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香港反送中運動延燒了五個多月，從和平示威發展成警民街頭巷戰，電影般的火爆場景出現在熟悉的街廓建物，令人倍感震驚。在「香港困局」系列報導中，我們的採訪對象包含了學生示威者、從旁觀察運動的學者，以及多位與抗爭遠近不一的香港市民。對於一個仍持續在發展中的運動，任何一錘定音的宣稱或許都還稍嫌武斷，這個系列報導，或許只是提供了若干切面，希望盡可能拼湊出一個相對完整的圖像，以理解這場運動和香港當下的困局。
【香港困局】
反送中運動跨入12月，仍在持續發展當中。我們的系列報導除了採訪參與抗爭的示威者，也訪問了對運動有所批評檢討的學者，希望呈現更多元的理解運動的角度。
我在香港停留期間，也接觸到了一些不同意見的市民。例如11月20日早上，準備出門採訪時，剛好在漆咸道南目擊十多名市民正在清除示威者擺在道路上的磚頭和路障，他們說因為不能忍受「運動越來越暴力」，所以自發出來清路。
在中文大學採訪時，我碰到一位在中大教書的美國教授 Paul 和一名王姓陸生。Paul 告訴我，示威者占領大學期間，在門口設置檢查站，檢查進出大學的人包包，讓他感覺受威嚇。Paul 也認為，示威者舉美國國旗，想找川普求援，但川普只是把香港當作和中國的叫價籌碼，根本不在乎香港的民主。
王姓陸生是中大博士應屆畢業生，她有點遺憾地說，今天本來應該要舉辦她們的畢業典禮，但是因為運動的關係取消了。她也說，這陣子多數陸生都離開學校回內地了，自己也覺得校園有點不安全，在外不太敢講普通話。
當然也有支持運動的市民。有一天我到影印店印製資料時，青年店員就批評，警察這陣子執法太過暴力，示威者雖然也有使用暴力，但可以抓住法辦，警察施暴卻無法可管，提醒我採訪時要小心。他直言應該解散警隊，也表示支持普選的訴求。影印店的老闆則直截了當地插話：「香港政府不好，林鄭應該下台！」
香港這個城市同時並存著支持和反對運動的聲音，若將區議會的選舉結果當成反送中運動的民意指標的話，泛民派和建制派獲得的票數約為57%比41%，大致反映支持運動和反對運動的民意約為「六比四」。運動後的香港社會愈趨政治分裂，家庭、餐廳、商店都出現「黃藍對立」，但顯然不是只有「撐警／政府」或「撐運動」兩種簡單的立場。即使是站在同情運動的立場，我們也有必要對運動和香港的結構性問題有更多的省思。
對運動的一些判斷和反思
以下我從系列報導中歸納出三個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分別是「青年示威者的不滿和世界觀」、「警察和示威者的暴力循環」、「港府和北京政府的施政錯誤」，希望提供讀者一些思辯的空間。
一、青年示威者的不滿和世界觀
我在訪問兩位青年示威者 Daniel 和 John 後發現，他們參與運動的出發點很相似，都極度不信任中國大陸的司法制度，認為《逃犯條例》一旦修正通過將侵蝕香港的高度自治。而港警濫用暴力鎮壓示威者，也使他們對港府和中國更加不信任和敵視，希望透過更激進的抗爭手段實現真普選等五大訴求。
他們都非常強調香港和中國大陸的差異，認為香港屬於崇尚「法治、自由、民主」等西方普世價值的一個特殊城市，而中國大陸則因為是共產黨專政，缺乏「法治、自由、民主」等價值。因為這樣，他們十分抗拒中共統治，希望和內地維持「井水不犯河水」的一國兩制關係，如果中港融合的趨勢持續，他們就會想要走向獨立。
此外，他們也對美國、英國頗有好感，John 在訪談中期望美國盡快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並施加一些干預，示威遊行中也常見到美國國旗、英國國旗和港英旗等，都反映香港示威者對美英的認同和依賴。
我也問到有關於香港的貧富不均、房屋問題等資本主義制度的問題，但是青年示威者基本上對資本主義制度無批評，而是強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有「經濟自由」、「資金自由流通」等特點，並認為普選的落實即有助於改善民生問題。
