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飄零的花與無根的草】系列五 工人未出頭：楊青矗「工人小說」中的勞動階序

工字不出頭，出頭便入土。 ──民間俗諺

陸敏成在某家大型工廠擔任電氣技工，五年前，公司開始實施工作評價的分等，按照等級來發放薪資。照理說，工作評價的評等應該以工人的技術程度為準，但實際上，因為評價的決策權集中在少數主管身上，與主管關係好的工人往往可以得到較高等級的評價，而缺乏這層關係的，就只好成為工廠中的「低等人」。陸敏成認為自己的技術不差，卻只得到技術工人中最低的五等；他的同事張永坤因為年資久，本來是全廠數一數二的高薪工人，評價後僅為九等，而同張一樣工作的，有評十二等的。

五年來兩人憤憤不平，多次向課長反應皆沒有結果，於是張永坤對工作採取消極的態度，能拖就拖、以沉默的怠工來表示抗議，他打定主意混到退休，一副領多少薪水就做多少工作的姿態，「評多少在他的手裏，做多少在我的手裏」。而陸敏成則很挫折，他婚後為了充實自己，讀高工夜間部畢業後又考上大學夜間部的機械系，原本期盼的是學歷能夠讓他往上晉升，無奈孩子接連出生很花錢、連妻子婚前積蓄的私房錢都已經貼光，只好放棄學業：

現實就是那麼冷酷；大學的學府高在天堂，高在雲際，考上了，沒有錢的翅膀可飛不上去。他開始恨上司給他薪水太低，如果給十等的，一個月能多拿一千八百不就解決了問題？不管五年夜間大學能學多少，混一張文憑出來就是職員。職員薪水高待遇好；也可升主管、課長、組長，往上一直爬；而工人永遠永遠就是工人。

最後，陸敏成不願將自己的歲月耗費在無升遷希望的工廠，於是辭去工作，打算專心投入在家中開設的電器行生意。

上面這個故事出自楊青矗的小說作品〈工等五等〉。楊青矗原名楊和雄，1940年出生於台南七股，11歲時舉家遷居高雄市。楊父在中油高雄煉油廠擔任消防員，1961年的清明節那天，因光隆號油輪爆炸案而殉職；楊青矗隨後也進入位於後勁的煉油廠，擔任宏南宿舍區倉庫的物資保管，1967年發表第一篇小說作品。1970至74年間，楊青矗完成他第一批以工廠勞動者為主角的作品，陸續發表在報刊上，這些作品獲得了不少迴響，1975年首度集結成《工廠人》出版，從此楊被加上了「工廠小說家」的稱號；〈工等五等〉即是上述系列作品中最早發表的，後來亦收錄成為《工廠人》的第一篇小說。楊因為喜好寫作文章，1970年代後期被公司調去參與撰寫煉油廠廠史。

一、

《工廠人》的系列作品，主題聚焦在工人的工作評等，以及工廠編制外的臨時工等議題。在楊青矗的筆下，工作評價的評等制度、以及管理階層與基層員工之間的階序差距，就像是巨大的幽靈籠罩在工廠上空，無時不刻對勞工的行為產生著影響。這其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大約就是〈低等人〉。

董粗樹在宏興公司的宿舍宏興新村收垃圾，30年來每天拖著垃圾車挨戶清除每家門口的垃圾箱，他是臨時工，不能和正工一樣搭交通車上下班，即使查票人員通融，他整天跟垃圾混在一起的味道也惹人嫌棄，乾脆每天來回各走二個鐘頭的路從家裡往返宏興新村。粗樹伯今年65歲，他看著出生長大的年輕課長數落他動作慢，要他明天不用來上班，按規定他也該退休了，但臨時工沒有年資、也就沒有退休金。粗樹伯家中僅有九十多歲的老父、別無其他親人，他接到解僱通知後，深感失去工作後將無以維生、更別說奉養老父，於是打定主意在最後的一個月中，想辦法讓自己因公殉職，這樣家屬還能拿到撫恤金，他的老父就會有一筆錢來維持生活。

