏耐心，並且渴望革命性的驟變。「他們支持工人委員會，而且反對議會」，鄧肯·哈拉斯（Duncan Hallas）寫道。

因此，他們必須與議會毫無瓜葛。這麼做卻只讓工人感到困惑：「所有回歸議會形式的鬥爭，已在政治上與歷史上過時了，」一群抵制者們後來表示，「任何策略性與妥協的政策都必須強烈反對。」

從德共幾千名成員的角度來說，議會政治路線當然是過時的；在當時，對更廣大的工人階級激進派也是如此，他們的人數約有數十萬人。然而，對於數百萬名投社民黨的工人而言，議會政治路線顯然仍方興未艾⋯⋯。

1920年，在第三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寧不得不與德國及其他國家的「極左派」鬥爭。列寧認為，議會雖在歷史上已經過時了，但另一方面來說，議會仍有足夠的力量在現實中打敗共產勢力。

議會制「在歷史上已經過時了」。就宣傳意義上來說，這是對的。但是誰都知道，從宣傳到實際戰勝議會制，還有很遠的距離。早在幾十年前，就可以且完全有理由宣布資本主義「在歷史上已經過時了」，但是決不能因此説無須在資本主義的基地上進行長期且頑強的鬥爭⋯⋯

革命無產階級的政黨必須參加議會選舉以及議會講台上的鬥爭⋯⋯當你們還無力解散資產階級議會以及其他任何類型的反動機構的時候，你們就應該在這些機構內部工作，正是因為在那裡還有受神父愚弄的、因身處窮鄉僻壤而閉塞無知的工人；不然，你們就有成為空談家的危險。

在第三國際關於議會的辯論中，列寧的主要對手是義大利的代表博爾迪加（Bordiga），後者認為「俄國革命的戰術經驗無法輸出至其他資產階級民主已運作多年的國家」。根據博爾迪加的說法，任何參與議會的行為都包含著過分重視選舉和浪費寶貴時間的「雙重危險」。事實上，博爾迪加認為，戰前社會主義政黨的議會痴呆症，是社會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中的革命份子亦然）在選舉舞台上所唯一可能擁有的經驗。

「你說議會是資產階級藉以欺騙群眾的工具」，列寧答覆博爾迪加道，

但這個論點將會回頭打擊到你自己，而且它確實反對了你的論點。你如何向被資產階級欺騙的、真正落後的群眾揭示議會的真正性質？若你不進入議會、繼續留在議會外面，你如何揭露各種議會的伎倆或者各黨派的立場？

若你說，「工人們，我們還太弱了，以至於無法組成一個要求議會內的成員遵從自己的政黨。」那麼，工人將會放棄你，因為他們會問自己，「我們如何在這種懦夫的領導之下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對規模較小且持續分裂的英國革命運動，列寧提出了一個不同的論點。他認為得到工會支持的工黨，和德國社民黨一樣是不折不扣的改良主義者，因此列寧認為工黨在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工人政黨」。他鼓勵英國的各個革命團體團結起來組織單一的共產黨，但他也要求他們加入工黨，並根據哈拉斯的說法，「繼續為其內部的革命政治而奮鬥」。列寧認為，為了超越工黨的改良主義，工人必須經歷過工黨執政期。因此，革命者需要與大多數工人站在一起（後者把工黨看成「屬於他們」的黨，並在選舉中給予工黨關鍵的支持），並贏得工人參與共產主義的政治目標。（列寧也趕緊補充道，除非共產黨人在工黨裡頭能夠擁有充分的自由，成立自己的獨立組織並發行自己的刊物，才能在工黨裡頭工作。）

既然英國多數工人現在還跟著英國的克倫斯基（Alexander Kerensky）或謝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之流，既然他們還沒有獲得與這批人組成的政府打交道的經驗，而俄國和德國的工人之所以大批轉向共產主義，正是因為獲得了這種經驗，那麼毫無疑義，由此應該得出結論說，英國共產主義者必須參加議會活動，必須從議會內部幫助工人群眾在事實上認清韓德遜（Arthur Henderson）和斯諾登（Philip Snowden）政府所造成的結果，必須幫助韓德遜和斯諾登之流去戰勝聯合起來的勞合·喬治（Lloyd George）和邱吉爾。不這樣做，就會增加革命事業的困難，因為工人階級多數人的觀點如果不轉變，進行革命是不可能的，而要實現這種轉變，必須由群眾取得政治經驗，單靠宣傳是永遠不能奏效的。

