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利維亞政變分析三】 粉紅潮衰退，玻利維亞何去何從？

每個案例都有需要進一步檢視的政治動態，但他們的共同根基，都源於2008年開始全球資本主義危機這些地區的迴響。由於當時墨西哥、中美洲及加勒比海以各種方式深度整合進美國市場，於是立即感受到這場危機的衝擊，但是對於南美洲的衝擊則被延緩了。

南美洲的經濟成長，是透過與全球積累的新中心——中國——建立了深度聯繫來維持，進而保持了南美洲關鍵出口商品的高價位，特別是礦物開採、農產品、天然氣及石油，至少在中國經濟尚未開始衰退前是如此。因為當時美國或歐盟的經濟尚未真正復原，全球市場缺乏新的動力來源來彌補中國經濟相對放緩後的殘局。

因此，2012年之際，大多數的南美洲國家都深陷危機。2014年中期，依賴石油出口的委內瑞拉及厄瓜多在油價暴跌中嚴重受挫。在2009年至2018年間，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整體的年增長率（顯然掩蓋了不同國家與次區域間的重大不平衡）為：-1.8（2009年）、 6.2（2010年）、 4.5（2011年）、2.8（2012年）、 2.9（2013年）、1.2（2014年）、 -0.2（2015年）、-1.0 （2016年）、1.3（2017年）與0.9（2018年）。

2012年後，各國經濟各自以不均勻的方式持續下滑——連續兩年經濟萎縮，伴隨這種狀態的是：無論是表面上看似左翼的政府，以及顯然是右翼的執政，都迎來普遍撙節的新時代。這是粉紅浪潮「週期結束」（end of the cycle）、持續動盪、右翼反叛與新示威潮的物質背景。

甚至是主流經濟學家也承認我們正處於全球性的長期經濟停滯中，橫跨其中的包括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地緣政治衝突，以及與逐漸顯露、與生態災難有關的全球大火。當前拉丁美洲的情境需要在這個更大的脈絡下理解。

如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2019年發表的每個全球經濟預報都必須根據之前的預報向下調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經濟委員會（ECLAC）最新前景報告預測2019年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總體經濟成長率，將從2018年的0.9%下調為0.5%。投資、出口、公共支出與私人消費都在下降。此現象比起過去更加全面，33個國家中有21個國家經濟表現緩慢（如果排除加勒比海國家，今年在20個拉丁美洲國家中有17個國家被預測會失去動力。）

當然，每個案例之間有許多重要的不同，因此任何概括性的論述絕對都有侷限。但是，我認為烏拉圭生態政治學家古迪納斯（Eduardo Gudynas）提出的「補償性國家」概念（Compensatory State），對於許多國家的粉紅潮經驗以及其廣大的政治－經濟因素具有揭示性的作用。

1990年代晚期至2000年代初期，在大部分的南美洲國家，群眾社會運動在新自由主義劇烈的區域性經濟危機中爆發。相較之下，那些後來被稱為粉紅潮的中間偏左與左翼政黨，獲得社會運動的支持而在2003年前後相繼執政。那時，大部分南美洲國家的資本主義動力已經透過由中國驅動的商品繁榮而恢復。

潛藏在這些新政府之下的重大階級矛盾被暫時掩蓋，但隨後就會爆發。商品繁榮帶來的豐厚利潤，使資源尋租變得可能，並為「補償性國家」奠定物質基礎。這些「補償性國家」透過更高的課稅與開採權獲得租金，實施針對性的重分配計劃，並配合基礎工程，給予民眾階級信貸延展及創造就業計畫，取得了政治的合法性。相對高的社會支出，加上商品繁榮引發的經濟成長，幫助許多國家減少貧窮，甚至是大幅下降，委內瑞拉一度如此，玻利維亞貧窮率至今仍持續下降。

然而，這些補償性國家的總體政治－經濟策劃，並未挑戰社會資產關係或是繼承自前任傳統新自由主義前任者的經濟生產中心。轉型沒有發生。這些國家仍被視為是原料與廉價勞動力的來源而被安置在國際勞動分工的從屬位置。新自由主義的結構基礎仍完好，甚至在許多方面成長得更快速。

