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不會想要家 可是就有人沒有它／臉上流著眼淚只能自己輕輕擦／我好羨慕他 受傷後可以回家／而我只能孤單的 孤單的尋找我的家…」
愛爾蘭得獎電影《我們的家不是我們的家》（Rosie）今日（3/27）在全台上映，就像潘美辰那首〈我想有個家〉裡的歌詞一樣，說的是一個「找家」的心酸故事，堪稱疫情下不可錯過的佳作。
主角是愛爾蘭的一個六口之家，因為房東要將他們住的房子轉賣，一家人被迫離開住了七年的房子另覓新家。但面對居高不下的房價，他們一直未能找到合適房子，只能把大包小包的日常用品和衣物塞進僅有的休旅車，每天撥著社福系統提供的供無家可歸者緊急住宿的旅館電話，尋找落腳之處。
電影就聚焦在這家人度過的兩日間，我們看到女主角蘿西——這位四個小孩的媽媽——不斷撥著一通又一通電話，希望找到當晚可以住的旅館房間，結果要嘛只能留宿一晚，要嘛就是淪落到無處可去，只能睡在車子裡。根據2020年1月底的統計，在490萬人口的愛爾蘭中，就有10,271人無家可歸，其中包括數千名孩童。這部片的矛頭直指愛爾蘭的高房價問題和社會住房的短缺，台灣的觀眾看了很難不心有戚戚焉——我們之中的多數人即使不至於流落街頭，卻也都受高房價所苦，過著買不起房的「無殼蝸牛」生活。
這部片也讓人容易聯想到近年幾部同樣描寫社會現實的電影，像是日本的《小偷家族》、韓國的《寄生上流》、美國的《小丑》、英國的《抱歉我們錯過你了》等等，當這麼多國家的電影都在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痼疾，不禁引導我們去問：我們過去習以為常的這個資本主義制度統治的世界，是否出了嚴重的結構性的問題？為什麼放任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運行的結果，是人們的實質薪資越來越低、工作越來越不穩定，乃至連一個可以棲身的住所都負擔不起？為什麼我們所賴以維生的社會經濟制度，是和人民的需求相對立，建基於階級剝削、壓迫和不平等之上的？有沒有可能，資本主義的問題其實一直在那裡，只是我們未曾面對處理它？
這部片十分可貴的是，它在剖開血淋淋的社會現實之餘，亦呈現了一家人之間的細微動人的情感互動，頗有英國現實主義導演肯洛區（Ken Loach）之風。
英文片名「蘿西」（Rosie）是女主角的名字，這的確也是以她為核心的電影，充分反映了她身為家庭主婦付出的家務勞動是如何繁重、不可或缺。當蘿西的丈夫一早去上班後，她必須接送三個小孩上學，還得照料一個年幼的學齡前孩子，並不斷打電話尋覓下一個住所，幾乎沒有喘息的空間。不僅如此，她還要應付孩子在學校發生的突發事件，當她發現就讀小學的二女兒蜜莉之所以不想上學，是因為身體有「異味」而被學校同儕排擠時，她只能自責地掉下眼淚，凸顯了再無微不至的照顧仍難免疏漏，也顯示她對孩子的愛有多麼深厚。
片中令人動容的時刻很多，其中最發人深省的或許是一家人為了尋找逃家的大女兒凱莉，意外回到原本住了七年的房子的外頭，小兒子阿飛衝進院子，任性地抱住舊家的彈跳床而不願離去，他哭喊著「為什麼不能住在這裡？為什麼這棟房子是房東的？」蘿西則只能一邊說著「對不起」，一邊狠下心拽著他離開。
阿飛的提問，擺在這個利益至上、透過國家法律保障私有財產的現實世界來說，無疑是不現實的，但換個角度想，這其實是一個不懂資本主義運作邏輯的孩子拋出的大哉問：人們居住的權利，究竟應該由自私自利的房東和其背後「追求利潤」的市場邏輯決定，還是應該由整體社會的需求，讓每一個勞動者都能分享到其所創造的社會財富、每個家庭都能安身立命的願景來安排考量？
值此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時刻，愛爾蘭的無家可歸者面臨巨大的感染和傳播風險。近期我們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防疫政策，也目睹了政府「隨人顧性命」，有錢人可享受檢疫和良好醫療照顧，窮人和老人只能坐以待斃的殘酷景象。這是資本主義制度暴露其黑暗面的危機時刻，也是我們直視資本主義下的住房、醫療、托育、養老等各種社會服務欠缺保障，思索其他更合理、更符合公平正義的制度的重要轉機。
《我們的家不是我們的家》的故事簡單卻強而有力，迫使觀眾面對社會長久以來的結構性問題，電影也透過細緻描摹、再現勞動民眾的日常生活，還原了人們曾經歷的許多瑣碎而重要的時刻，那些關於愛和家人間的情感紐帶，正是許多人在不易的生活中繼續奮鬥下去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