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穩定無產階級：一個虛假概念？

直到1970年代，所謂「其餘（the Rest）跟隨著西方（the West）的腳步發展」的概念，是主流發展典範的根本預設。透過工業化與都市化的過程，「低度發展世界」將複製十九世紀先進經濟體的經驗：製造業從業人口增加、生活水平提升，以及大量消費。對於那些湧入拉丁美洲、非洲、印度與南亞城市的有地無錢（land-poor）移民而言，就算缺乏大量的製造業工作，「城市生活能幫助這些移民找到就業機會」仍是一致共識。如今，這些人不得不從事任何可以得到的低薪工作，淪為居於城市郊區或空地上臨時住所的受薪工人或自僱者。蓬勃發展的非正式部門最初被視為是某種過渡區，隨著工業化動能吸納勞工並逐漸成長為正式經濟體後，這個緩衝帶理應消失。然而，向上流動很少發生。數百萬人困在他們協助打造的非正式經濟體內，或在城市邊緣的貧民窟及赤貧的內地農村之間來回遊蕩，淪為一個龐大、由不穩定勞力構成的階層（stratum）。

如今，勞動條件的不安全性越來越高，反倒是「西方」跟隨世上「其餘」地方了。1970年代以來每一次的經濟衰退，其中一成不變的情節是：北美、歐洲與日本因為高失業率、私有化與公部門開支削減，導致勞工地位的弱化；因為製造業勞動力縮水、工廠遷移與自動化，加上無工會組織的服務業與零售業的成長，工會運動被逐漸掏空。中國崛起，數億低薪勞工加入世界勞動力與貿易全球化的進程，導致工資與勞動條件更加低落。部分工時與短期契約的工作持續增加，模糊且難以定義類別的工作及自僱者數量也在成長。討論已開發經濟體中非正式與不穩定勞動力的文獻汗牛充棟。這些現象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家之外的工人狀況有何關係？有可能將全球走向概括而論，或是特定經濟體的發展趨勢需要進一步相互比較？勞動力模式的改變有怎樣的政治意涵？我們在討論的是一種新的現象嗎？

自1975年至2006年任職於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angization, ILO）的史坦丁（Guy Standing）應是回答上述問題的不二人選。雖然他的近作大多關注西方世界的勞動條件，但他對全球南方（the global South）多數人的工作與生活的不穩定本質非常熟悉；數十年來，他在各種國際研討會與會議上討論非正式經濟中勞工的脆弱性。他在ILO的第一本著作，是以1978年低收入國家的勞動力參與為主題的學術專書，其中包括牙買加、圭亞那、馬來西亞與泰國等地勞動力的研究。1980年代中期，史坦丁負責ILO一系列對OECD國家勞動市場「彈性」（flexibility）的分析，他以懷疑的眼光檢視新自由主義開出的藥方，並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已經進入了一個以失業率與經濟危機為特徵的新紀元。1990年代初期，他將眼光轉至俄羅斯與後種族隔離時代的南非，並為ILO編輯《對彈性的研究：蘇聯勞動市場的新貌》（In Search of Flexibility: The New Soviet Labour Market，1991），以及《重建勞動市場：南非的挑戰》（Restructuring the Labour Market: The South African Challenge，1996）。

近十五年來，他撰寫三本內容更為普及的專書：《全球勞動彈性》（Global Labour Flexibility，1999）、《超越新家父長主義》（Beyond the New Paternalism，2002）和《全球化以降的工作》（Work after Globalization，2009），三本書籍處理的主題類似：以波蘭尼式（Polanyian）觀點以及發達資本主義世界搜集而來的數據，檢視戰後「國家管制」（statutory regulation）至1975年後「市場管制」（market regulation）的轉變。史坦丁定義了勞動安全的七種形式：充足機會、解僱保障、防止技能貶值的屏障、健康與安全管制、職業訓練、穩定收入及代表權，這七種形式都在這個新時代裡被逐漸侵蝕。他也辨別了「社會收入」（social income）的六種組成成分：直接生產、工資、社群支持、公司福利、國家服務，以及私人／投資收入，每一種組成成分都在不同的群體中以不同的方式移轉。史坦丁主張，全球化創造了新的階級圖景，形成了七種截然劃分的社會階層。在2002年出版的《超越新家父長主義》一書中，史坦丁認為「彈性勞工」（flexiworkers）是重要的群體；稍後出版的《全球化以降的工作》一書，更將「彈性勞工」一詞換作「不穩定無產階級」（precariat），在當時，後者已是廣為流傳的詞彙。史坦丁同時提出以無條件基本收入來改革現狀，這正是他從1980年代中期以來不斷強調、嶄新的「天堂政治」（politics of paradise）。