即便非常委婉地說，這些與跨國資本接軌、根基於加劇榨取礦物、單一作物的農工業生產、開採天然氣與石油的發展計畫，顯然不是以生態永續為前提。今夏亞馬遜森林異常大火只是此事實的明證之一。榨取主義邏輯也讓左翼或中間偏左政黨統治的國家與原住民、農民及生態保護運動發生衝突，後者為了自身領土而以肉身抵擋跨國資本榨取。

在政治與意識型態範疇上，過度的國家主義在一個接一個的案例中出現，這是對發展主義國家及其魔幻力量的崇拜。這是由新的執政黨所提倡，這些政黨傾向把自身與其佔據的國家機器融為一體。當獨立、自主的社會運動與工會的利益與國家管理者定義下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起衝突時，這些政黨傾向將社會運動與工會當作可疑、甚至是罪犯看待，並且認為他們是為右翼與帝國主義利益服務。

隨著商品價格暴跌，延遲的全球經濟危機抵達南美洲，中間偏左與左翼政府先前掩飾的階級矛盾開始浮上檯面。這些政府開始右傾，實施程度不一、變相的撙節政策，削弱了自己在民眾階級中的支持基礎。與此同時，先前在淨利潤時代已經學習如何與這些政權共存的資本家，藉由原有的或是新組成、公然的右翼政治運動，再度回歸他們原本的政治老巢。

粉紅潮計畫的衰退，同時自信但群龍無首的右翼計畫再度崛起，導致當前不穩定且波動的僵局，並定義了當前局勢。這一切得在世界市場長期停滯的新時代與快速崛起的生態危機中回想。

在這場程序與機構鬧劇之下，對於莫拉萊斯自2006年以來「爭取社會主義運動」（MAS）計畫的持續反思或評估，消失在辯論之中了。特別是從2010年起，該計畫越來越像是國家主導、由上而下的資本主義現代化計畫，在盎格魯撒克遜左翼之間流傳的「社會主義勝利」純然只是幻想。

莫拉萊斯政府的經濟策略向來仰賴與跨國化石燃料資本簽訂協議，以及位於東部低地的外國與本國農工業資本。隨著時間推移，其核心的社會基礎變成由街頭小販、小採掘業者、小型工業生產者以及參與出口商業農產品的中型生產者所組成的小資產階級，這個社會階層隨著莫拉萊斯第一次擔任總統時的商品繁榮而擴張，也因此改變其核心民眾基礎的階級組成。

大規模外國資本採掘業的邏輯與原住民小資產階級賦予的合法性權力是併行的。除了這個核心，還有來自支配階級更廣泛、消極的選舉支持者。2013年，國內生產毛額（GDP）從近年高點的6.8%下滑之後，該國3年以來的平均經濟成長率仍可維持4.2%。將榨取獲利分配至其他經濟部門的不同資本迴路，這樣的補貼效應，搭配相對低的失業率、以最貧窮民眾為對象的現金給付，顯著改善了貧窮率，對於解釋莫拉萊斯之所以大受歡迎也很重要，重要程度相當於他是1825年玻利維亞共和國成立後，這個原住民人口占多數的國家的第一位原住民總統。

同時，玻利維亞經濟很難自外於全球市場的更大趨勢。其外匯儲備已經耗乾；為了維持公共開支，並在去年或是選前準備掩蓋這個事實，造成債務積累。如果莫拉萊斯能夠在此次動盪中存活（譯註：政變之後，莫拉萊斯已於11月10日飛往墨西哥接受政治庇護），而我相信他能做到，預料他將開始實施自己的撙節政策。

在政治上與意識形態上，需要注意的是：在莫拉萊斯的統治下，獨立自主的社會運動及工會被刪除，並且吸納進入國家機器，又或被詆毀為右翼分子的代理人——因此他們現在無比虛弱。對於不斷榨取的經濟而言，持續衰退的市場狀態並不代表榨取活動將會延緩，而是一場為了改善跨國資本獲利條件的競賽。正如莫拉萊斯政府在原住民領土上發展榨取資本前，忽視他們有權要求具實質意義的事前諮詢。

同樣地，在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驅動下，社會－生態的破壞將近一步加劇。今夏森林大火並非僅發生在波索納洛統治的巴西，玻利維亞領土內的50萬公頃森林也同受遭殃。只要政府與東部農業綜合企業的裙帶關係沒有被打破，這把森林大火仍將持續擴散。