經過一番折騰，他所設想的方法都沒有成功，反而是在離職前的最後幾天，他同樣拉著垃圾車在宿舍區行走，忽然後面疾駛而來一輛轎車，此時垃圾車因為車輪壓到石頭而傾斜，他靈機一動，順勢連人帶車翻倒在路中央，就這樣被總工程師的轎車撞擊而亡。那是粗樹伯一生所做的最成功的一次，「粗樹伯在逐漸昏迷中綻開一絲痛苦的微笑。」

董明山把粗樹伯的死訊告訴他父親時，老人家昏厥過去。被叫醒後雙手亂摸著站起來哈哈大笑。

「我的粗樹高升了，他一生最希望的是能升正工。他升了，他升了，哈哈，哈，他升了！」

作為一名臨時工，董粗樹唯一能和正工被相提並論的時刻，就是「因公殉職」。

二、

面對廠內由少數管理階層把持的工作評價等級畫分，對於基層工人來說，既然「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就有關係」，則有些工人就會想盡辦法也要拉關係，以使得自己在評價制度中能夠得到較好的等級畫分。但如果沒搞清楚對象與方法，卻也可能會弄巧成拙。

以〈升〉這個故事來說，描寫的是坤煌機械廠的林天明，幹了16年的臨時工，每次去妻子的娘家，岳父母總要問問「升了沒有？」好不容易跟總管理師一家人打好關係，透過總管理師的批文得以補升正工，他興奮地買了一條長壽菸，逢人就請人吃一支，「他要全廠的人都知道：他林天明升了，升了！不再是無法翻身的臨時工。」他跑去告訴正辛苦工作磨鐵鏽的妻子阿花，阿花聽到之後「眼眶貯滿淚水，夕陽一照，晶瑩閃爍。」

林天明以為應該包一個紅包給總管理師當謝禮，於是跟親戚鄰居借了一大筆錢，放在禮盒中拿去總管理師家。想不到總管理師因而大怒，林天明16年來升正工的夢想反而破滅。用楊青矗式的話來說，就是林天明想扶主管的卵脬結果扶錯了方法！

而對於那些在廠內缺乏門路但又無其他出路的工人來說，等級制度的桎梏確有可能導向致命性的後果，〈囿〉可說是其中最駭人的故事。大坤塑膠的史堅松與課內同事在廠內的工作評價是六等，他三番兩次向同時身為評價委員的課長吳豐祿請託，請他幫忙課內的同仁爭取重新評等，但都遭到課長的拒絕。後來吳課長高升廠務主任，新課長也覺得大家的評等太低，向每位評委一一拜託給課員升至九等，但公文到了主任手上，卻只加了一等至七等。

楊青矗透過一次又一次的事件，積累史堅松對於廠務主任的怨氣，作為讀者，我們也透過一次又一次的事件，看出管理階層與基層工人間那無可跨越的威權鴻溝：公司調薪按比例調，結果原來就較高等數的人也調的較多、差距越調越大；史堅松在其他部門找到缺額想調過去，主任不放人；史堅松想參加廠內的晉升職員考試，主任也不給考。

史堅松找吳豐祿理論，在盛怒之下，他兩手高舉身邊的椅子向吳豐祿打下去：「今天我一定要掙脫你的操縱！」史堅松失手打死吳豐祿，隨即跳出工廠圍牆開始逃亡，但他覺得吳豐祿的幽靈一直糾纏著他，吳豐祿不僅在世時利用職權一直操縱著他的命運，死後仍然以亡靈之姿操縱著他的心靈。

「史堅松，你跑哪裡去？儘管被你逃脫了，你過著躲躲藏藏的逃亡生活，這種命運不也操縱在我的手中？哈！哈！哈！」吳豐祿的幽靈似乎在陰暗的洞裏漂浮。

對於語言學與文字學也頗有研究的楊青矗，非常形象化地將這一篇小說的標題命名為「囿」。這個字具體地顯示出，工人的處境就像是被四周緊閉的籠牢所禁錮的卑微個體。

三、

上面這張表，是中油公司用人費用薪點及現行待遇表（會不時調整待遇，這是2005年元旦時實施的舊版本）。這張用人費用薪點及現行待遇表，以各個職等與職級來劃分全公司上下所有（編制內）員工，當一名勞動者進入公司之後，通常會依照學歷來決定一開始落在哪個職等、而一個職等最多又分為十五個職級，每個職等職級都有其對應的固定薪點，薪點乘上一定的數字，就是這個等級的基本底薪。依照公司的人事規章，員工按其年資自然增長、參加升等考試或調職等，可以調升等級，調升等級之後因為對應的薪點增加，薪資待遇自然也會增加。