由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起草的第三國際〈共產黨與議會制問題〉一文，總結了俄國與其他國家革命社會主義者數十年的經驗，概述了革命者對議會和選舉問題的普遍看法：

共產主義拒絕將議會政治路線看成未來社會的可能形式⋯⋯它拒絕接受長期接管議會的可能；其目標在於摧毀議會制。因此，唯一可能的說法就是利用資產階級國家機構來摧毀議會制。這個問題只能夠單單在這個意義上被提出。

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最重要的鬥爭方式，就是透過群眾行動去反對資產階級的國家權力。

議會中的活動主要包含議會講台上的革命性鼓動，揭露對手與群眾之間意識型態的統一。群眾（特別是在落後地區）仍對民主幻象有所偏愛，並殷切盼望著議會的講台。（議會中的）工作必須完全服從於議會外頭群眾鬥爭的目標和任務。

美國革命者與選舉

羅莎·盧森堡在與伯恩斯坦的著名辯論中指出：

那些支持立法改革方案而非爭取政治權力和社會革命的人們，並沒有真正選擇一條更安寧、更平緩的道路來實現與後者相同的目標，而是選擇了與後者不同的目標。他們沒有採取建立新社會的立場，而是採取了對舊社會進行表面上改造的立場。

近代的改良主義已經墮落到比伯恩斯坦更低劣的程度。許多曾經支持經典改革主義觀點（盧森堡曾出色地串起此一觀點）的許多歐洲社會民主政黨現在認為，在今日的「全球化」經濟與史達林主義崩解以來，社會主義已不再可能。我們現在最多只能修補體系，使之更加人性化。雖然修補體系一直是改良主義的真正實踐，但它現在更公開宣稱社會主義是不可能達成的目標。

正如盧森堡所指出，辯論並非關乎社會主義者是否要支持改良，或者社會主義者是否該背棄選舉制度。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為所有改善資本主義下工人生活條件的改革措施而鬥爭，我們也要給予工人爭取更多改革的信心。但任何真正的改革鬥爭都需要努力去實踐。改良派告訴工人只要坐在那裡仰賴選出來的官員就好，如此一來，改良派削弱並且取消了使真正改革成為可能、並讓工人階級有意識地在組織和政治上推翻資本主義的階級鬥爭。

美國在歷史上一直被資產階級和兩黨制度所支配，它們排除了第三勢力甚至勞工或社會民主的另類方案。此外，有組織的革命社會主義團體仍勢單力薄，甚至不考慮推出他們自己的候選人。社會主義者往往發現自己就算沒有陷入民主黨的漩渦之中，也往往主張某種本質上消極的論點：社會主義者應與兩個資本主義政黨無關。這通常代表，那些尋求真正變革的人被迫得對總統大選袖手旁觀。

但正如恩格斯在1880年代關於美國的討論那樣，有些時候，當工人階級短暫有著第三勢力替代方案的時候，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主義者至少可以對兩個主要的資產階級政黨發起抗議，呼籲工人階級以選票抵制，希望能夠打破兩黨制，並為獨立的工人階級政治創造機會。

不論前方還有什麼挑戰，在處理美國的選舉問題時，社會主義者必須謹記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的總結：

要在還沒有條件進行直接的、公開的、真正群眾性的、真正革命的鬥爭的時候，善於做一個革命家，要在非革命的、有時簡直是反動的機構中，在非革命的環境裡，在不能立刻了解必須採取革命的行動方法的群眾中，善於捍衛革命的利益（通過宣傳、鼓動和組織），那就困難得多，因而也可貴得多。善於找到、善於探索到和正確判定能夠引導群眾去作真正的、決定性的、最後的偉大革命鬥爭的具體道路或事變的特殊轉變關頭──這就是西歐和美國目前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