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新興的危險階級正在崛起 《不穩定無產階級》新版序

在本書《不穩定無產階級》（The Precariat）2011年首次出版至今，政治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證明了不穩定無產階級的確是一個新興的危險階級。在歐洲與美國，右翼民粹政客玩世不恭地利用那些從過去的「勞工階級」淪為不穩定無產階級的人的不滿情緒，同時又煽動民眾對另一群不穩定無產階級：移民，產生憤恨之情。

另一些發展則比較讓人欣慰：年輕（以及並沒那麼年輕）的高知識不穩定無產階級，則逐漸從「抗議」走向「革命」；不穩定無產階級的政治運動也取得進展，並與選舉之間重新建立連結。如果不穩定無產階級想要徹底改變經濟與政治的組織方式，讓他們不僅獲得基本安全性，還能夠真正建立有意義的人生，這就極為重要。

2011年八月，警察射殺一名男子的槍火，點燃了倫敦的地平線。暴動從倫敦東北方的托特納姆區（Tottenham）燒起，蔓延到英國的各個城鄉。而政客與富人，則在震驚、困惑、憤怒之中在電視機前看著事情演變。

這一系列暴動，與第一章提到德國漢堡發生的「以現實摹擬藝術」（life imitating art）事件有什麼關係？與橫跨25個歐洲城市與東京，讓成千上萬人上街頭抗議，卻被主流媒體忽視的歐洲國際勞動節（EuroMayDay）有什麼關係？與2011年，一名淪為推車小販的突尼西亞大學畢業生自焚，引爆中東各城市抗議活動的浪潮有什麼關係？與雅典憲法廣場（Constitution Square）的焚燒商店示威活動，以及同時在希臘各地發生的「拒絕付款運動」（den plirono）有什麼關係？它與世界各地的「占領運動」（Occupy Movement）、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憤怒者運動」（indignados）、2011年臺拉維夫聚集25萬人的「帳篷起義運動」（tentifada）、2013年聖地牙哥的學生放火暴動、2013年六月被土耳其總理稱為「掠奪者」（çapulcu）的伊斯坦堡抗議行動，以及之後很快在巴西各地出現的抗議行動，又有什麼關係？

最後，這與每年在日本舉行，由飛特族總工會（フリーター全般労働組合）與素人之亂（素人の乱）發起的自由與生存勞動節（自由と生存のメーデー）有什麼關係；又與2015年的「為了自由與民主主義的學生緊急行動」（自由と民主主義のための学生緊急行動）有什麼關係？

雖然這些運動的成因與特色各不相同，但都呈現出不穩定無產階級在「原始叛亂」階段的騷動能量，成員們知道自己要對抗什麼，但還不知道自己要什麼。但這種情勢正在改變。所有社會運動的第一階段，都是人們發現彼此之間具有共同的身分。而這些在廣場、街頭、咖啡廳或其他公共場所爆發出來的能量，已經讓不穩定無產階級這種共同身分得以誕生，並成為一種社會力量。

這些能量的宣洩讓更多不穩定無產階級意識到自己的階級。他們不再認為自己是失敗者或逃避工作者，而是發現其他人也面對著與自己相同的困境。這種脫離個人孤立自憐自厭的感覺，並走入集體共鬥的意識，就是誕生政治行動的先決條件。

不穩定無產階級的生活總是充滿著不安全、不確定、債務與屈辱。他們不是公民（citizen），而是次等的外來居民階級（denizen，定義見第一章），喪失了好幾個世代才能建立起來的文化、公民、社會、政治、經濟權利。在歷史上，不穩定無產階級是第一個大多數人必須接受自己的勞動與工作水準低於所受學校教育程度的階級。這個日益不平等的社會，讓他們的相對剝奪感越發嚴重。

未來將出現更多「憤怒之日」（days of rage）。但光只有憤怒是不夠的。其中某些人聽信了民粹式的醜陋簡化解釋，但也有一些人重新發現自己的人性，發現自己對美好社會的想望。

在世界的每個角落，不穩定無產階級身邊都累積了能量，他們逐漸組織起來，正奮力找出全新的方向。

他們對抗的目標，是「那1％的人」的掠奪行為；是那顯然違反公平原則的「緊縮」政策以及削減醫療教育等公共經費的做法；是傲慢的舊政黨無視生態危機逐漸加劇的態度；也是長期的社會經濟不安全感，來自於債務逐漸累積、無家可住以及威權式的社會政策等等。

這類抗爭活動依然會繼續存在，但人們已經開始注意到一個新方向。某些「原始叛亂」階段奠定的基礎讓新方向變得更具體，讓人們發現不穩定無產階級的困境不是個人性的，而是結構性的。這樣的觀念孕育出一種「能動性」，將原本的沮喪、能力不足以及個人失敗的感覺轉化為反叛的意識。政府與當權政客希望不穩定無產階級認為自己渺小無能，這樣就會把問題歸咎於自己的無能，不會批判那製造出不平等與不穩定的結構。但當我們不再被愚弄，就會感覺到自己的力量，知道應該改變的是他們。