他的最新著作《不穩定無產階級》，目的之一是為史坦丁所謂的「外行讀者」操演這些主題，此外本書也提出一個新的主張：一個新的階級——「全球不穩定無產階級」——正在形成中。史坦丁再次主張，他認為政府運用勞動彈性的一致性驅力（他極為厭惡這種婉曲的說法），伴隨著全球化的動力，已經導致既有階級劃分的裂解。如今階級系統分為七種，史坦丁則將「不穩定無產階級」置於底層。位居最頂層的是菁英（the elite，「一小群極端富有的世界公民，挾數百億財富軍齡世界，並能影響各地政府」）。接著是受大公司與政府機關僱用的「僱傭無產階級」（salariat），他們享有全時工作、退休金與帶薪休假。此外，還有一小群技術「專業人士」（proficians），這是一群報酬優渥的自營顧問與專家。接著還有一群傳統工人階級的殘餘，史坦丁對他們的評價特別不客氣。「不穩定無產階級」之下則有失業者，以及一群位居最下層、「處境不佳無法融入社會」的人。

根據史坦丁的定義，「不穩定無產階級」包含所有身處不安全、無助他們建立值得擁有的身份認同或職業的勞動形式之中的人：臨時性與部分工時工作者、外包工人、服務中心的受雇者，以及眾多的實習生。有人可能會想這個階級屬於傳統無產階級：謀生手段被剝奪的他們，別無選擇只能出賣自身的勞動力以求生存。然而，史坦丁明確表示：「不穩定無產階級不是『工人階級』或『無產階級』的一部分。」他對後者提出一項古怪且狹隘的定義，即「從事長期、穩定且時間固定的工作的工人，有完整的晉升管道、受工會與團體協約庇護，父母能理解他們的職稱，也熟知現場雇主的姓名與外表。」縱使史坦丁肯認根據一項英國調查，25至34歲的英國人之中，有2/3定義自己是「工人階級」，原因之一正是因為他們從事不穩定的工作，他仍斥之為身份認同的混淆。傳統詞彙似乎已無法展示這些人的困境。相反地，「不穩定無產階級」是根據自身之欠缺而被定義的。史坦丁再次列出勞動安全的七種形式，這些都是不穩定無產階級必然缺乏的。在六種社會收入的組成成分中，不穩定無產階級勢必僅能仰賴工資收入。因為缺乏基於工作的認同（work-based identity），或說缺乏對於工人社群團結的歸屬感，不穩定無產階級的心理很容易受「四個A」所影響：憤怒（anger）、迷亂（anomie）、焦慮（anxiety）、疏離（alienation）。

從人口上來看，這個形成中的階級的組成份子非常混雜。史坦丁寫道，不穩定無產階級絕大多數是女性：儘管女性進入不安全的僱傭勞動是「原因還是結果」仍難以確定；男性卻已經歷經喪失地位的「不穩定無產階級化」（precarization）。青年成了不穩定無產階級的中堅份子，他們往往被迫接受沒有出路的工作，來清償自身的債務；不過，隨著退休金縮水，「老傢伙們」也正在加入這個行列。移民不只佔「全球不穩定無產階級的一大部分」，更是有別於公民的「低端人口」（denizens），他們正身陷「淪為不穩定無產階級主要受害者」的險境之中。史坦丁將工作（work）界定為包含社會再生產在內的廣義人類活動，並將勞動（labour）定義為為工資而工作，他認為為了申請不穩定工作，「為勞動而工作」（work-for-labour）的時間漫長，例如通勤、排隊、填寫表格、回答問卷與取得證書，以及「為了持續獲得微薄的福利而日漸複雜的程序」，不僅耗費申請人大量的時間，更使他們處於緊繃的狀態。