綜合上述，我們暫且不深究中國大陸的政治制度是否真的沒有「法治、自由、民主」，或者與之相對應的一套論述，我們可以看出青年示威者的世界觀是一種「反共、親西方」的意識形態，以西方標準來評判中國大陸和中共，抗拒融入中國的社會制度，希望維護香港目前的資本主義制度，而這套制度實際上是延續自英國殖民時期建立的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制度。
有些人把青年的不滿歸咎於社會不平等、經濟民生問題，但根據我的訪談結果，兩位青年學生念茲在茲的並非經濟民生問題，而較為關切言論和集會自由、司法獨立等價值層面的問題，訴求香港政治體制的改革。抗爭者的矛頭指向的是香港政府和中共，五大訴求也和民生無關，批判資本主義的聲音也幾乎不曾在運動中出現。在意識形態和世界觀上，示威者很大程度上延續了雨傘運動對西方「自由民主」的嚮往，但假如香港青年的確受到資本主義的問題所苦的話，那麼其訴求和政治傾向恐怕很弔詭地和現實中的社會經濟矛盾發生錯位。
另一方面，本土派的崛起也是這場運動的特點，青年更加強調香港人獨特的身分認同、文化和價值觀，並將「中共／中國」當作他者，意圖建立屬於「香港人」本土的共同體。在抗爭現場，隨處可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反抗」等充滿濃烈的本土主義色彩的動員標語，比起雨傘運動有過之而無不及。青年將本土派先驅梁天琦視為精神領袖，也越來越不否認自己有「港獨」傾向。而過去一段時間，也不乏激進示威者排斥大陸人的言論、乃至攻擊說普通話的民眾的行為。
值得追問的是，青年示威者對中共、中國和大陸人的認知，有多少是立基於事實，多少出於誤解？他們對於中國近現代史和現實的認識，是否足夠全面正確？示威者要求美國干預甚至制裁香港，是否真的有益於香港人的利益？一國兩制長年累積下來的矛盾和認知鴻溝，大陸和香港如何一同面對解決？香港人對於普選的政治訴求，如何得到合理的滿足？香港的社會經濟矛盾又要如何得到真正的改善？
二、警察和示威者的暴力循環
毫無疑問，香港警察在這次運動中使用了過度的暴力鎮壓示威者，包括毆打、近距離槍擊、言語恐嚇、施放大量催淚彈、以及逮捕數千人等等，而在721元朗白衣人恐襲事件中，警方遲遲沒出現，也引起「警黑勾結」的疑慮。包括我採訪的兩位示威者和港大學者，都贊成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對於警方的暴力濫權行為進行調查。
不過，另一方面，港大學者劉寧榮也指出，示威者這方也有暴力升級的問題，例如堵路、縱火、破壞「藍絲」和中資店鋪等等，也有發生示威者點火焚燒政見不同的市民，以及擲磚攻擊一名清潔工致死等事件，昨天也有發生市民試圖移開路障，而被示威者攻擊流血的事件。劉寧榮認為，不應合理化或同情示威者的暴力，而應同時反對警方和示威者的暴力。本土派青年 John 則表示，他不贊同傷害一般市民，但可接受針對警察的暴力行動。
或許有人認為不該對警方和示威者的行為各打五十大板，因為兩者的武力並不對稱，實施的暴力也不成比例。但是，當部分示威者的暴力已經延伸到警察以外的社會，開始針對一般市民和（疑似）中國人時，這樣的問題無疑必須嚴肅以待，特別是社會運動站在訴求改革社會的一方，應該具有比其所反對的政府和警察更高的道德標準，以及自我反思和糾錯的能力。
然而，由於反送中運動主張所謂的「不割蓆、不篤灰、不譴責」原則，即使有示威者做出過激的暴力行為，也有人聲稱「核爆也不割蓆」，但這種無論示威者做出任何行為都不切割批判的作法，是否符合運動的倫理？和運動改革社會的目標是否有所矛盾？恐怕是值得思考的。
這次反送中運動的抗爭強度，是香港回歸後最激烈的一次，有示威者認為這是源於雨傘運動「和理非」路線的失敗，才推動示威者走向「以死相搏、絕無底線」的勇武抗爭。抗爭中瀰漫的絕望情緒，也使得示威者之間盛行一種「攬炒」邏輯，也就是強調未達目的，不惜和自己的城市「玉石俱焚、同歸於盡」。這在實踐上，變成是破壞港鐵、堵塞交通要道、癱瘓機場等等行動，以圖搞垮香港的經濟。
我們可以理解示威者希望透過破壞城市的日常秩序，逼政府讓步答應訴求的行動，但是「攬炒」更極端的作法，是示威者透過「死諫」、衝擊警察防線、引致更大鎮壓，甚至「等待六四發生」來換取國際關注。反送中運動開始後，陸續有數人據說因反送中自殺，以及越來越多示威者和警察正面衝突的行為，而有示威者不幸失去性命。除了警察的濫暴，我們也該想想，「攬炒」這種情感和邏輯，是否是鼓吹青年去流血犧牲？一再鼓勵攬炒，對於示威者和市民真的是好事嗎？
