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孫窮理
由知名女星娜塔莉‧波曼（Natalie Portman）所主演的電影《黑天鵝》，在豐厚票房以及獎項包裝下，潛藏一隻黑心的天鵝。 （圖片來源）
2010年12月，由媒體大亨梅鐸（Rupert Murdoch）所經營的二十一世紀福斯公司（Twenty-First Century Fox, Inc.），旗下的子公司「福斯探照燈影業」（Fox Searchlight Pictures）發行了由好萊塢知名影星娜塔莉‧波曼（Natalie Portman）擔綱主演的電影 —《黑天鵝》（Black Swan）。以芭蕾舞劇天鵝湖中的黑白天鵝，刻畫了舞者內心的黑暗面。《黑天鵝》一片獲得了當年度奧斯卡獎的6項提名，並奪得最佳女主角大獎。同時，影片結算的全球票房收入高達3億2千多萬美元，相較於1千5百萬美元的拍片成本，淨賺超過3億美元，可謂是名利雙收。
然而，隱藏在光鮮亮麗的成績之中，這隻天鵝不僅羽毛是黑的，更是一隻貨真價實的黑心天鵝。艾瑞克‧格拉特（Eric Glatt）和亞歷山大‧福特曼（Alexander Footman）兩位《黑天鵝》劇組的實習生，在2011年向法院提告，控告福斯公司違法使用無薪實習生。艾瑞克‧格拉特表示，2010年，他在《黑天鵝》拍攝現場工作了幾百個小時，寫訂購單、做試算表、訂餐點、跑腿等工作，不僅沒有拿到半毛錢，公司也沒有安排任何在職訓練，以及後續的工作機會。當時，跟格拉特他們一樣的實習生一共有20幾位。他認為，實習內容不具備「雙贏」成分，雇主不過單純是拿他們當免錢的勞動力。
新自由主義推動勞動彈性化為背景
自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主張新自由主義的政治人物和經濟學家們，大力推動更靈活、更少保護的勞動力市場，藉此增加企業獲利，以刺激經濟的停滯。然而，靈活、彈性對於工人來說，代表的是更不穩定的就業，日漸減少的收入。《實習共和國》（Intern Nation）一書作者羅斯‧培林（Ross Perlin）痛批，企業透過將正式工作轉變為不支薪的實習名額，以「提供機會」為名，實質上就是「竊取薪資」。他估計，每年全美企業透過無薪實習省下人事費用高達20億美元。
美國政府責任署（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GAO）[1]在2000年的一份報告指出，契約工、臨時工、承攬業務的自營作業者、兼職工作者，總共加起來人數已經佔美國勞動力近30%。這種就業不穩定的狀況，隨著2008金融危機爆發而加劇。根據一項研究，在2007年至2009年間，25至54歲的工人離職率上升了33%，取而代之的是非典型就業。2010年美國勞工部統計，美國企業為了減少員工福利的支出，將高達30%的常態正式員工，轉為獨立承包商。（相關剪報）
培林認為，大量使用實習生的趨勢起源於上個世紀70、80年代，傳統的全職工作逐漸拆解為彈性、臨時性的工作。雇主也很快認知到透過兼職雇員、工作外包以及臨時工等方式，一方面能減少人事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工人籌組工會。（相關剪報）根據資料顯示，美國工人加入工會的比率，在1950年代達到近35%的高峰，如今只剩下11.8%。（相關剪報）在面對資方企圖以上述勞動彈性化手段以增加獲利時，工會的集體協商力量是勞工的屏障，但越來越多勞工失去了工會的保護。
高失業率打造實習大軍 苦學生 爽企業
2012年美國的整體失業率約為8%（2008年金融危機前低於5%）（資料來源），但同時間，24歲以下的大學畢業生失業率卻為9.4%，是1985年有紀錄以來的新高。（相關剪報）失業的壓力，迫使美國青年主動尋求實習機會，以增加求職籌碼。根據「全美大學和雇主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and Employers，簡稱NACE）[2]數據顯示，1992年17%的大學畢業生至少擁有過一次實習經驗（不論有償或無償）。而到了2008年的金融海嘯之前，比例已經成長到50%。（相關剪報）在近年來，受到金融海嘯衝擊，美國經濟蕭條，失業率攀升等影響，有實習經驗的畢業生比例已經快速攀升到75%。（相關剪報）然而，根據諮詢研究機構InternBridge[3]所提供的資料，每年美國企業提供上百萬個實習名額，但其中約半數都沒有支薪（相關剪報）。
