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不家庭】專題系列六 農村＋貧窮＋酷兒＝我不配

責任主編：王顥中

自同運婚／家辯論以來，毀（家）廢（婚）派一直被指為「很會用理論」、「過於學術」、「太過抽象」、「不切實際」等等。透過這篇文章，我要提出的是：毀廢派事實上不難懂，也不那麼知識門檻過高，邊緣性實踐者早已實踐出了家庭婚姻以外的生活可能。外遇第三者、濫交者、援交者、群交者、換偶者、師生戀、家人戀、不倫戀、動物戀或各種獨特性癖好者，這些人實踐出的生活方式早已是對體制最直接的對抗。他們之中很多人面對的不僅只是人際關係的決裂而已，嚴重的還得面對司法的懲戒。當社會運動還在夸夸而談動員抗爭之困難的同時，早已有人在格格卡卡的邊緣角落抗爭許久。

比起扣敲家國婚姻之門的訴求，或許更應該思考的是，如何把這些主體放入眼界？如何把他們早就在挑戰日常婚家體制的反叛動能納入考量？與其建置層層法律，守住法律的安全界線，為何不能像荷安珀（Amber Hollibaugh）說的那樣，去面對那些偏離法律、偏離正軌之人的生命處境，以及吳永毅在秋鬥論壇上所強調的「尋找與體制決裂的方式」[2]？主流同運雖然宣示要為這些人平反人權，卻只是一味將他們弱化成體制受害者，實質上拒絕看見不婚不家者身上邊緣戰鬥的酷兒動能。另一方面，總有人不斷要求體制改革或社運方向要廣納所謂的「人群」（或「公約數」）；然而「人群」到底都指那些人？追根究柢，所謂「人群」，要不是刻意對邊緣性實踐者進行忽略排除，就是不願接受酷兒們早在日常生活中進行抗爭的事實。如果邊緣性實踐者的日常抗爭動能在階級或道德上都無法被承認，那麼，體制改革或是社會運動所訴求的「人群」，將只是個不會在日常生活中採取任何行動與抗爭戰鬥、人人各求自保、只求仰賴體制保護（例如：同婚提出婚姻家庭作為保護性少數的訴求），或者冀求和平理性的社運組織去為「人群」爭取權利、然後回頭繼續苟安苟活的空無集體而已。

毀廢派在大家瘋同婚的同時要堅持的，就是邊緣戰鬥的抗爭位置。

本文改寫自真實校園中所發生的同志師生不倫戀。為保護當事人隱私，我將採取日本電影《大逃殺》故事中的北野老師為敘事要角，以寓言體的方式將現行於友善校園中的《性別平等教育法》類比為電影中的《新世紀教育法》（Battle Royal Survival Program，簡稱BR法）。「多元性別」與「性霸凌」定義在友善校園中的具體操作，再搭配通報系統的篩選機制，這套實施在現行校園中的系統，與片中《BR法》揀選「沒有用」的青少年來進行淘汰賽，有異曲同工之妙：它們都透過現代的進步法律，將多元邊緣主體（例如不符合進步文明史觀的落後者、失敗者、暴力者、書呆子、懦弱者、霸凌受害者、濫交者、援交者、投機取巧者等邊緣主體）標示出來後再丟棄到荒島上，讓他們進行自相殘殺的遊戲。全片並以一句「你要加油」來貫穿主旨，意即，主流當局勉勵邊緣主體應朝向可資認定的「有用」價值來奮鬥求生。能夠順利爬升的邊緣主體得以生存，其他人（包括北野老師在內）都必須在劇中一一死去，他們的死代表的是這個社會對不入流、不合格的他者所進行的排除與肅清。最終活下來的邊緣者──孱弱的美少年七原與（曾遭霸凌）純潔的少女中川──踩著遍地遭到整肅的無數屍體而活下去，他們得以長大成人所付出的代價就是殺死其他更邊緣的人。而邊緣者倖存於難的故事情節，正猶如性別主流化中「多元性別」接合全球同志人權的大敘事，其所精挑細選的正典同志男女，透過《性平法》與性別平等教育在友善校園中誕生，他們的差異得以藉由（受到認可的）LGBT多元面貌倖存於屠殺災難之後，攜手邁向城市中心，積極索求他們理應活下去的權利，因為他／她們終將長大成人，終將擺脫過去，活下去[3]。

