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疫情前線：一位來自宏都拉斯的家庭看護工的擔憂

太陽還未升起的時候，一個生於宏都拉斯的看護工人已經起床要準備一天的工作了。一週六天，每一天的清晨她都是這樣度過的，即便是在新冠病毒蔓延的當下。從位於布朗克斯區的家中出發，她要乘坐地鐵6號線到103街，再步行兩個街區到達工作地點。在工作中，她的陪伴對象是一位71歲的腎功能衰竭的老婦人。照料這位老婦人是她的工作。她完成得相當出色。而這位不願意透露姓名（因為她是無證移民）的看護工，自己本身也是五個子女的母親和五個孫子孫女的祖母。

兩個星期以前，紐約州長科莫（Andrew Cuomo）呼籲非必要行業工作人員待在家裡，但家庭看護工被視為是必要行業工作人員，所以她每天仍舊繼續到上西區的雇主家裡照顧病人。這位宏都拉斯女人是紐約州19萬1千820名家庭護理工人的一員。這些工人作為必要行業工作人員被迫繼續工作，而她很害怕：她擔心她的病人可能會感染病毒，她怕她自己也會感染，因為她每天還要搭地鐵來回工作。她同樣很失望，因為她所屬的機構和州政府並沒有給像她這樣的工人提供任何手套和口罩來保護他們，她戴的是用自己的錢買來的。

「我非常失望，非常恐懼，」她說，「我們被迫自己解決問題，而當我們意識到病毒蔓延的時候，這些東西已經非常緊缺了。」

每天她為坐在輪椅上的病人洗澡，為病人煮一日三餐，打掃她的房間。即便是現在，她也要陪同病人到診所做洗腎，一週兩到三次。兩個星期以前，她們外出的時候病人的輪椅壞了。她只能搬著病人和輪椅一起回家。兩個星期過去了，她的身體依然感到疼痛。

她在這行已經做了15年了，現在已經到了將近退休的年齡（她害怕被護理機構報復所以不敢透露實際年齡）。一直到去年，她都是保持著一週工作多達7天的24小時工作制。這些並沒有給她帶來太多不便，因為她是一個人住。她把拿到的薪水寄回宏都拉斯的老家。她認為養家是她的責任。最近她的孫子在回家路上被車撞了，她一直在支付他的醫療費用。她同時還在支付家裡蓋新房的開銷。她的工作節奏占用了太多的時間，以至於她沒有意識到新冠疫情的爆發是怎麼回事。事實上，她說，直到兩週前聯邦政府發布了社交距離指導守則以前，她什麼都不知道。她的雇主，她的工作機構都沒有告訴她。她沒有透露機構的姓名，因為這一機構雇用了很多像她一樣的無證移民工人。

根據這名工人的說法，工作機構從來沒有建議她在紐約疫情爆發之時採取任何防護措施。而在3月22日紐約州長發布「居家令」之後，她注意到一些變化。當她打電話去機構系統打卡下班時間的時候，錄音提示她要佩戴個人防護用具。這是她的雇主第一次告知她新冠病毒的存在。

然而，她說機構並沒有提供給她任何防護用具。全國反血汗工廠連線（NMASS，一個位於紐約市的關注全國勞工虐待議題的組織）的倡導者說，很多家庭看護工組織一直告訴工人自己購買防護用具，並且在沒有採取進一步強制性措施或者協議的情況下，繼續為數以百計的老人提供護理服務。

美國勞工部勞動統計局預測，在未來的9年內家庭護理行業的工作崗位將會增加36.6%。這些看護工人大部分都是有色少數族裔新移民女性，其中很多是無證移民。根據紐約州法律的規定，24小時制的家庭看護工只能拿到13小時的工資。法律假定工人用其餘的時間來吃飯、睡覺或是做一些跟工作無關的事。

一直以來，一些立法委員和倡導者和工人一起爭取拿到每個小時的工資補償，並結束24小時制，用12小時輪班制來取代日夜不停的護理模式。2019年9月，議員哈維‧艾普斯汀（Harvey Epstein）提案結束家庭護理工人24小時工作制。他說，如果這一法案沒有通過，而這一工作狀況繼續下去的話，工人們會「繼續提供低質量的護理，並且繼續忍受一個剝奪了他們11個小時工資的制度的虐待。」

沒有恰當的保護，工人不僅擔心他們自己的性命，也要擔心他們照顧的病人。比如這位來自宏都拉斯的看護工就擔心她的病人被感染，特別是在病人接受洗腎治療的時候。「她去做洗腎的時候，我把我自己的手套給了她。」她說。她也害怕她一下班，病人的衛生狀況就失去控制。

這位看護工還有另一層憂慮：她自己的生存。「讓我痛苦的是在我自己的健康和生存之間做選擇，求生的同時還要擔心丟掉工作。」她說。儘管護理機構的電話錄音提醒工人有症狀時要電話告知，她擔心一旦有人報告自己的症狀就會丟掉工作，並且沒有任何補償。

她也擔心她的移民身份。15年前，當她來到美國的時候，她以為生活會容易一些，有更多的機會養家。她從未想像過在這樣一個以民主聞名的國家，生活會如此艱難。作為紐約市的一名無證移工，她常常覺得自己生活在陰影裡。但是隨著新冠病毒的出現，她現在感到自己徹底活在黑暗裡。

「我感到自己被剝削，尤其因為我是無證移民，」她說，「但是我像其它公民一樣交稅。我冒著生命的危險，生活在陰影裡，得不到任何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