根據InternBridge調查，70%的大學生會以支付學分費的方式，將實習工作轉變為學分（需符合系所課程規定），然而，學分費又是另一個沈重負擔。舉例來說，喬治城大學每學分（per credit hour）平均收費1,705美元，威廉瑪麗學院（William & Mary）每學分收費286元，外州學生則為985元。（相關剪報）學分費加上實習時需要自行支付的通勤費、住宿費等等，已經不僅是無償實習，反而更像是「付費實習」。
無薪實習 不見得有好處
NACE三年來針對畢業班學生調查，詢問那些已經找到工作的人，是否具備無薪或有薪實習的經驗。三年下來得出的結論是：無薪實習無助於求職。2013年2月至4月，NACE針對9,200多位大四畢業生做的調查結果顯示，63.1%有薪實習的學生已經收到至少一份聘書。而無薪實習的學生中只有37%收到聘書，和從來沒有實習經驗的學生的35.2%相比，只多出了1.8%，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如果將找到工作的薪資納入比較，沒有實習經驗的人所拿的錢，甚至比無薪實習經驗的人更多。（相關剪報）
根據美國《The Atlantic》雜誌的報導，InternBridge一份未公開的資料中顯示，2012年他們調查了1萬1千多位大學二年級以上的學生，其中有薪實習的人獲得工作的比例為36%，無薪實習則為17%。如果僅針對大四學生調查，獲得工作的比率可能全面提高，但有薪跟無薪實習獲得工作的比例為2比1，這個結果倒是和NACE的結論近似。（相關剪報）
無薪實習的就業狀況是否受到學生主修科目影響？NACE製作了一份圖表，將學生的主修科目以財務、商業、傳播、工程、英語、政治社科、心理等作為區分。最終呈現出來的狀況，仍舊以有薪實習的人明顯領先，無薪實習跟沒有實習經驗兩者的差距不大。
那麼，有沒有可能是有薪實習的學生，在校成績比無薪實習的學生要好？《The Atlantic》雜誌引用InternBridge的內部資料，列出兩者的成績平均積點（Grade Point Average，簡稱GPA），從圖中可以看出，兩者的GPA分佈狀況大致相同。（相關剪報）
這些數據還有許多解讀的空間，但已經可以挑戰「無薪實習有助於累積就業競爭力」的說法。就算真有部分的無薪實習機會對累積個人資歷有幫助，但能夠接受無薪實習條件的人，大部分屬於家境較好的一群。他們不必藉由自己的勞動賺取生活費以及學費，可以拿來交換「實習經驗」，所以無薪實習也可能會進一步擴大社會上的貧富差距。
無薪實習 還有很多壞處
對企業來說，既然付出了人事成本，也就會規劃讓有薪實習生從事較為重要的工作內容，為企業賺取利潤。據NACE資料顯示，多數無薪實習生被交付的是文書、簡單的行政、打雜跑腿等工作；而有薪的實習生則有更多機會接觸專業領域，累積經驗與能力。同時，接受過無薪實習的學生，畢業後找到工作的薪資，也比接受有薪實習的學生還低。
當企業大量將低技術性、彈性的工作轉為無薪實習內容時，將在勞動力市場上產生排擠效應，每多一個人接受無薪實習，就會少了一個給薪的工作機會。這將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因為工作難找，所以接受無薪實習；企業因為有無薪實習生可以用，減少了開出來的職缺，進一步又造成失業率攀升。即便是有薪實習，實習的勞動條件也會低於正式的雇員。
《時代》雜誌曾報導：過去3年來，越來越多雇主向勞資律師事務所諮詢「如何透過合法引進低／無薪實習工作以降低勞動成本」。近年也有「前實習生」，出面指控迪士尼（Disney）大量招用在校實習生，用完再補進，以取代原本薪酬可觀的正式員工，因此，「年輕人和他們的父母一直在為全球五百大企業提供勞動力補貼。」（相關剪報）
除此之外，實習生的法律權益也是一個重要問題。如果實習生不被視為企業雇用的員工，那麼也就無法適用各種約束勞資關係的法律。美國俄勒岡州議會，在今年5月投票通過將實習生納入職場權益保護範圍。在此之前，實習生一旦遭遇諸如職場性騷擾、就業歧視、職業傷害等等狀況，甚至沒有辦法以勞工身份主張其權利。（相關剪報）。