以當下選舉來看，莫拉萊斯的勝利可能是眾多不受歡迎結果中較具吸引力的一個。然而，將政治限制在國家體制內，也不過是炮製保守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而非社會主義和原住民的解放。在緊縮和停滯的新時代中，除了不應對莫拉萊斯的統治下的深層矛盾抱持任何幻想，未來數年的當務之急應為重建獨立自主的群眾運動，及其激進政治的構鏈——尤其考慮到他們自2000至2005年在所謂水源戰爭（Water Wars）及天然氣戰爭（Gas Wars）高點以後退縮的距離。我們也需關注極右翼福音運動在這次選戰中第一次被選民認真看待，即有接近9%的選民支持韓裔玻利維亞人池玄貞（Chi Hyun Chung）醫生領導的基督教民主黨（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在由莫拉萊斯及梅薩兩極化的選戰中，這9%可能是低估了該國右翼福音在日益增長的社會－政治力量。波索納洛下的巴西政治提醒了我們是為何需要懼怕這些勢力增長。

巴西勞工黨（PT）中間路線新發展主義十四年經驗的內爆以及右翼極端份子波索納洛崛起成為總統，當然是最令人害怕且危險的發展。

巴西動態很大一部分反映我上述所言。經歷數年的成長與減貧——以及金融部門前所未見的獲利——全球危機以更強的力道反彈回到巴西。仔細思考這個高速模式，該國的國內生產毛額比率，在最近一次長達數年的週期之內，經歷了停滯與全面緊縮，之後再度回到停滯：7.5 （2010）、4.0 （2011）、1.9 （2012）、 3.0 （2013）、 0.5 （2014）、-3.5 （2015）、-3.3 （2016）、1.1 （2017）以及1.1 （2018）。

在街頭政治方面，2013年的六月起義就像智利上月因運輸票價飆漲而爆發的示威，當時人們對於左翼社會運動的期待，隨著2015、2016與2017年街頭示威社會組成與意識型態領袖的改變，這些年來已黯然失色，（這些改變）形成一批具戰鬥性的小資產階級並成為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現任巴西總統）崛起與強化的基礎。羅賽芙（Dilma Rousseff，2011至2016年間擔任巴西總統）勞工黨政府以輕視態度回應2013年示威，即便這些示威迫使她在該年底以左翼姿態競選總統。2014第二次執政後，羅賽芙制定撙節方案並且任命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利維（Joaquim Levy）擔任財政部長，向金融資本展示其可信度。利維之前曾是巴西第二大民營銀行巴西布拉德斯科銀行（Bradesco）的區域主席。

接下來幾年，巴西右翼打著反貪瀆的意識形態大旗，並且利用其仍然掌控的司法部門，在2016年時藉由一場國會政變非法彈劾了羅賽芙，並且安插跛腳臨時總統泰梅爾（Michel Temer），直至2018年波索納洛當選。這發生在魯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被囚禁之後，作為勞工黨的總統候選人，他一直在民調中保持決定性的領先。任何嚴肅思考的人都會視魯拉為一個政治犯。

無需詳細討論，波索納洛位居一個衰弱且內部分歧的極右翼政權之上，之中的文化獨裁主義者、軍國主義者與新自由主義技術官僚之間存在嫌隙。自今年一月掌權以來，他的支持率持續下滑。雖然資本在最後一刻支持作為局外人的候選人波索納洛，作為逃出危機並且避免勞工黨勝利的方式，但是直到最近該政權無法履行其經濟深層結構調整的承諾，而市場正失去信心。但是國會剛通過備受厭惡的年金改革，這被國際與國內資本視為關鍵契機，藉此施行更廣泛的社會市場化。

然而，政府仍然群龍無首且民意低落。幾個月前一場大罷工才剛爆發，政府在今夏亞馬遜悲劇中扮演的角色也引發了重大示威。

這並不是說該政權不危險。正好相反。若說拉美左翼過去幾年最有希望的力量來自以群眾基礎的左翼女性主義的出現，波索納洛對「性別意識形態」的激烈宣戰，則批准了巴西社會既存的性別暴力，每天約175起強暴案發生，該數字是五年前的兩倍。

同樣相關的是，該國對於酷兒族群而言仍是世界上最致命的地方，2017年，針對該族群的仇恨謀殺，已知的便有455起，在總統選舉期間，50起攻擊與波索納洛支持者直接相關。在這50起攻擊案中，兩起是男性以波索納洛之名殺害跨性別婦女。