這裡面必須特別介紹的是，中油等公營事業的職等是雙軌制、分為兩類，分類職位職等與評價職位職等：適用分類職位職等的是職員；適用評價職位職等的為僱員（或稱為工員）。以現行的狀況來說，經濟部所屬各公營事業的職員是由經濟部統一招考，僱員（工員）則由各公司自行招考：職員的學歷要求是專科以上，而雇員則是高中職以上。

中油分類職位有1-15職等，評價職位有2-14職等，但兩者並非在相同的薪資水平基準上，分類職位（職員）的一職等，即等於評價職位（僱員）的七職等。中油現行的作法，新進職員是分類二等一級（相當於評價八等一級）、基本底薪37,125元，經六個月訓練期滿成績合格，則調為三等一級（相當於評價九等一級）、基本底薪立刻到四萬元左右；新進僱員是評價四等一級、基本底薪23,625元，經六個月訓練期滿成績合格，則調為五等一級、基本底薪27,000元。

也就是說，同樣是中油公司的新進員工，依職員身分甄試錄取的與依僱員（工員）身分甄試錄取的，在等級表上的起始點，一開始就有四個職等的差距、起薪立馬有一萬三千元的差距。而且在這個薪點待遇表上，職員的最高職等可升至分類十五等，僱員（工員）的最高職等卻僅可升至評價十四等（相當於分類八等），其薪點的到頂天花板差了七個職等，職等天花板造成的退休時薪資差距，會比起薪時的差距更大。

那麼，職員與僱員（工員）在工作內容上到底有何差別呢？職員可說是儲備的管理職，將來可以晉升為各單位主管，不一定坐辦公室，因為生產現場也需要主管；僱員（工員）不一定是體力勞動，也會有基層的行政庶務，例如楊青矗在中油時雖為工員，但他在煉油廠宿舍區的職務是家具倉庫的物資保管、並非現場的操作工作，總的來說，僱員（工員）就是基層的職務。

中油公司用人費用薪點及現行待遇表，體現的是職場的薪資序列與科層秩序。新進員工因為學歷資格要求的不同，一旦進入雙軌制中不同的職位體系後，便被分流為職員與僱員（工員），從此兩者的薪資待遇與地位儼然走向殊途，用〈工等五等〉中陸敏成的話來說：「不管五年夜間大學能學多少，混一張文憑出來就是職員。職員薪水高待遇好；也可升主管、課長、組長，往上一直爬；而工人永遠永遠就是工人。」

王拓曾經提到，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在1961年左右，開始頒行了關於「職位分類」與「工作評價」的制度，這個制度在經濟部所屬的公營事業被廣泛地採行著。由這個脈絡似可推斷，中油的用人費用薪點及現行待遇表是這個制度下的產物，而楊青矗在中油的工作經驗，以及他的所見所聞，想必就是他創作《工廠人》系列故事時重要的現實基礎。

職員與僱員（工員）的區隔，相當程度就是「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具體呈現。職位的階序不僅表現在職場地位與薪資差異，也容易導向管理權的過度行使，楊青矗「工人小說」中那些基層工人與主管間的矛盾與衝突，就是在如此的「職位分類」與「工作評價」中產生。這樣的制度不僅在公營事業，在私營企業也非常容易看到，以下這張表是根據《天下雜誌》1994年的資料而製成，它清楚地顯示出，三家鋼鐵公司內，不同學歷、性別之勞動者的起薪比較，其勞動階序井然有序。台灣企業的職位分類與薪資制度，實在是值得勞動研究者花時間探討的議題。

四、

在《工廠人》之後，楊青矗又陸續發表了不少關於工廠勞動者的短篇小說，分別集結為《工廠女兒圈》（1978，《工廠人》第二卷）與《廠煙下》（1978，《工廠人》第三卷），1979年還有雜文集《工廠人的心願》（《工廠人》第四卷）。楊青矗是台灣戰後第一位創作主題較集中在工人處境的小說家，他的作品後來被稱為是第一代的「工人小說」。