無薪實習問題這麼多，但對於美國的企業來說，難道可以不受限制地招收無薪實習生嗎？
利字在中間 法律限制擺一邊
美國政府根據1938年通過的《公平勞動基準法案》（Fair Labor Standards Act）有法定基本工資，目前聯邦規定的基本工資是每小時7.25美元，各州自訂的標準在每小時5.15美元至9.19美元不等。原則上所有工作，只要判定為僱佣關係，就需支付基本工資。法案中排除了非營利組織以及政府部門的實習（這些部分有機會再談）。營利事業需完全符合美國勞工部所列出的以下6項檢核標準，才可以招收無薪實習生：（相關剪報）。
1. 實習要類似於教育環境下所給予的訓練。
2. 以實習生的利益為依歸。
3. 實習生不會取代支薪勞工。
4. 雇主不會因為實習生的工作而獲利，有時可能還會對營運造成實質上的阻礙。
5. 不保證實習結束會得到工作機會。
6. 實習生與雇主同時都瞭解不支薪的情況。
我們可以想像到，絕大部分的無薪實習恐怕都無法完全符合上述條件。雖然美國勞工部和各州的司法單位也多次表示重視違法實習的問題。然而，如果不能夠全面規定實習一定要給付工資（例如法國規定2個月以上的實習都要給付基本工資），或是乾脆禁止實習，那麼就只能依靠實習生自發的抵抗或提告。
小蝦米初勝黑天鵝
2013年6月11日，聯邦法官威廉‧波利（William H. Pauley III）判決，福斯公司招募實習生參與拍攝《黑天鵝》的工作，不支付薪資，違反聯邦跟紐約州最低工資的法律規定。波利法官指出，實習生的工作內容包括整理文件、影印、訂午餐跟接聽電話，和支薪員工一樣，然後只有獲得非常少的學習資源。他最後裁定，原告格拉特等人是受僱的勞工，應受最低工資保障。
「大老闆們總是認為，『如果我稱呼一個人為實習生，我就不用付他薪水』。希望這起官司能衝擊他們的思維」格拉特說。「其次，向那些將大量免費勞動力送進市場的大專院校傳遞一個訊息-這是違法的」
對企業來說，在訴訟中通常會以在這一組關係中，判定誰是「主要受益人」（primary beneficiary）做為辯解的方式，他們宣稱在實習過程中，實習生獲得更多的好處，所以不需支付薪資。這樣的說法，確實獲得一些判決的支持，然而波利法官指出，「主要受益人」的辯護，太主觀且難以捉摸，也不具備正式的法律效力。他認為，應該要把重點放在，企業是否從實習生的工作當中獲得直接的好處。許多雇主嘗試以「獲得學分」來合理化無薪實習。在這起判決中，波利法官也明確指出，學生透過實習取得學分不代表無薪實習必然合法（相關剪報）。
因為這起官司屬於集體訴訟，所以其他的《黑天鵝》實習生，也可能透過判決來討回薪資。雖然實習生們贏了第一回合，但黑心的天鵝並不會就此罷休。目前福斯公司已經提出上訴，並獲得受理。預計司法程序將還要繼續走下去。
控告！實習生的逆襲
對於大部分實習生來說，多半缺乏和企業對抗並爭取合理待遇的能力與資源，也會存著息事寧人的心態，所以許多違法實習並不會引發勞資爭議。出面控告福斯公司的《黑天鵝》前劇組實習生格拉特，也不是什麼社會新鮮人，而是具有MBA跟國際管理碩士學位的41歲大叔，為了想進電影圈工作而實習。相較之下，格拉特比起一般的實習生，更有反抗的能力與條件（相關剪報）。
即便如此，美國近幾年來還是陸續傳出實習生提告的案例。2012年2月，一位時尚雜誌《Harper's Bazaar》的前實習生控告雜誌社。她表示，實習期間每週都無薪工作40至55小時。去年7月，一位聯邦法官判決原告可以結合2009年2月以來的其他無薪實習生，從事集體訴訟。今年5月，服裝設計師Norma Kamali也遭到前實習生控告無薪工作。實習生表示，她花了三個星期，每星期工作40小時，然後只拿到3張捷運卡做為報酬。Norma Kamali則聲稱，這是無薪的「學徒」工作（相關剪報）。
（搾乾你所有的剩餘價值！惡質資方的典範。引自知名漫畫《聖鬥士星矢》）
隨著訴訟的增加，美國一些法律顧問公司也開始建議資方，不要任意招募無薪實習，應該支付基本工資。也有聲音指出，這樣下去企業也許會開始取消實習的計畫，以致於需要實習的學生找不到機會。然而，這樣的說法是一個悖論，理論上，會因為訴訟而取消的，多半屬於違法的「假實習」。假實習減少了，企業無法將人力需求輕易轉嫁給實習生，就應該會開出給薪的職缺，增加市場上的工作機會。所以減少假實習，有助於增加就業跟提高勞工薪資。