既存已久、種族主義的警察暴力在波索納洛任內惡化。根據巴西年度公共安全報告，在2017年，警察每天殺害14人，整年殺害5,144人。2018年，泰梅爾下令軍方介入里約熱內盧貧民窟，根據官方統計，有1,532人遭殺害（譯註：2018年二月，泰梅爾以打擊犯罪集團為由簽署命令，讓軍方接掌里約熱內盧治安，引發軍人干涉的批評，此外未經訓練的士兵也讓暴力情況更加惡化）。2019年，數字同樣驚人：在一月便有170人死亡。這構成種族歧視的國家，而民兵則以驚人的強度處決以非裔巴西人為主的人口。

類似案例還有很多。

即便其特殊性，巴西右翼仍有一些可以普遍化的特徵。首先是拉美右翼缺乏實在的意識形態計畫，像是199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等等，將其群眾基礎熱烈地凝聚在一塊，並對未來保持信心。這是因為右翼不知道如何從當前這個以全球為範圍、新自由主義式資本主義停滯的現況出走。就此方面而言，拉美保守派並不特殊。

其次，同時也是第一個因素的結果，當右翼執政時，必須管理停滯的經濟並且實施不受歡迎的撙節，導致支持度迅速流失，並且越來越倚賴鎮壓。我們可以在皮涅拉（Sebastián Piñera，智利總統）如何兇狠回應近日起義看到這點，這是該國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之後最殘酷的鎮壓。還有莫雷諾（Lenín Moreno，厄瓜多總統）於厄瓜多宣布緊急狀態並實施宵禁。哥倫比亞慢慢擺脫和平協議、宏都拉斯以民主之名掩飾獨裁，以及今年最近幾月競選期間馬克里（Mauricio Macri，阿根廷總統）團隊的「波索納洛化」...等等。

第三，右翼之惡劣強化了對於昔日粉紅潮中間左翼結構的某種懷舊情感。試想巴西魯拉的支持度回升，以及裴隆主義（Peronism）回歸阿根廷。但是，一如我所揭示的，這樣的懷舊情懷雖然可以理解，但是卻有違這些改革主義計畫為右翼復甦奠定基礎的認知；另一方面，如果這些政治勢力再度掌權，一如阿根廷在十二月初那樣，他們將面臨巨大的內部與外部壓力，為了駕馭資本主義停滯甚至是危機而右轉，而非左傾。

在帝國主義的新自由主義階段中，最重要的特徵之一就是境外直接投資(FDI）的角色，其背後的機構是跨國公司，以及其總部座落的母國所提供的支持。因此，追溯境外直接投資的金流，是討論當代帝國主義的合理起點。如果將併購列入計算，美國持續在對拉美境外直接投資方面領先，歐盟作為一整個集團則緊接在後，加拿大第三，中國第四。

美國毫不掩飾、歡欣鼓舞歡迎粉紅潮「週期結束」，並且利用新右翼盟友的崛起復興像是美洲國家組織（OAS）這樣的區域組織，美國不但擁有席次，並且隱身幕後，手握決定性的影響力。美國用這些機構取代粉紅潮時代時自身被排除在外的組織，例如拉美與加勒比國家共同體（CELAC）。如前所述，鼓吹以「南美進步與發展論壇」（Prosur）取代「南美洲國家聯盟」（Unasur）的過程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相同模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與美洲開發銀行在拉美復甦也是美國勢力的間接展現。

美國對毒品宣戰持續成為一個靈活的平台，美國軍隊、情報單位、外交使團與警察藉此在墨西哥、加勒比、中美洲，以及哥倫比亞施展權力。軍事基地與部隊繼續在所有可能的地方擴展。

就移民而言，川普成功利用美國與墨西哥之間巨大的不對稱力量，說服或強迫該國新上任的中間偏左民粹主義總統歐布拉多（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為了美國的邊境統治，監控中美洲移民。

川普任內，特別是委內瑞拉，對於美國在拉美的權力算計有特殊的重要性，例如在2019年一月，美國率先承認瓜伊多自行宣布成為委內瑞拉的「臨時總統」，並且直接支持這位保守派反對勢力政客在同年四月計畫極其拙劣的政變。美國以總統命令在2017年八月與2019年一月對委內瑞拉實施的經濟制裁依然有效，同樣地，美國承認瓜伊多的平行政府之後，馬杜羅（Nicolás Maduro）政府面臨事實上的經濟限制也依然存在。