性平法所建構出的友善校園，揀選並教誨合格的多元性別主體「要加油喔！」，宛如《大逃殺》電影裡的情節般，被棄置孤島的人還須經過自相殘殺的遊戲才得以倖存。

「活下去」對酷兒來說一直是生死存亡的重要課題，然而，就酷兒邊緣的戰鬥位置而言，以什麼樣的身分與方式活下去卻是個更大的問題。當全劇即將結束在孱弱美少年與純潔少女攜手邁向城市中心之時，螢幕最後又再度跳出北野老師與他那些遭到社會排除的學生們，他們在照片中顯得幽暗而詭譎，魅影般不斷複誦著：「汝不得忘記。」這個「汝不得忘記」的提醒來自於過往的死難者，比起簡單地讓記憶結束在倖存於現代城市中的少男少女，這個聲音提醒我們要記得那些被進步的現代性所不斷整肅、洗淨並且遺忘的過去，而這個「過去」歷史中所蘊藏的「倒退」動能才是支撐酷兒們得以不需妥協、毫不羞恥地活下去的動力[4]。

關於這個「倒退」的動能，請容許我再多解釋一些。讓我們將影片倒回至北野老師死前的那一幕，他充滿愛地看著純潔少女說：「中川，你要加油，你要加油，你要加油。」畫面中不斷逼近的中年變態大叔，引發七原與中川兩人的無限恐懼，手握機關槍的七原終於忍不住地開始掃射，變態大叔倒地時也順手扣了板機，結果射出來的竟是像精液般濃稠的液體（原來只是玩具槍）。變態死了，眾人呼了口氣，正在享受放鬆的時候，北野老師的手機響了，原本已死的北野老師竟然從地上爬了起來，嚇壞了在場所有人，只見他接起電話，終於不耐煩地破口對著電話中的女兒大罵：「我不會回家了，知道嗎？如果你憎恨人，便要對後果負責！不負責任？我不管，死八婆！」語畢把手機摔在地上，掏出真槍（這次是真的了）憤怒地把手機射爆。然後，舒服地躺下，吃下中川親手做的餅乾，「最後一塊了」，嚥不下地死去。

我在本文召喚的是北野老師的亡靈，讓我們聽他／她說說那關於「心愛的中川（們）與最後一塊餅乾」的故事，藉此揭露發生在他／她身上的社會排斥與隨之相伴的痛苦。他／她是個怎麼都死不了的鬼（酷兒＝鬼兒），來自主流價值叨叨絮絮的電話不斷撥來的時候，他／她最終會從死亡中站起，反身控訴這個不斷進行排斥的體制，他／她要對體制說的正是：「我才不管，你這死八婆！」然後憤怒地把象徵體制的手機給爆破粉碎。這段寓言故事雖寄身在日本的電影敘事之下，卻也可以是一段遭到進步女性主義＋性平法＋友善校園＋通報系統所共同交織媾和後放逐驅離的孤島紀實。

農村敘事：階級上升的失敗者

電影開始的時候，北野老師落寞地坐在講桌後，教室裡半個學生也沒有，學生因拒絕上他的課而自動放了假。他是個不受歡迎的老師，學生嫌棄他又老又醜又古板，看起來一臉衰樣又變態，他落寞地低著頭、收起書，走出教室的時候，隔壁班一個小子忽然衝出，與他撞上，這個名叫國信的少年手裡握著一把刀，順勢應聲劃破北野老師的大腿。北野的大腿滲出大量鮮血，捂著傷口跛著腳走回辦公室。隔天，他遞出了辭呈，就此消失在校園裡[5]。女學生中川典子目睹了這一幕，對於北野身上透露出的「孤獨」氣息，她感同身受。