本書終章討論了「新階級」的政治傾向。史坦丁所謂的「壞的不穩定無產階級」（bad precariat），是那些對政府出錢紓困銀行家感到憤怒與痛苦，並且緬懷社會民主昔日美好的一群人，如今他們受到「民粹新法西斯主義」的吸引。相對而言，「好的不穩定無產階級」（good precariat）則指那些年輕、不受充分就業的歷史經驗所限制，並且支持與史坦丁相近的政治議程：以無條件基本收入、終身學習、移民工居留權、合作社與重新評估工作價值為願景的「天堂政治」，這些是「更平等獲得」五種關鍵資產的步驟，即：經濟安全、時間、空間、知識與金融資本。面對不穩定無產階級這個剛誕生的「危險階級」，當前的政府的主要處理策略包含監控、工作福利（workfare），以及對移民和失業者的妖魔化。然而，對史坦丁而言，這些政策可能加劇不穩定者的不安，並讓他們更容易受到極右翼的號召。中間偏左派必須拋棄對「勞動」的關注以及逐漸凋亡的生活方式，這樣的生活方式已經維持太久：「新的階級是不穩定無產階級：除非世上的進步派提出一種天堂政策，否則這個階級將被海妖的歌聲輕易迷惑，社會也將觸礁。」

上述許多概念是史坦丁著作中不斷出現的主題，一如該書副標題「新興危險階級」所揭示的那樣，現在只是已更華而不實的形式出現。那些期待讀到豐富資訊的新分析的讀者將大失所望：事實與圖表極少，且多數案例都是取自英語圈媒體，例如《紐約時報》、《衛報》與《經濟學人》，而非ILO龐大的資料庫。就風格與方法上而言，《不穩定無產階級》讀來更像是一本成篇累牘的讀者投書。儘管該書主張不穩定無產階級是全球階級，卻只聚焦在已開發經濟體：史坦丁的多數案例來自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和南韓。該書偶爾繞道談及遙遠的國度，特別是中國，但讀者隨即被拉回資本主義的核心地帶：這裡的人們已經適應戰後「生活與工作將越來越美好」的觀念，實際上兩者在過去數十年間（特別是從2008年金融海嘯以後）急遽惡化。

「不穩定無產階級」一詞到底從哪來的？它的詞源學根源是拉丁文的「precari」，意思是乞討、祈禱與懇求，因此也有不安全、仰賴他人施捨而活、不穩定、受危險威脅，以及終身職不穩固的意思。在十九世紀的古典意義下，勞動的不穩定狀態被認為是無產階級化的根本條件：憑藉農耕的謀生手段被剝奪，工人只得出賣勞力以求生存，《共產黨宣言》描繪了作為他們生存特徵的不穩定狀態。同時，在天主教傳統中，「precarità」也指涉由捐款所資助的階級（order）。在法國，「précarité」用來描述1990年代時，在青年高失業率與麥當勞工作（McJobs）的威脅下，人們勉強餬口的生存狀態。1995年，危機感更因群眾抗議而強化。在義大利，2001年熱內亞抗議G8峰會後不久，新詞「il precariato」不可避免地被創造出來，這是義大利文「precario（不穩定）」與「proletariato（無產階級）」的結合。該詞稍後被米蘭的後工人主義（post-operaisti）激進份子當作標語，用於2004年非正式勞工組織的另類勞動節遊行上。但近日這群激進份子之中，有人在YouTube訪談上說道：「不論不穩定無產階級到底是社會主體、社會階層，是階級、是類別、是一夥人，或是世代的概念——誰管他啊！」

評價《不穩定無產階級》一書時，勢必會注意到本書其中一個嶄新主張：不穩定無產階級是新的全球階級。不過，將臨時與部分工時的勞工融為一個階級，以及這個階級的利益與全職或有工會組織的勞工截然不同的說法，顯然站不住腳，即便是史坦丁本人，有時也幾乎沒有嚴肅對待這個主張。他在某些時刻寫道：不穩定無產階級有許多不同種類；其他時候卻認為這個形成中的階級可以是由「所有人」組成。他之所以疏遠慣用的階級術語，或是按照自己古怪的新定義操用這些詞彙，源於他對所謂「正統勞動主義」（orthodox labourism）的敵意。根據史坦丁，這個詞彙不只指涉常見的改良主義工會主義，更是「福特主義模式」下「具有長期僱傭安全性的穩定工作」。不過，這樣的工作條件來自一個已然逝去的年代，其實也不太需要他的蔑視。