文學評論者彭瑞金曾指出，「楊青矗可以說是在大眾鼓舞的情形下走上工廠小說的寫作方向的」。楊青矗的《工廠人》系列發表之後，引發社會熱烈的回響，許多勞工寫信給他反映心聲，政府與若干企業亦根據他所揭露的工廠管理缺失，做了部分的修正，這引發了他的淑世熱情。作為《工廠人》第二卷的《工廠女兒圈》，除了將故事主角聚焦在女性勞工之外，談論主題更擴及工作評等以外的更廣泛勞動議題。「工廠人和工廠女兒圈比較下，女兒圈的特質便是超過文學活動熱誠的投注，兩者之間的運動明顯地可以看出是文學熱情到淑世熱情的轉換，此時的楊青矗可以說洋溢著更廣泛的工廠改革的熱忱。」（《廠煙下》附錄二，頁206）

但此同時，評論者亦認為楊青矗的「工人小說」存在若干缺失，例如王拓就曾指出三個問題：一、在題材的選擇上受限於大公司工廠，中小企業勞工的待遇與生活，比大公司更加不合理、痛苦與缺乏保障；二、小說中工人所抱怨、反抗的對象，都只是頭頂上司或主管，其實在僱佣制度下，工人或主管都是受剝削者，但他的認知使他無法認識到這點；三、特別在他晚近的小說中，明顯對於勞工問題表現出一種曖昧的態度，有濃厚的一廂情願的主觀願望，刻意要替勞資雙方製造一種大團圓的和樂結局（筆者按：這大約就是彭瑞金所說的「媒合劑」效果）。（王拓1977，頁48）

關於上述第二點，回歸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勞雇關係底下，勞工的對立面其實是資本（生產工具）的擁有者，各層主管是因應資本獲利需求而代為行使管理職能的角色，如果由此看來，楊青矗的小說未觸及資本的運作方式及其對於雇傭勞動者的價值剝削，固然有將所有權（持有資本與否）底下的「階級」關係，化約為管理權的上下從屬「階層」關係之問題。然而，對於基層勞動者來說，資本的運作及其利得方式，往往是透過更大的政治經濟系統來進行，勞工不容易從直觀上去理解；工人每天進入工廠所親身直接感受到的，是工作現場的勞動地位階序及其相對應的權力與利益關係。

楊青矗在一篇訪談中提到，他的筆名是自己取的：「『矗』就是直直直！直直挖！」他就是要「直直的寫，直直挖」（吳瓊垺1979：235），評論者也大多表示楊說故事的方式平鋪直敘，甚至是很土、或者粗俗。筆者我是認為，楊青矗的作品之所以能夠吸引基層工人的回響，相當程度上就是因為其土直：他的「工人小說」本來就是描繪台灣工人在職場上的直觀感受、對於不公平的權力與利益關係的直觀感受，由此視之，楊的小說創作的確有其「寫實性」。

楊青矗創作四卷「工廠人」系列的時間是1970年代，如果說1970年代的楊青矗洋溢著工廠改革的熱忱，那麼，他的工廠改革方向是甚麼呢？除了短篇小說所揭露的情節，在雜文集《工廠人的心願》中，楊青矗洋洋灑灑直接列舉出工人處境的問題，包括：工資過低、法令過時、政府保護勞工執行不力、工人社會地位低落、工會被黨政力量控制無法自主等。而如果提到工廠改革的解方，楊青矗的思路大約可簡單歸結為一點，那就是「工者有其廠」（頁106）：

要縮短貧富差距，除了提高工資，使勞工的收入足以養家、教育子女、和養老之外，政府要制定合理的政策，讓員工分紅入股，公司增資擴大、或股票上市，必須撥出適當股讓員工分紅利入股，使人人是工人，人人也是股東，工者有其廠，無產者變為有產。這樣員工不但能分享公司的利潤，在年老退休，或發生事故時，也有更大的經濟保障。