以下我將以北野和中川為人物名稱，所分析來自台灣農村的某個校園現況與個案。沿著電影裡中川同學對北野老師的「感同身受」，我提出一個試圖理解台灣北野處境的方式，循著歷史回到他的家鄉與他的上一代，試著去了解孕育北野這樣的人背後的「孤獨」結構絕非個人因素也非歷史偶然。

北野的母親來自九彎十八拐的山上，家裡的經濟情況十分貧脊，身為長女的她從懂事開始就要負責家務、照顧弟妹，從她口中不時聽到的故事多半與食物相關，下雨天在屋外撿拾蝸牛、排水溝邊摘蕨類植物、草叢間找野生果子，碗裡的番薯簽總是比米粒還要多。她在家裡做的事比其他兄弟姊妹還多，但是她卻喜歡念書，看著經濟比較好的小孩每天下午都可以到福利社買一碗貢丸湯，她總想著，等她可以賺錢的時候，她要離開那個貧窮破敗的家。而最接近她也最可行的方法就是努力念書，她得想方設法在山間與家務的勞動過後，盡可能壓縮時間出來念書。每天早上，當同班同學們已經沿路走去學校的時候，她還在家裡洗一家大小的衣服，洗完後，她用全速衝刺的方式奔跑到校。她加入學校田徑隊，並不是因為她愛跑步，只為了每天早上運動員都可以喝上一瓶免費的牛奶。好不容易念上了高職，她半工半讀加減賺些學費和生活費，然而，她的母親是個粗魯且毫不含蓄的女人，大老遠從山上坐車下山到學校，花一趟車錢就只為伸手跟她要更多錢，貧窮逼得人縱使血緣相親，也高雅文明不起。高職畢業之後，她進入大企業上班一段時間，一直到結婚懷孕才辭掉工作。她嫁人的時候，以為後半輩子有了依靠，沒想到卻是困在另一個家庭裡照顧幼子，繼續延續她做了一輩子的洗衣婦、煮飯婆的角色。

北野的父親也來自農村，他是家裡最小的兒子，在人口眾多的大家庭裡，他說，在他國中畢業後，家裡湊得出錢供他唸上高中，然而同輩的兄弟姊妹都僅有國中畢業，為了將來不落人口舌，他選擇放棄就學。當時農村裡已漸漸沒活可做，他於是到鎮上當學徒做裁縫與西裝。他父親憶起過去老家門口成片的稻田，田裡可以釣青蛙、抓田螺，堂姊還是個三歲的小女孩時，就得穿過黑壓壓的竹林走在田埂路上回家，屋內外的地板上沾滿了雞鴨糞便，嬰兒在地上爬，食物掉了，撿起來隨便拍掉灰塵繼續吃。農忙的時候，男人下田收割，女人在家打點伙食、照顧幼兒，中午的時候送茶與午飯，年紀夠大的孩子則暫停學校課業、跟老師請假，在家幫忙農作物收成。農村裡的勞動、生產與再生產藉由明確的分工來維持，每個人──不管年紀多小、性別為何──都有事做，堂哥六歲時就得學會燒柴、用灶、煮飯給一家人吃。

北野出生在八零年代的農村，當時已進入工業發展期，以大家族為單位的農忙景況已不復見，青少年大多流動到鄰近城市去求學或就業，農村裡漸漸失去生機，留下來變得越來越沒有可能、越來越沒有希望。輪到北野就讀國中的時候，一位老師告訴他的父母說：「如果你們要讓孩子脫離你們的處境，走一條跟你們不一樣的路，你們就必須供他唸書，讓他可以離開這裡。」此後，父母親用他們後半輩子的勞動來墊高下一代子女的階級，北野沒有挨過他們記憶中幾近赤裸的餓、窮、苦，父親在田裡勞動，母親在家庭代工廠縫紉的時候，他只管唸書就好。大學畢業之後，他回到家鄉教書。