事實上，史坦丁描繪的現象是勞工的管理體制，或者應該稱之為經濟的組織方式，而非社會階級的形成過程。資本主義社會總是存在各式各樣的僱傭型態。史坦丁僅關注1945年之後的時期，使他的描述缺乏歷史深度，並因引述如范德林登（Marcel van der Linden）等人的全球勞動不穩定性調查，使其時間與空間尺度受限於二十世紀中葉至今的極小範圍。如今我們稱作「標準僱傭契約」的東西，其實是冷戰期間西半球資本與勞動間平衡變化的結果。本質上而言，這種契約涉及勞工對資本順從的從屬關係，目的是交換一個固定工作，並為自己與家人提供一份足以溫飽的生計。若有人認為：最富有資本主義國家的製造業工人可以享受充分安定的生活，這種看法是對工人階級實際處境可悲的無知。某些人可能會質疑社會民主是否能馴服資本主義；但沒有人會反對就業期間與工作條件的正式化，以及確立福利國家或類似體制的其他經濟、社會與政治方面的民主化過程，為先進資本主義地區的工人處境帶來了片刻的改善；更不會有人反對勞動彈性化的動力，已經造成就業條件與社會安全安排的日益惡化。「不穩定性」（precarity）一詞已概括不穩定無產階級的處境。

史坦丁對於列清單的狂熱——七種這個、八種那個的，有著缺乏因果甚至是時序優先性的缺點。不過，他羅列出的那些西方國家不穩定勞動越來越嚴重的因素，一點也不陌生：來自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競爭壓力；新自由主義政策制定者的政治勝利，他們呼籲勞動彈性化，並削減「多餘」的公共支出；傳統上無工會組織、短期契約的服務業與「第三級產業」勞工的增加；因為中國、印度與前經濟互助委員會（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Comecon）國家進入世界市場，全球的勞動供應量增加三倍。在這個背景下，發達經濟體將勞工非典化／不穩定化的動力，可以被視為壓低勞動價格的直接策略。然而，史坦丁的概括式解釋忽略了：對於任何特定國家經濟體的細緻分析，都必須考慮該國的工業與就業史，比較這些歷史，才有可能真正增加我們對於不穩定無產階級化的認識。就算是美國、德國與日本等發達經濟體，製造業搬遷的形式與步調都大相徑庭；英、法第三級產業擴張的輪廓也有差別；而彈性化的推力，至少在柴契爾與雷根引介了十年後才蔓延到歐洲大陸上。

以北美、西歐和日本的隨機案例闡釋「不穩定無產階級」，這樣的解釋無法輕易概括並複製至世界其他地方。這種短視使得史坦丁的分析有著嚴重的扭曲：當他宣稱要辨認出一個新的「全球」階級時，事實上只是放大資本主義榮景中的歷史特例，而且未對世界勞動力中其他更大的一部分提出解釋，後者才真正身陷更糟糕的不穩定處境之中。倘若他們還沒向下沈淪，那只是因為它們無法更糟了。基本上來說，史坦丁可能會認為這些落魄的大眾是不穩定無產階級的一份子；但他無法解釋，為什麼這些人被排除在他的改革議程以外。史坦丁羞於提出數字佐證，但關於不穩定性的廣泛存在卻是無庸置疑的。根據ILO《2013年全球就業報告》對於「弱勢就業」（vulnerable employment）的觀察：15億3千9百萬人的弱勢就業者中，只有3%（約4千7百萬人）生活在已開發國家（包含美國與歐盟）；相對之下，薩哈拉以南的非洲有2億4千7百萬人、東亞有4億5百萬人，南亞則有4億9千萬人。