美國也抓住委內瑞拉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外國資產，例如多數股份為委內瑞拉擁有、位於美國的煉油與運輸企業雪鐵戈石油公司（CITGO）。在英格蘭銀行等盟友機構的協助下，美國的行動也凍結委內瑞拉90億外匯中的大部分資產，其中一大部分都是黃金。

現在來談論中國。2005至2016年間中國境外直接投資是900億美元，數字不大，約佔該期間流入拉美5%的直接境外投資。不過，2017年出現上揚，預估數字達250億美元，約佔總數的15%。中國直接境外投資集中於天然資源與特定國家，該國81%的投資流入巴西、秘魯與阿根廷，巴西更是遙遙領先，佔總數55%。

除了境外直接投資，中國在拉美逐漸浮現的帝國主義權力，建基於其借貸者的角色。2005至2016年間，中國對拉美及加勒比政府的借貸承諾超過1,410億美元，比同期美國主要金融機構的借貸總和還多。絕大部分的借貸與碳氫化合物（天然氣與石油部門）有關，並大量集中在委內瑞拉，但是相同性質且重要的借貸也發生在巴西、厄瓜多與阿根廷。

這些特別的「石油借貸」須以實物償還，即保證石油直接運輸至中國。許多中國借貸與基礎建設計畫有關，然後這些計畫又與建設合約扣連。所以中國發展銀行對基礎建設計畫提供借款，然後透過保證中國企業獲得建設合約作為回收方式。對於這些企業而言，為了方便掌控，通常會使用中國勞動力。這些建設合約通常位於能源部門，特別是水力發電，除此之外還有運輸。

說中國是美國在拉美的政治－軍事對手沒有道理。然而，就境外直接投資、借貸協議、基礎建設計畫，以及保證能源輸出至中國而言，中國在拉美的其他帝國主義權力要素顯然有上升趨勢。2015年，拉美與加勒比國家共同體與中國的首次論壇，中國預測與拉美貿易將在2025年時達到5千億美元，屆時中國境外直接投資將達2,500億美元。這些預測顯而易見，但是中國這類的預測時常沒有實現。但仍然暗示了其視野。

只想重申我們應將當前時刻同時發生的元素，放置在過去十年資本主義過去於拉美長期矛盾發展下檢視，以及這樣的發展如何與全球市場的節奏互動。特別是，該地區與2008年開始的全球危機的具體關係，在眾多敘事中僅被膚淺地了解。

在此整體背景下，我們已論及拉美僵局的幾個核心政治動能：疲軟、保守化的官方粉紅潮，即便在仍掌權或是重新執政的國家，如今也以準備實施撙節，儘管是透過協商與安撫社會而非徹底且殘酷的國家武力。

其他國家，中間偏右與極右翼掌權，但他們沒有北極星可供指引，一如新自由主義的1990年代，隨著資本主義動能無法回歸他們的掌握，通常很快就會失去民眾支持。他們逐漸透過侵略性十足的國家鎮壓統治，一如我們在智利、巴西與宏都拉斯...等國所見。與國際另類右派連結並且深受啟發、受到性別與種族仇恨混合的意識形態的有力助長、對於「文化馬克思主義」的厭惡，以及在拉美日漸壯大的福音教派的文化保守路線與組織建設——極右翼運動是必須被密切追蹤且抵抗的現象。

新形勢的民眾抗爭正在成形——尤其是左翼、民眾的女性主義運動，其中也包括重要的反資本主義潮流。拉美的原住民運動正重新團結並且重拾戰鬥性。對於榨取式資本的反資本主義及生態抵抗將持續成為階級鬥爭與社會－政治對抗的前線。

一如我們之前所討論的，更爆炸性的時刻可能在其他地方到來，雖然預測確切位置將顯得有勇無謀。在全球資本主義長期停滯期間，政府制定撙節方案，將在更多社會引爆抗爭，一如厄瓜多的柴油與汽油上漲，以及智利的地鐵票價飆升那樣。厄瓜多與智利的動能充滿潛力，即便其結果仍充滿變數。我們不能高估激進社會運動與政黨左翼以開放且大膽的方式介入這些起義的成長與政制發展。雖然選舉必然是階級鬥爭的時刻因此必須介入，短中期的解放可能性，關鍵仍在議會外的激戰後能否取得制衡力量，一如過去數週在智利與厄瓜多發生的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