父母的階級勞動將北野墊上了教職的中產位置，使他有幸脫離了父母底層勞動的貧窮，然而，當他站在一個看似中產的教職位置上，他心裡著實明白自身帶有的文化、情感與這個地方十分格格不入，他感覺無法融入。他常常做出有違中產身分的事、說出有違中產道德的話，他常常感覺到他不屬於這個階級。不管他再怎麼努力，他的身體、語言和情感結構都一再背叛著中產價值，但是他也回不去父母親的底層勞動。正是這種卡在中間無法動彈的感覺，使他無法真正融入周遭的人事物。他常想：他是個階級上升的失敗者。

我不配：酷兒身體與壞情感

電影裡，中川典子在屠殺遊戲的過程中做了一個夢。在夢裡，她與北野老師獨自走在河邊，這個夢境使得中川與北野的關係顯得格外曖昧。中川嗅得到北野身上「孤獨」的味道，那是被群體排擠的人身上特有的共感。中川差點被殺的時候，北野出現，救了她，北野對中川說：「如果只有一個人可以活下去，我希望那是妳。」這句話說出了老師對學生（或者是互相）的孺慕之情。以下的書信來自我想描述的北野老師，是日本電影之外的台灣情節，也是《性別平等法》與友善校園建構出的正典敘事下無法容納的弦外之音。

北野致心愛的中川：

北野致心愛的中川：

挫敗、沮喪、失望、無奈、無力等負面情感充斥在北野與他／她學生[6]的生活中，無產階級上升之無望，巨大到若北野企圖伸手拉起他／她們，單憑他／她只比學生們好一點點的位置，他／她根本拉不了。貧窮的拉力總將勝出，它會將人都拖垮，這就是貧窮在日常生活中的意義。一無所有的人聚在一起，非但無法累積私有財富，貧窮的加乘更會使得他／她們之中勉力維持的人也要滅頂。他／她們的選擇很少，即使有，也是極端：在一起共同貧窮，否則，就是分離。冥冥中彷彿早已注定，像他／她們這類不合格的人，就該分散不合格的失敗風險，而這個世界正指著他／她們的鼻子說：「滾吧，你／妳們不該聚在一起。」

性─貧窮─階級：憤怒與反身指控

北野遇見中川的時候，才剛轉換到新的工作環境，也正遇上教職糾紛。在處理糾紛的過程中，他／她的不滿未被正視，校長、主任與組長在會議裡擺出陣仗，圍著威脅他／她：「我們會告訴你／妳的父母親，你／妳可以想像他們會有多失望，而且我們也可以召開教評會把你／妳開除。」在那個場合，學校主管教導他／她什麼叫做階級，若一個人的出身貧窮，那他／她就更該聽話，校長、主任與組長可以大方地在背後詆毀他／她，讓他／她在黑名單裡孤立無援，而他／她卻什麼也不能說。

或許是同樣身為酷兒的嗅覺共感，中川嗅得出北野身上熟悉的孤立味道，他／她知道一個人既沒有資源又害怕失去工作又被大環境棄絕的滋味。過得很好、不須焦慮階級向上的問題、生活品質穩定的人們都不願搭理像北野這樣的人，即使他／她曾經試著講述遭遇，這些過很好的人也不具備任何知識理解，甚至更多人帶著批判的眼光，要求他／她必須調整自己、拒絕理解他／她。在北野最絕望的邊緣，是那個同樣被社會排除的中川站出來偷渡支持的力量，酷兒生存的動能在主流社會激烈的排他鬥爭與肅清屠殺中救了他／她，可是，酷兒們也同時盤算著離去，離開前，他／她們紛紛喃喃地說：「如果只能有一個人活下去，我希望那個人是你／妳。」

