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於2007年出版的《恐怖份子裝配線》一書中，作者普爾以「同性戀國族主義」解釋追求被國家接納的同志如何在九一一後與美國反恐戰爭接合，排除了穆斯林與種族化的少數族群。時至今日，歐洲政壇不乏公開同志身份的政治人物，支持右翼的反移民政策。普爾的著作也指出同性戀國族主義之下產生的「同志友好」經濟，背後其實蘊含西方國家人權宣傳以及對於穆斯林的歧視。今日，重返普爾的《恐怖份子裝配線》仍有其意義，因為它再次提醒著我們：當主流同志平權運動追求被納入體制保障的同時，究竟有哪些更加邊緣的性少數族群被排除在外？
原文標題"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omonationalism"，刊載於季刊「Social Text Online」。
2007年，《恐怖份子裝配線》（Terrorist Assemblages）出版後，整個世界看起來都不一樣了。在這本獨闢蹊徑的書中，普爾（Jasbir Puar）十分詳盡地闡述了酷兒性與伊斯蘭恐懼－國族主義（Islamophobic nationalism）之間的關聯，而這一關聯性方才成為新奇的現象。普爾聚焦同志政治與九一一後美國國族主義的交集，《恐怖份子裝配線》一書強調將排外性國家作為當代關注男性他者的主要能指（signifier）；後者厭女且仇外，更是西方文明的敵人。更具體地說，普爾以「共謀」（collusions）一詞討論了美國國族主義跟酷兒性政治的相遇，由此形成了同性戀國族主義。為此，普爾使用「同性戀國族主義」（homonationalism）一詞，說明美國國族主義框架下的同志權益動員，不只是在對抗穆斯林與種族化的他者，更是將「同性戀正典性（homonormativity）」（也就是被馴化的同性戀政治）整合到美國反恐戰爭的政治議程中。正如普爾所說：同性戀國族主義是一種「試圖將美國國內的同性戀者與酷兒與種族及性別上的他者分離，並將同性戀與美國國族主義勾結在一起的話語策略。這種勾結是由愛國主義吸納的國家修辭學，以及同志與酷兒主體本身所產生的。」（恐怖份子裝配線，頁39）普爾的書使人們關注美國作為例外國家以及例外主義（exceptionalism）如何以各種方式吸納同志運動的重要部門。因此，普爾不只是認為同性戀國族主義是國族主義對同志運動的工具化或者戰略性利用，她更點出了酷兒運動的積極參與及責任，也（有意無意地）支持著這種新的種族主義構造。
自從普爾的書出版以來，如皮姆·佛杜恩（Pim Fortuyn，荷蘭的同志政治人物，曾稱穆斯林是「退步的文化」，主張對穆斯林移民關閉邊界）、海爾特·懷爾德斯（Geert Wilders，荷蘭國族主義右翼政黨的黨魁）等恐伊斯蘭卻公開支持同志的政客的存在，多少已經成為常態（在兩千年初期，他們仍顯得相對突出）。放眼整個西方世界，著名的同志知識份子、政客與藝術家，如今都支持並與政治圈中最保守、反動的邊緣勢力結盟，並且打著同志權益的名號反穆斯林與反種族化少數群體。例如弗洛里安·費爾伯特（Florian Philippot，法國「民族陣線」2012至2017年的副主席）本身就是同志；直到2017年前，他是勒龐（Marine Le Pen）之政黨「民族陣線」（National Front）形象重塑的操盤手。記者米羅·雅諾波魯斯（Milo Yiannopoulos）既是同志，更是川普和白人至上主義者最堅定的支持者之一；同樣也是同志的還有德國極右翼黨派另類選擇黨（AfD）的共同領導者愛麗絲·魏德爾（Alice Weidel）。
普爾的書對於理解上述現象非常重要。她的成就在於清楚闡明影響酷兒政治的變化，這些變化貫串九零年代至兩千年後；這些年來，酷兒主體慢慢地被同化至國族主義計劃（以家庭和軍隊為中心）裡頭。普爾敏銳地指出：同性戀不再是死亡的象徵（就如八零到九零年代初期的愛滋病危機時那樣），而是生命甚至繁殖的象徵（許多國家都已滿足了同性婚姻與收養的要求）。然而，同志的「正典化」卻是在反對被種族化的主體的情況下發生的。雖然這些轉變意味著同志們現在可以認同國家，但被種族化的少數群體卻越來越不可能被國家所承認，而後者宛如最醒目的非國民（non-nationals）。