分紅利入股為股東，工廠工人也有份，勞資利害一致，共同合作，能減少對立，消除自私，協助自己也協助別人，創造員工的合作精神，發揮每個人的智慧與積極工作的潛能。並可促進資本大眾化，由閉塞的家族工廠改為開放的工廠。

楊青矗在小說創作中未提及資本的運作方式，而形象化地描繪勞動現場的不平等，以及工人的直觀感受，然而，當他談到「工者有其廠」的淑世理想時，卻形而上地跳躍到對於資本利得方式的改良，他寄望於政府制定分紅入股的政策，能讓工人轉化為有產、能讓勞動階序下的不平等轉化為利潤分享，創造員工的合作精神、促進資本大眾化。

先不談分紅入股方式是否真能讓員工分享公司利潤，筆者我是認為，楊青矗這裡的工廠改革主張，其核心理念在於藉由分紅入股來「創造員工的合作精神」。他認為，只要政府可以調整政策與作法，則經由一定程度的制度改善之後，人就可以發揮其共同合作之心，減少對立、消除自私，讓每個人發揮自己的智慧與積極工作的潛能。這大約是他眼見工作現場的不平等，提出來以消解勞動階序權力關係的社會公平圖像，但他並沒有提供此實現此理念的路徑，因此似乎只能歸諸於上位者的善意與介入，能跳脫既有的權力與利益關係，朝向勞資合作與資本大眾化。這可說是帶有烏托邦色彩的「世界大同」境界，我想也就是這樣的改革理念，使得他的小說中有著「媒合劑」效果的和樂結局。

當楊青矗描繪台灣勞工的職場處境時，他表現的是直觀的寫實主義；當楊青矗談論改善工人處境的作法時，他轉而成為主觀的理想主義。在當時的戒嚴氛圍下，或許他的「工者有其廠」主張有必須附麗於三民主義孫中山思想的一面，但他不僅在社會政治評論雜文中提及，在小說中亦不時倡議，我想這相當部分確是他自己的工廠改革理念。

許南村（陳映真）在〈楊青矗文學的道德基礎〉一文，談到楊青矗工人文學中的不平不滿，「有一個重要的基礎，那就是對於公平的信仰和要求」，而「對於公平、公正的信仰，便是對於道德的信仰」。由此觀之，楊青矗的「工者有其廠」淑世理想，從另一種方式來看，可說是基於公平信仰的一種「勞動道德經濟」觀。

許南村以「素樸的語言，素樸的結構，素樸的描寫所構成的小說」（《廠煙下》附錄一，頁194），連續三個素樸來形容楊青矗的作品風格，我們在這裡或許可以再加一個素樸，那就是素樸的淑世理想。

五、

有著工廠改革淑世理想的楊青矗，1970年代的寫作固然不輟，但他同時承認，「筆的力量實在有限。還是政治比較有力量」，所以他後來決定參加選舉。首先是在1975年的第二次增額立法委員選舉，楊青矗登記參選工人團體立委，但因他所屬的台灣石油工會第一支部延誤寄送會員名冊的技術性干擾，使他喪失參選工人團體立委的資格。

後來是在原訂於1978年底舉行的第三次立法委員增額選舉，但競選期間遇到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總統蔣經國宣布延後選舉。1979年12月10日，高雄爆發「美麗島事件」，參與黨外運動與《美麗島雜誌》運作的楊青矗隨後被捕入獄，同時也失去中油的工作，1983年10月出獄。

1984年五一國際勞動節當天，台灣戰後第一個工運團體「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簡稱「勞支會」，「台灣勞工陣線」的前身）成立，楊青矗擔任創會會長。出獄後的楊青矗又陸續發表「外鄉女」系列，以及在獄中完成的《女企業家》等小說，並寫作若干社會政治評論。1990年代之後，楊的作品轉向台語研究，逐漸停止了小說的創作。1999年臺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囿：楊青矗選集》，楊在自序中提到，因為政治與勞工運動都有不少人在做，而台語將亡，文化運動無人做，所以他淡出政治，專事台語語文的著作。楊青矗1996年回到中油在台北的營業總處復職，從事公司出版品的編輯工作，2005年、65歲時從中油退休（楊青矗2017，頁292-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