當人們質疑台灣學院裡頭生產出的毀家廢婚論述與酷兒理論有階級限制，而無法有效理解「現實」的時候，難道台灣當前的社會運動就沒有階級侷限嗎？可以從事社會運動的是哪些人？社會運動想要教邊緣弱勢者「組織工會，對抗低薪」，但是卻沒有想要正眼瞧過他／她們的社會處境，他／她們不是只有薪水低、沒有資源又輸不起而已，他／她們沒有固定的假可以放，他／她們沒有多餘的體力走上街頭，他／她們之中有更多人連最為日常的性與性別差異都負擔不起。台灣的勞工運動與同志運動看見這些了嗎？工會有能力去理解、幫助、解決的究竟是屬於哪些階級的問題？北野老師的性與道德屬於工會所支持協助的那個階級嗎？他／她或許可以談談面臨解聘的問題，但是，躲在這個問題背後的農村貧窮與永不合格的向上流動又該怎麼談？如果連這些都無法談，他／她做為同志的身分又該怎麼談？他／她和學生間的性與情慾又該如何在《性平法》日漸擴張、校園裡益發友善，實質上卻益發保守的現況下讓人理解？

這幾年的同志遊行中都紛紛拉出伴侶盟提倡的多元成家為主軸訴求，然而，一個以法律為基礎的運動方向，究竟有沒有看見北野與他／她的學生在邊緣的掙扎？《性平法》對他／她們造成的壓迫，證明的正是：透過法律途徑來解決邊緣現實貧困的不可能。他／她們所共同面對的農村貧窮與性／別壓迫，是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後也無法解決的問題，他／她們彼此都面對著不同的社會負擔與經濟壓力，他／她們都很努力地想要勉力撐過每一天的生活，當外面承受的壓力過於巨大卻又無處發洩的時候，回「家」時這些情緒總壓縮轉化成憤怒、忌妒、怨恨、悲傷、自責，再堆疊上原生家庭帶給他／她們的情感建構，使得他／她們不擅長在「家」裡處理情緒，我們可以認知到的是，當這個「家」的基本成員依舊貧窮，而他／她們都不會是那些在「家」裡可以自在分享自己的合格成員，為了不讓貧窮的壞情感彼此堆疊而互相傷害，他／她們必須保持距離，過分地靠近只會讓彼此互相傷害，更加卡死在彼此的情緒裡。

在今年一系列同家會與毀家廢婚的對話中，吳紹文曾在〈毀家廢婚？保家廢婚？保家保婚？〉這篇文章中說得很清楚。吳說，同性婚姻是個願景，弱勢者最後的一道防線將是這個改革過後的「家庭」。吳也批評，如果有人可以不要婚姻不要家庭，那麼「不需要家庭和婚姻的人，也許還不夠弱勢到認為『家』是退無可退的最後立錐地。」[9]站在社會運動與組織工作者的位置上，關於什麼叫做「弱勢」，我希望吳可以再想多一點。「弱勢」之所以會變成「弱勢」，是因為他／她們在各個層面的性、性別、文化、情感、政治上都沒有資源；簡單來說，就是他／她們「很‧貧‧窮」，而這個貧窮還不僅僅只是沒錢而已。他／她們對家庭或許也有想像，他／她們或許也想要讓家庭裡的生活變得不一樣，多點平等、多些正義，但平等與正義是過分高尚的道德，對貧窮的人來說都是奢侈的東西，貧窮帶給這些人的生命意義是一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生存鬥爭。貧窮酷兒在貧窮之中學會算計、學習自私、撒手不管、狠心離開，他／她們之中即使有人想扮演菩薩，無私者的選擇也很有限，因為那代表的是，你得拖著跟你一樣窮或是比你更窮的另一具軀體，彼此糾纏過著向下沉淪、無法翻身的生活。當你想像家庭做為避風港的時候，對貧窮酷兒來說，家庭裡所聚集起來的貧困，在更多時候，正是他／她們急著想要逃離、拋棄的地方。

貧窮酷兒談不起愛、和平、正義、平等，他／她們沒有正確的階級意識與相符的情感資源可以談論，而令人感覺更加擠壓的是，一個主張婚姻平權的同志運動正一步步地佔據著這個闊談愛、和平、正義、平等的階級與道德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