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近年,反動、威權主義和/或法西斯的極右派勢力於世界各地竄起,甚至在許多國家取得執政,例如美國總統川普、巴西總統波索納洛,以及菲律賓總統杜特蒂...等等。此外,也有不少國家政府與極右翼關係密切,例如俄羅斯、以色列與日本...等等。
諸多政治學者與媒體以「法西斯主義」或「民粹主義」概括當前全球極右翼崛起,但是法國-巴西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者Michael Löwy認為,這些詞彙無法精確描述這股現象。那麼,如何解釋極右翼的蓬勃發展?Michael Löwy提出資本主義全球化與2008金融危機的假說,「國家越是喪失經濟實力,會越加宣稱國家的浩瀚榮譽『高於一切』」,但是他也承認目前仍欠缺一個具解釋力的全球性分析。Michael Löwy比較了波索納洛、川普與歐洲極右翼的異同,指出「資本主義在危急時刻將不斷(再)生產法西斯主義、政變與極權主義」的現象,強調「始終如一的反法西斯主義是反資本主義的。」
原文標題"The far right: a global phenomenon",刊載於International Viewpoint。
是「後法西斯」而非「民粹主義」
每個國家的極右派各有特色:在多數國家中(例如歐洲、美國、印度與緬甸),穆斯林或/和移民淪為「敵人」——實際上是代罪羔羊;在某些穆斯林國家中,「敵人」則是少數的宗教群體(例如基督教、猶太教及雅茲迪[Yazidis,大部分的教徒分佈於伊拉克北部])。在某些個案中,排外國族主義及種族主義猖獗,其他地方則是宗教原教旨主義的興起,或是針對左翼、女性主義及同性戀群體的憎恨。極右派雖然樣貌分歧,但大多數或說整體而言仍有一些共同的面貌:權威主義(Authoritarianism),原教旨國族主義(Fundamentalist Nationalism)—「德意志高於一切」(Deutschland über alles),以及「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巴西高於一切」(O Brasil Acima De Tudo)1等不同區域的衍生;對於宗教或族群(種族)的不容忍、僅以警察/軍事暴力回應社會及犯罪問題。把它們描述為法西斯主義或半法西斯主義(Semi-Fascist)適用於部分情況但絕非全體皆然。恩佐·特拉韋索(Enzo Traverso)以「後法西斯」(post-fascism)一詞形容之,則有助於指認法西斯主義的連續性與差異。
另一方面,一些政治科學家、媒體與某些左翼人士所使用的「民粹主義」(populism)概念,則完全無法解釋上述問題中的現象,甚至混淆對於現象的認識。如果發生在1930年代至1960年代的拉丁美洲,「民粹主義」指涉對象相對精準——瓦加斯主義(Vargasim)、裴隆主義(Peronism)...等等2—但是1990年代後,歐洲對於該詞匯的使用越來越模糊且不精準。
民粹主義的定義是「支持人民對抗精英的政治立場」,這幾乎可應用在任何運動或政黨上!無論有意或無意,將此虛偽概念套用在極右派上,導致了其合法化,使他們更容易被接受或被同情(誰不支持人民抵抗精英呢?),而且更小心翼翼地規避了其他有問題的詞彙:種族主義、排外主義、法西斯主義及極右派。「民粹主義」也被新自由主義倡議者以故弄玄虛的方式將極右派與基進左翼歸為「反對新自由主義政策」、「歐洲」的同路人,例如「右翼民粹主義」及「左翼民粹主義」。
假說
我們如何解釋極右派驚人的崛起?包括已執政的各國政府以及那些尚未執政、但是擁有廣大選民基礎並對國家政治體制有影響力的政黨?(例如法國,比利時,荷蘭,瑞士,瑞典與丹麥)由於各國或各地方現象不同並且展現了自身特有的矛盾,因此難以提供一套普遍性的解釋,但是也因為這已成為全球趨勢,使得我們至少得思考某些假說。
我們必須拒絕將極右派崛起的原因歸咎於移民潮,特別是在美國與歐洲的案例中。移民是方便的藉口,是排外主義及種族主義勢力的慣用手段,但並非極右派崛起的「導因」。況且,某些國家中的極右派蓬勃發展——巴西、印度與菲律賓——皆與移民無關。
資本主義全球化是最顯而易見且絕對有關連的解釋。資本主義全球化同時也是文化同質化的殘酷過程,它以全球為規模生產甚至再生產認同恐慌的形式(Forms of Identity Panic,本薩依德[Daniel Bensaïd]之詞)。認同恐慌會引致褊狹的國族主義及/或宗教示威行動,並支持族群或宣認衝突(Confessional Conflicts)。國家越是喪失經濟實力,會越加宣稱國家的浩瀚榮譽「高於一切」。
另外一種解釋是2008年以來資本主義的金融危機,導致經濟衰條、失業及社會的邊緣化。這些因素可能造就川普及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贏得選舉,但是放在歐洲則不具解釋力:在奧地利及瑞士等富裕且受金融危機影響最少的國家中,極右派卻是強大的;在西班牙及葡萄牙等受金融危機影響最鉅的國家,左翼或中間左翼仍佔主導地位,而極右派則處於邊緣狀態。
這些過程都發生在自19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支配的資本主義社會中。這些過程破壞了社會連帶及團結、加深社會不平等,並且產生不正義與財富集中化的現象。同時,我們也應考慮到所謂的「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垮台後,由於缺乏繼承此政治空間的基進左翼勢力,導致了共產左翼的衰弱。
至少在某些案例中,這些解釋有所幫助,卻仍有不足之處。我們尚未能對此全球現象及其所處的特定歷史時刻提出全球性分析。
這是1930年代的回歸嗎?