於是，叛亂的力量最後又回到緊張的現實政治中。這股能量巨大無匹，並化為好幾個不同形式。某些國家的舊政黨被邊緣化，或者因為發現自己無法讓不穩定無產階級產生共鳴而開始不安；某些政黨則完全不了解這些人，或直接否定他們的存在。

某些舊政黨開始被一些不穩定無產階級占領。例如傑瑞米·柯賓（Jeremy Corbyn）當選英國工黨黨魁一事，就可以用這種方式解讀。柯賓之所以勝選，是因為數千名民眾—大部分都是缺乏安全感的年輕人—入黨投票要求徹底改革。那些新工黨時期（New Labour）的老黨員不知如何反應，也不願與那些造成不穩定無產階級增加的政策劃清界線，最後只顯露出自己的短視與懦弱。某位前內閣的部長甚至寫信給我，斥不穩定無產階級為一群「後政治」（postpolitical）的民眾。他和同事們真的沒搞懂發生了什麼事。

美國的情況也類似。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竄起，角逐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提名。他提出的意見以及他的基進形象，讓美國的年輕不穩定無產階級重新參與了政治。但無論是桑德斯還是柯賓，都尚未逃離「原始叛亂」的範疇，他們的年紀與生涯紀錄就是證明。他們都是為下一個政治參與階段掃平阻礙的過渡前導角色。

歐洲大陸的發展則走得更前面。不穩定無產階級的言論與關注重點已經滲入並驅動了新的政黨與政治運動。舊的社會民主派政黨雖然對此嗤之以鼻，卻也茫然不知所措，眼睜睜看著自己的支持群眾土崩瓦解。「憤怒者」運動在西班牙催生了「我們可以」黨（Podemos），也增強了區域性的民族主義運動，尤其以加泰隆尼亞最為強烈。這可能會改變西班牙的整個政治結構。西班牙人如今必須在困境中冷靜抉擇，不要為了追求主流社會認同而將少數團體邊緣化。

至於希臘的許多舊政黨，則在該國糟糕的情勢下被激進左翼聯盟（Syriza）扔至一邊，而激進左翼聯盟的支持主力正是不穩定無產階級。該黨黨魁在無法貫徹對抗緊縮政策的承諾之後，驕傲地承認失敗，並表示「真正的戰敗是未戰先降」。悲劇拉開了序幕，但不穩定無產階級可能會比多數觀察家預想的更快再次集結起來。

在葡萄牙，一個新興的不穩定無產階級政黨在2015年末的大選中迅速崛起，獲得足以推倒右翼政府的選票。在義大利，畢普·格里羅（Beppe Grillo)）的「 五星運動黨」（Movimento Cinque Stelle）取得了進展，但卻因為意識型態上的矛盾而蒙上汙點，應該會被某些更符合義大利不穩定無產階級利益的組織所取代。這些意識形態矛盾讓舊的社會民主派政黨「民主黨」（Partito Democratico）得以向後退，與右派結成同盟，共同推派了一位富有魅力的年輕領導人。這位領導人上任後立即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方案，終將讓他的政黨不再能夠代表不穩定無產階級的利益。自由生態黨（Sinistra Ecologia Liberta）能夠繼續堅持路線，成為另一個新選擇嗎？某些意識型態包袱也許會成為阻礙，但目前依然充滿可能。

其他地方的騷動還處於早期階段。在丹麥，一個本質上屬於不穩定無產階級的新政黨「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t）出乎大部分人的意料，在選舉中獲得了5%的選票。在波蘭，一個不穩定無產階級性的政黨「共同黨」（Razem）也在2015年十月大選前成立，在缺乏資金與領袖的狀態下獲得70萬張以上選票，得票率超過3.6%，因此能在未來幾年獲得國家補助，建立結構與能見度。而在其他國家，環保左派（Green-left）也與不穩定無產階級的訴求站在一起。

最近幾個成功的獨立運動也有特別之處，它們都認為自己站在金融核心的對立面。蘇格蘭民族主義浪潮—首先在2014年的獨立公投，之後又在2015年五月的大選中出現—背後的動機不僅是不安全感與不穩定性，更是對於倫敦這個代表著全球金融霸權以及蘇格蘭不穩定無產階級增長主因的象徵城市表達敵意。同樣地，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背後的動力，也是對於西班牙金融中心馬德里的類似反感。

那些改變新舊政黨，重新支持地方自治的革命行動，全都是人民重新參與政治產生正向能量的跡象。但這只是不穩定無產階級成為自為階級（class-for-itself）的其中一面。仍有其他部分更為醜陋，並令人悲傷。

