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陳逸婷
9月6日,特偵組那場再三告誡眾家記者「切勿錯過」的記者會,揭開了一場「政爭」的序幕,然而,隨著馬英九、王金平從破冰逐步走向和解,吳伯雄在國民黨全代會上老淚縱橫地呼籲黨內團結,從今天的眼光回頭來看,這場「政爭」或許從頭到尾都只是國民黨內的一齣宮廷爛戲。
從時間點來看,這場發生在七合一選舉提名前夕的「政爭」,在國民黨內最終以馬英九坐穩黨主席位置、掌握提名權兵符告終;而民進黨各派系則是抓緊時機練兵,探循民意風向,伺機在各個社會議題的孔隙中見縫插針。但稍稍看遠一些,晚近幾年台灣的在地政治經驗,社會的政治版塊在藍綠格局下,依循大規模選舉前後之週期,大大小小的政治抗爭幾乎是必然地如陣痛般循環發生:2004年位於兩顆子彈射程範圍內的孤挺花;2006到2007年的紅衫軍;2008到2009年的野草莓…;而2013年的「9月政爭」, 又有什麼特殊呢?
至少從上述幾起經驗來看,泛社運界對於大規模政運的介入能力,一直是心有餘而力不足,要嘛是深知參與的重要,試圖或近或遠地從旁加入並從事群眾教育,卻因實力不足而被提早清掃出場外;要嘛便是自己搭棚,抱持著撿一個算一個的心態,而未能全面地影響運動走勢。
然而,在「9月政爭」現象中,過去一年多來持續在基層抗爭的全國關廠工人連線,以及其與廣泛社運界連結而成的「929社運連線」,迥異於過去完全被邊緣化的命運,卻前所未有地成為一支在政治風暴裡無法被忽略的種子隊伍。這個改變或許並非偶然,而恰恰顯示了政治版塊及話語權在過去幾年當中的挪移,換言之,兩黨輪流或者共同作莊的局面,已經令越來越多的人民深感不耐,這種狀況對於許多第三世界的後進「民主」地區而言,也並不讓人陌生:飆漲的房價物價與越來越缺乏保障的生存條件,反映到逐年下探的投票率、短暫激情狂熱的政治動員後長期而廣泛的抑鬱與不滿…,是政黨政治與代議民主的無能,註定創造了它自己遭致挑戰的條件。
當然,有了馬桶畢竟還不能缺了那個實際坐下去的屁股,平時的組織與扎根,才是另一塊使社運界得以在關鍵時刻站上政治高度發揮影響力的必要條件。「929社運連線」的成形,及其有機連結的各個抗爭的社運團體──從全關連、818「拆政府」的台灣農村陣線、醞釀全台廢核多時的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反迫遷的華光社區、具體受年金修惡之害的各產業工會等等──之所以能夠在政治空間開啟的時刻靈活地填補進去,是因為長時的累積,而絕非一蹴可及。
「9月政爭」究其實,確是場爛戲,但我們姑且看之,重要的劇情或許正在鏡頭聚焦以外之處上演。國民黨全代會上所現出或明或暗的話語爭端,在在顯示國民黨內反馬勢力的集結,或許正如世新社發所教授黃德北所言:「當統治者因內鬥喪失正當性與執行能力時,勞動人民才有機會開始對政治發出聲音,拿回我們的權力」[1]。可以預期的是,接踵而來的2014與2016年連續選舉,藍綠政黨內/間的抗衡與鬥爭只會更多、不會更少,隨著這些鬥爭而開啟的暫時性政治空間,也可能隨時出現。
但是,歷史上我們並不缺投機的第三勢力,更不缺在藍綠夾縫中搖擺並打出「清新」旗幟的騎牆或中間派。對於社運界來說,真正的考驗其實在於,「外於藍綠」從來不是「有別於藍綠」的擔保,喊出「向左轉」[2]或許只是個起步,借用吳永毅在秋鬥論壇上的提問:「難道把社運已經在做的事情都加起來就是『左』了嗎?」[3],如何將「左」的實質內涵與目標對象釐清、誠實面對社運內部之矛盾衝突與差異,拒絕公民社會改良國家的溫情呼喚,將是未來社運界搶奪話語權、對抗權力集團,並發動真正屬於人民的「政爭」之必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