就此意義而言，上述那些公開其同志身份的人士在近年的極右派政治組織中取得領導地位，這樣的現象清楚地證明普爾的說法：同性戀國族主義已經成為一個新政治時代的里程碑。然而，普爾也堅稱，同性戀國族主義「並不只是同性戀種族主義（gay racism）的同義詞，也不只是讓保守政治想像可以挪用同志認同的另一種途徑。」在她來看，「同性戀國族主義是現代性的一個特點⋯⋯同時也是一項歷史性的轉折，標誌著（某些）同性戀身體的納入值得民族國家保護，也是國家、資本主義與性／別關係的根本且基礎的重新調整。」（頁23）
我一直對普爾將同性戀國族主義視為涉及國家與資本主義的普遍性重組過程的病癥感到好奇。普爾在解釋同性戀國族主義如何意味著資本積累水準上發生的變化時，將它稱之為「新自由主義妥協式的經濟結構」（neoliberal accommodationist economic structure）。這樣的經濟結構產生了「各種族群與少數群體的利基行銷，並使之正典化。例如，基於同志友好與非同志友好旅遊地之間的論述區別所形成的同志旅遊業。」換言之，同志權益已經被吸納到她所謂的「人權產業複合體」（human rights industrial complex）之中，這種複合體透過將西方國家看作人權資優生、非西方（讀作「穆斯林」）國家作為前者之敵的背景而得以運作。
在我寫的《以女權之名：女權國族主義的崛起》（In the Name of Women’s Rights: The Rise of Femonationalism）一書中，我分析了女性主義與反伊斯蘭政治在歐洲的匯流（我稱之為「女權國族主義」）。我特別關注支撐這股匯流的經濟邏輯。我認為，因為對「女權產業複合體」（women rights industrial complex）的分析缺乏政治經濟的觀點，導致我們無法理解國族主義者對穆斯林婦女看似「仁慈」態度背後的實質意涵。我擔憂的是將上述這種態度或者拯救敘事看做純粹的虛偽，或更糟糕地認為：對這些婦女命運真誠但扭曲的關注，也純屬虛構。透過揭開上述穆斯林婦女的案例中被動員的「救援敘事」背後的經濟利益，我們才看到這些國族主義者帶有多麽深刻的種族主義。國族主義者與新自由主義者願意容忍並聲稱關心這些女性，是因為後者對照顧經濟（care economy）而言非常有用。換言之，她們具有社會性的再生產性。
當普爾指出新自由主義將同志空間重新配置為消費利基時（我們在西爾瑪·比爾蓋［Sirma Bilge］的作品中也發現了這一點），我認為她正在強調某些對於同性戀國族主義可能之經濟條件非常重要的東西。不過，我也認為這些術語仍有大大不足之處。為了解釋為何「同志權利產業複合體」能為極右翼種族主義組織的利益服務（在立法層次上，這種組織極度恐同，且對同志權益抱持高度敵意），我們還必須解釋新自由主義下勞動力結構性重整所產生的變化。同志之所以能成為恐同種族主義黨派的政治領袖，是否與福特主義崩潰所造成的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想像轉變有關呢？如果泰勒主義與福特主義強化了與產業工人連結在一起的男性氣質的強烈形象，在後工業的新景觀中，新自由主義又對性別角色與性別刻板印象發揮了什麼作用？反過來說，這些概念又如何影響了全球新自由主義時代裡的性別想像呢？在我看來，這些都是繼續採用同性戀國族主義時提出的問題。普爾非常正確地主張：同性戀國族主義其實是一種「權力分析」與「持續過程」。我們或許能跟隨凱文·弗洛伊德（Kevin Floyd）對資本主義不同階段的酷兒生活的重建，我們能夠對使此種現象在今日如此廣泛的物質動力進行更深入的分析，並且藉此延續普爾對同性戀國族主義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