香港文化人梁文道早在9月就說，有些攬炒派試圖誘使駐港解放軍部隊出動，又或者逼得正在深圳佈防的武警過河入城，點燃「攬炒」的結局。但這種局面，其實只符合某些想改變中國現況的勢力的利益，而最不符合香港多數人的利益。
然而，也有香港學者為攬炒背書，例如羅永生聲稱攬炒是一種「解殖」，許寶強則肯定攬炒「不僅是共死的終局，亦是重生的開端」，但真正實踐「攬炒」的恐怕並不是待在後方觀看分析事態的知識份子，而是聽信他們的話奔赴前線和警方戰鬥的青年。劉寧榮認為，知識份子不該鼓動年輕人上街冒生命危險和牢獄之災，關於「在後方聲援」的道義和責任，恐怕也是運動不得不面對的嚴肅問題。
三、港府和北京政府的施政錯誤
這次反送中運動延燒至此，香港特區政府和北京政府的施政錯誤可以說要負上最大責任。
青年示威者 Daniel 和 John 都提到，當百萬香港人兩次走上街頭遊行，要求撤回《逃犯條例》時，香港政府都忽視民間的反彈聲浪，拒絕撤回法案，特首林鄭月娥的官僚姿態更與民意嚴重脫節，激發更多憤怒和不滿。隨後警方對示威者的鎮壓行動形同火上澆油，終導致抗爭成燎原之火、一發不可收拾。
運動發生後，北京和港府紛紛提出香港存在所謂的「深層次矛盾」問題，才導致運動難以平息。然而，如果對照北京和林鄭在運動後提出的檢討，會發現他們對「深層次矛盾」的認知與示威者有明顯的落差，比如港澳辦提出特區政府應設法改善民生，特別是幫助年輕人解決在住房、學業、就業、創業方面的困難，紓解他們的怨氣；林鄭則在施政報告上說要提供多項措施解決住房問題，也就是都聚焦在香港資本主義造成的「社會經濟矛盾」之上。
然而，Danial 卻認為，爆發這次運動的「深層次矛盾」，是香港人擔心一國兩制下的自由權利被限縮，以及民主普選的政治權利無法滿足。也就是集中在「政治制度」上的缺陷，希望透過選出自己的政府來解決民生問題。John 也認為，現有的政治制度設計無法改善民生，只有港人掌握政治參與和普選的權利，才能實現經濟的分配正義。
香港教育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趙永佳對於這樣的認知差距，提出了精闢的觀點，他認為香港確實存在嚴重的社會經濟矛盾，令青年積怨已深，這和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有關，但現在的運動卻完全未觸及社會經濟問題。不過他也認為，現實是港人把怒火集中在政府施政失當、警隊執法問題，乃至政制的缺陷，政府應該看到「政治權力分配不均」是示威者的關切核心，對症下藥才有助解困。
不過，香港的政制改革，特別是普選的落實，也牽涉到國家對於香港的管治問題。正如劉寧榮指出的，香港人希望可以在民主的道路上往前走，但是香港也存在外國勢力干預政局的隱憂。此次運動中示威者不斷呼籲美國介入，更加深這樣的疑慮，因此北京擔心國家安全問題並非全無道理。
劉寧榮因而提出雙方要各讓一步，北京必須「用普選換23條國安立法」，反對派也必須「用23條換普選」，這樣「香港民主」和「國家安全」才能兩全其美。
我們可以不必同意劉的構想，但重要的是，要看到中國大陸和香港各自有不同的考慮，而這樣的考慮或許都存在合理性。如何達成共識，雙方的相互理解就顯得十分重要。示威者必須面對的是，香港作為中國大陸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不論未來如何走下去，都必須持續和北京及內地民眾保持緊密的互動；而北京也必須認知到香港作為「一國兩制」下的特殊城市，與大陸走過截然不同的歷史軌跡，有其不同且值得尊重的文化和價值觀。
香港和中國大陸，如何透過對話溝通，找出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管治狀態和制度設計，需要兩邊都具備同情、內在的理解，建立一個雙向視野，而非流於本位主義的思維，才能真正為香港的困局找到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