組織起來 爭取權益
反抗的行動不僅止於採取法律訴訟，許多人意識到採取集體行動的重要性。今年五月，兩名紐約大學大二學生Christina Isnardi和Rachel Whitbeck，發起了一場連署行動，要求校方關閉張貼無薪實習廣告的校內網站，短短數天內就收到上千名學生加入（相關剪報）。
23歲的青年Mikey Franklin在2012年籌組了「薪資公平運動」組織（Fair Pay Campaign），他計畫尋求更多人加入，一起組織紐約、洛杉磯等大城市的實習生。同時他也努力和工會接觸，爭取支持。一些工會領袖們正逐漸意識到該運動的發展潛力。Franklin表示，接下來打算對白宮施壓，希望能結束白宮長期以來的無薪實習模式（相關剪報）。
而「實習生勞動權益」（Intern Labor Rights）總部位於紐約，是一個由佔領華爾街運動（Occupy Wall Street）所催生出的團體。目前他們正在進行跨國的串連，試圖和各國關注實習生勞動權益的團體合作，以爭取更加公平的實習環境（相關剪報）。
反觀台灣：剝削從沒少
目前台灣的法令中，並未規定「實習」的要件。因此也就沒有實習是否合法的問題。主要的爭議在於，實習生與企業間是否為僱傭關係？而僱傭關係的判定，實務上多以「人格的從屬」（資方是否指揮監督勞方）、「經濟的從屬」（勞務是否有對價關係）以及「組織的從屬」（是否適用公司的管理與制度）三方面來判定。
對於企業招募實習生，如果是「培訓」的性質，自然沒有問題。但如果實習生提供具體的勞務，就可能被認定為僱傭關係，實習生的權利、義務和福利都得依照《勞基法》的規定，當然也需適用基本工資。
目前為止，或許部分受惠於法律上的保障。除了偶爾有公司公開招募無薪實習；或是僅支付津貼，但工作內容與正式員工無異的低薪實習，經媒體披露引起爭議外，無薪實習的現象在台灣目前並未如美國般普遍。
然而，台灣的青年仍受到各種管道的剝削。政府數年前提出的22k方案，全面壓低首次就業者的起薪。政府允許的無薪假，更讓台灣老闆可以輕易地調整生產線人力，不需多付出成本。勞動彈性化浪潮，正職工作迅速轉變為不穩定的兼職、計時、派遣、外包。技職體系氾濫的建教生制度，讓學生負擔正式員工的工作量（甚至更多），卻只能領取低於基本工資的生活津貼。據行政院主計處資料顯示，2012年的大學畢業生起薪為新台幣2萬6722元，比14年前還少了740元。而消費者物價指數跟14年前相比，上漲了約16%。實質薪資可說是倒退了近2成。
或許有人會說，這是大環境經濟狀況不佳所致。然而，同樣根據主計處資料，從1999年至2012年這14年來，台灣經濟的平均年成長率高達4%。即便受金融風暴牽連，但2008年以來，也只有2009年為負1.8%，其他每一年都是正成長，2010年甚至高達10.76%。如此高度的經濟成長，對照不斷縮水的薪資。若不是主計處數據嚴重出錯，就是經濟成長的成果並未分享給勞工階級。
鬥爭要有力 組織得繼續
青年勞動者得團結起來，爭取自己的權益。（攝影：孫窮理）《黑天鵝》一片大賺3億美元，梅鐸的媒體帝國年營收更高達350億美元，但福斯公司仍然大量招收無薪實習生，即便敗訴也不願支付薪資。從這些案例我們可以看到，不論資方賺錢多寡，無所不用其極地壓低員工的薪資福利，以賺取更多的利潤。是各國資本家共通的作法。其中，年輕人因為其便宜耐操好用的特質，更是企業利用搾取的好對象。
台灣的青年勞工組織工作，受限於勞動彈性化，以及欠缺勞動意識的整體社會氣氛，一直以來困難重重。近年來前有「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後有「台灣大學工會」，都是以青年為主體的組織行動，嘗試突破上述困境。而勞資之間的角力、鬥爭，勞方除了透過法律訴訟作為武器之外，必須透過團結起來行動以改變制度和結構。這也是要抵抗青年貧窮化，無可取代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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