醜陋的部分，是民粹新法西斯運動的快速崛起。在這件事上，似乎沒有國家倖免於難。其中有一些運動相當暴力、種族主義、仇外、政治文盲，例如希臘的「金色黎明」黨（Golden Dawn）裡面，這些人的數量就似乎比心理變態還多。儘管如此，這些運動依然拖引了政治體制的方向，有時候甚至合理化聲稱這是爭取支持必要的手段。另一些運動則變得更狡猾，它們推出能言善辯的魅力型領袖，以話術掩飾真正的目的。例如法國的「民族陣線」黨（Front National）、英國的「英國獨立黨」（UK Independence Party）、荷蘭的「自由黨」（Freedom Party）都是這樣。

但在2015～2016年之間展露出的最大威脅，莫過於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競選美國總統時獲得的熱烈支持。川普大肆宣揚他對移民、墨西哥人、穆斯林、女性、身障者、其他政客的惡意，而且還公開支持刑求。這證實了本書中「地獄政治」的危險性。

他和其他類似的人，都在玩弄教育程度低的不穩定無產階級的恐懼與不安全感。這類人逐漸獲得的支持，已證實教育商品化的情形非常嚴重，如今幾乎淪為某種職業培訓產業。許多評論家聲稱川普「不具備當選的資格」（unelectable），藉此獲得自我安慰；但儘管如此，川普的崛起依然是某種警訊。只要不穩定無產階級的不安全感與不公平感沒有消除，這類候選人未來就會以更漂亮的假面再次出現。

至於讓人悲傷的部分，則與不穩定無產階級裡面的第三種人有關：移民、少數民族，以及其他在政治、社會、經濟上被邊緣化的族群。他們覺得自己不但失去發聲權與代言人，政府更是積極地妖魔化他們，剝奪他們的補助與權益，讓狀況更為惡化。為不穩定無產階級爭取權益時一定要照顧到這些人，他們的困境既是時代的悲劇，更是我們所有人的恥辱。

在《不穩定無產階級》出版之後的其他局勢演變，也進一步證實不穩定無產階級這個帶來變革的階級正在崛起。這些演變包括工業化國家繼續維持緊縮，讓更多民眾淪為不穩定無產階級；以及政治的商品化與民粹化，和史諾登（Snowden）所披露的國家監聽問題，後兩者都是「地獄政治」漸趨嚴重的例子。

本書的姊妹作《不穩定無產階級宣言》（A Precariat Charter，書名暫譯），試圖從經濟緊縮時代造成的衝擊，以及背後令人擔憂的效益主義思維，來論辯這個議題。《不穩定無產階級宣言》提出了一系列解決不穩定無產階級不安全感與心聲的政策，讓我們可以開始打造不穩定無產階級的訴求。

該書也對一些評論家做出了回應。他們大多是某種馬克思主義分支的信徒，認為一切都沒有改變，不穩定無產階級也不是階級。然而，全球資本主義（global capitalism）與國家工業資本主義（national industrial capitalism）之間的差異非常巨大。極大量證據指出，勞動關係、工作模式、社會保障系統、管制系統、再分配系統在全球化時代演化過程中產生的階級結構，與資本家／「勞工」的簡單二分法相距甚遠。

照理來說，信奉馬克思主義的評論家可能會願意接受我們說不穩定無產階級具有某種獨特的生產關係、獨特的分配關係、與國家之間的獨特關係、獨特的階級意識。但不穩定無產階級內部具有分歧，因此是一個仍在形成中的階級（class-in-the-making）。目前這個「危險」的階級必須轉變成自為階級，才能自我消滅。它必須足夠團結才能擁有力量對國家施壓，創造一個能夠消除不穩定性的社會與經濟狀態。這些問題我曾概述於《不穩定無產階級宣言》之中。

此外，不穩定無產階級也需要新型組織來爭取需求。本書《不穩定無產階級》中對於工會的批判，讓某些左派人士感到不舒服；但儘管數十年來我一直是工會的成員與支持者，我依然相信工會必須適應21世紀的環境，逃離「工黨主義」的桎梏，不要再認為那些卑躬屈膝的勞動比追求職涯發展的自由更重要（Standing, 2009）。

對《不穩定無產階級》的另一種批評，則是認為它缺乏統計數據。事實上，本書是基於20年以上的實證與概念研究結果寫成的，包含許多學術書籍、報告以及期刊文章，而且書中也有引述其中一部分。本書試圖將這些研究結果化為通俗易懂的讀物。諷刺的是，許多並非社會科學家的讀者，反而比很多深陷於舊典範與舊觀點之中的學者與評論家，更能深入理解這些概念以及21世紀勞動與工作的真實樣貌。

在此要感謝全球各地數千名讀者寄來的讀後反饋，其中許多人還分享了自己的經驗與觀點。我已盡量個別回覆每個讀者，並對沒有回覆的人致上歉意。他們的真知灼見與看法已融入《不穩定無產階級宣言》與新作《資本主義的腐敗：食利者興旺發達，工作卻無利可圖的原因》（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 Why Rentiers Thrive and Work Does Not Pay，書名暫譯）之中。正如馬克思所言，重要的不是詮釋這個世界，而是改變這個世界。我們的行動就是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