史坦丁估計，不穩定無產階級約占成人人口的1/4，這再度顯示他看待問題的眼光有多狹隘。例如印度，超過九成、近5億的勞動力必須在非正式經濟中尋找生計。正如其他全球南方國家一樣，為了生存，任何對整體家境有幫助、時有時無的貢獻都很重要，勞動力不只從成年男性與女性身上，更要從小孩和老人身上擠出。這是一支龐大的產業後備軍，屈從於過度就業與低度就業之中。事實上，所謂「工作」、「工人」與「勞動力」這些術語，在這龐大的非正式部門中有著不同的意涵。這些龐大而不穩定的人口並非毫無分層：「非正式」是多重階級的現象，由多重等級的剝削所構成。毫無疑問，所有這些人口因從屬於勞動而受苦，但屈從的形式卻五花八門。這些階層各自的適應力與復原力也不相同，某些階層比其他的階層更能成功適應與復原。如何定義他們的階級是充滿爭議的問題，但無從爭論的是，我們面對的是一群複雜的勞動力。

無需贅述的是，全球南方的不穩定勞動力有著非常不同的歷史發展模式。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當然也包括那些帝國主義勢力——僱傭正式化標誌著自十九世紀起資本與勞動間平衡的緩慢變化，這為無產階級開創了擁有更好的工作與生存處境的可能性。然而，就業的正式化也導致世界經濟中邊緣地帶產生更激烈的剝削與壓迫形式。隨著後殖民資本主義開始在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發展，勞動與一個世紀前西方開始首輪工業化與城市化的情況不再相同，是雇主必須談判才能取得的稀缺商品。因殖民主義而低度發展的國家，在多數的情形下，只有工人階級中的極少部分因工業化而受惠。他們免於貧困與依賴的時間也非常短暫。直到勞動法終於被引進時，其實施卻往往非常令人不齒：受託執行的政府機器利用職權，榨取本應歸於「受保護」勞動力的薪水。正式化的可能利益消失在尋租官僚與政客的口袋裡，講白了，所謂的「非正式化」不只常存在就業之中，同時也存在於政府與政治裡頭，成了一種滲透至整個社會的關係。

對於大批有地無錢及缺乏土地的農民而言，他們淪為農村多餘的負擔，於是來到城市尋找更好的機會，但是低薪的非正式工作機會卻成為常態。之所以能「發現」非正式部門的存在，有賴於1970年代早期人類學在全球南方城市中的田野報導。二十年後，各國的政策制定者卻宣布：不安全且不受保障的就業，是經濟成長問題的解方。1995年，世界銀行年報指出，自由勞動力如何、為什麼適合企業，同時符合勞工自身的最佳利益。彈性化優先被當作產生更多、更好就業的方法，結果卻是造成失業者與資本利潤同時增加。

總而言之，世上不只存在單單一種，而是各式各樣非正式／不穩定勞動力制度，並非所有制度都一樣惡質。由此衍生的政治教訓是：不要像史坦丁一樣，試著按照脆弱程度排序勞動力中的不同部分，而應該試著發展某種強調所有勞動力共通點的策略：嘗試在有組織與非正式部門間建立同盟，而非讓他們互相攻擊。由於有酬工作供不應求，在擁擠的全球勞動市場中，產業後備軍如果不組織起來，很有可能會將彼此視為敵人，並且互相競爭任何眼前的就業機會。他們的動員不再以職業認同為基礎，而是別無選擇地仰賴他們對族群、階層、種族和信念最優位的忠誠。以下是發生在印度的悲劇例子：阿邁達巴德（Ahmedabad）針織廠關廠後，迫使15萬勞工離職，並由正式經濟轉入非正式經濟中。大規模向下流動的衝擊，混雜著國家與印度教徒特性（Hindutva）的糾葛，最終導致對穆斯林少數社群的集體迫害，他們在大街上慘遭獵殺與屠殺。試圖逃跑的穆斯林被迫自他們混居的社區中撤離，並在貧民窟中尋求庇護。資本從未替撕裂社會肌理的就業非正式化付出代價，縱使前者應為此負起首要責任。市場與基本教義派之間的強烈關聯其實有跡可循。他們是危險或是瀕危的勞動種類？如果這是威脅，那麼對象是誰？史坦丁輕忽了「彈性化」運動的目標，不只是要壓低勞動價格，更要大幅削弱勞動者集體行動的能力。在工人階級中的不同部分建立人為的區分，並非解決問題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