歷史不會重複:我們雖然可以尋找相似或類比之處,但現今現象與過往模式不同。首先,我們尚未有如戰前的極權國家。根據經典馬克思主義對於法西斯的分析,其定義是:面對來自工人運動的革命威脅時,大資本家在小資產階級支持下的反動行為。或許有人會質疑這樣的解釋,是否真能解釋1920及1930年代的義大利、德國及西班牙法西斯主義得以興起的原因。無論如何,現今並沒有所謂的「革命威脅」,因此這與現今世界無關。更不用說大金融資本顯然對極右派「國族主義」沒有太大的熱忱—雖然如有必要,他們也會予以採用。
波索納洛現象
我們先談近來的全球「褐潮」(Brown Wave),即發生在巴西的波索納洛現象。它崇尚暴力並對左翼與工運恨之入骨,看似最接近經典法西斯主義,卻也不像其他歐洲的極右翼政黨—例如奧地利的自由黨(Freiheitliche Partei Österreichs,FPÖ)與法國的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現已改名為「國民聯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波索納洛現象並非源於1930年代普尼奥·薩爾加多(Plinio Salgado) 領導的「巴西整合運動」(Ação Integralista Brasileira)的法西斯運動上。
此外,他們也不像其他歐洲右翼將種族主義作為主要號召。誠然,波索納洛曾經發表種族主義的言論,但這並非他競選活動的焦點。由此理解,波索納洛現象更似1920年代、未與希特勒結盟前的義大利法西斯運動。
如果我們對比波索納洛和歐洲極右翼,可以發現許多重大差異:
- 「對抗貪腐」口號的重要性。這是自1950年代起巴西保守右翼常用說辭。波索納洛成功操弄民眾對腐敗政客的合理憤怒。雖然這並未在歐洲極右翼的說辭中缺席,但也沒有處於其中心位置。
- 對於左翼或中間左翼(例如巴西的勞工黨)的憎恨,是波索納洛主要的動員口號。除了在前民主體制下的法西斯勢力,該現象在整個歐洲比較少見。就巴西而言,這是參照過去實際經驗的操弄(妖魔化)。波索納洛暴力的反共言論與巴西當下實況與過去毫無關聯。更令人驚訝的是:冷戰雖已結束數十年、蘇聯早已不存在,況且勞工黨顯然也與(各種可能解釋下的)共產主義毫無關係。
- 歐洲極右派出於保護主義及經濟國族主義(Economic Nationalism),譴責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以對抗「國際金融」,波索納洛則呈現出超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更多的市場化、對外資開放、私營化,以及與美國政策完全一致。這無疑地解釋了統治階級為其競選大量動員的原因。傳統右翼候選人阿爾克(Geraldo Alckmin)顯然注意到了這點。
川普、波索納洛與歐洲極右派的共同點,在於他們鼓動了三大反動的社會文化主軸:
- 極權主義,順從具備「重整秩序」領導的強人政治。
- 壓制性意識形態,崇尚警察使用暴力,呼籲恢復死刑並以「抵禦犯罪分子」為由,將武器回歸民間。
- 不能容忍性少數群體,特別是同志、雙性戀、跨性別及雙性人群體。這主題由天主教(法國)或新五旬節主義者(Neo-Pentecostalist)等宗教反動勢力所鼓動,並且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
這三大主軸加上「對貪腐宣戰」,及在社交媒體上大量流傳的假新聞(儘管為何那麼多人相信這些噁心的謊言仍待進一步解釋),是波索納洛得以勝出選舉的關鍵。對於其難以置信的勝利,我們仍缺乏一個具說服力的解釋,儘管他就任總統的數週內,暴力激增、就內戰發表蠻橫的演說、厭女、缺乏施政計畫,對於軍事獨裁及施虐也表現出毫無羞恥之心。
始終如一的反法西斯主義
那我們該如何對抗這些?我們並沒有能對抗這全球褐潮的魔術方案。桑德斯(Bernie Sanders)呼籲的世界反法西斯陣線是個絕佳的建議。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在相關國家中建立捍衛民主自由的廣泛結盟。
然而也必須考量到資本主義系統——特別在危機時刻——不斷生產並再生產法西斯主義、政變及極權主義政體的現象。這些傾向的根源是系統性的,而其替代必須是基進的,也就是說反系統性的。在1938年,法蘭克福批判理論學派(Frankfurt School of Critical Theory)首要思想家之一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寫道:「如果你不願談資本主義,那麼你無法談法西斯主義。」換句話說,始終如一的反法西斯主義是反資本主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