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新冠肺炎的疫情在全球都引發了恐慌，如何將這些恐慌的情感轉化為可能的行動來面對危機，是此刻重要的課題。本文作者借用已故酷兒理論家賽菊寇（Eve Sedgwick，1950-2009）的偏執與修復式閱讀概念來理解全球對新冠病毒疫情的回應。
本文譯自 Verso ，原標題 "Paranoia and the coronavirus: how Eve Sedgwick's affect theory persists through quarantine and self-isolation"。
校對／黃道明（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伴隨互助團體、迫遷禁令、要求病假抗爭的出現 ，一個新的政治前景已然在冠狀病毒恐慌中浮現。令人驚訝的是事態轉變之快，從美國對歐盟頒佈旅遊禁令到衛星影像發現伊朗境內有大量無名塚，冠狀病毒偏執已不再是推究或諷刺的對象，反倒成了動員的力道。過去幾天以來，冠狀病毒的新道德觀已經形成：人們被要求負起足不出戶的責任、維持社交距離，並且要保持警覺，以保護那些受疫情衝擊最鉅的人群。人們對英國政府的官方數字沒啥信心，由「輕推小組」（Nudget Unit，前英國首相卡麥隆於2010年成立的行為研究小組，利用應用心理學與經濟理論說服市民改變行為）所核准的策略遭到強烈批評。在義大利，囚犯開始暴動，在美國，橄欖園（Oliver Garden義大利連鎖餐廳）的母公司不得不給予員工疫情病假。而通過這種偏執，有人開始做了一種政治嚐試，以賽菊寇（Eve Kosofosky Sedgwick）稱之為「修復式」（reparative）的視角來閱讀當下的危機。
這個新的視角並沒有讓人放棄對病毒的原初偏執，反倒有助於提出一套新的要求。醫療偏執強化了病毒的隱喻。在疫情爆發初期，我們聽聞的冠狀病毒陰謀論「遠比病毒本身的傳播速度還快」，而這正是賽菊寇的偏執與修復式閱讀概念所感興趣之處，也是她最後一本專著《觸動的感覺》（Touching Feeling）所探索的主題。賽菊寇並沒有把這兩種閱讀模式視為對立，相反地，修復式閱讀是偏執式閱讀的延續。在她明確闡述這個觀點的一篇文章中，賽菊寇企圖處理有關愛滋危機的記憶，文章以她與愛滋運動家裴新（Cindy Patton）對話的一則軼事作為開場白。賽菊寇問道，愛滋的「惡毒謠言」是不是美國軍方為打擊同志人口而蓄意製造出來的產物？裴新的答覆是：「假設我們對那些說法都十分篤定——然而又有什麼不是我們早就料到的呢？」
結構性力量在美國社會所起的作用早就為人所知，一個宏大的陰謀論還能講出什麼新的東西嗎？我們難道不知道，只要資本主義能夠持續運作，國家便會剝奪不合格公民的權利、草草行事並且忽略公共醫療問題？這般的陰謀論閱讀，又怎能夠增進什麼新的知識？身障人士的生命被我們的醫療系統所貶低、房客遭遇不公平的迫遷、不穩定無產階級（precariat）被拒於一度曾為眾人所擁有的普同權利之外，這些不都是我們早就知道的嗎？
我無意淡化冠狀病毒與愛滋的比較，很清楚的是，兩者所處的政治制約條件完全不同，痛苦的型態也有所差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吉利德（Gilead）這家率先研發冠狀病毒疫苗的美國大藥廠也坐擁抗愛滋病毒藥物「舒發泰」（Truvada）的專利。在英國運動份子的長期奮戰倡議下，「舒發泰」作為「暴露前預防用藥」（PrEP）的用途，終於在今年3月於英國放行。這類藥物的專利壟斷正是「愛滋解放力量聯盟」（ACT UP）等團體所對抗的，目的是確保愛滋治療藥物的普及與近用；的確，ACT UP之所以鎖定吉利德，正因為它高價出售愛滋藥物、獲取暴利。我們再次看見，缺乏全民醫療照護可能導致的悲慘後果，在沒保有一定存疑因應下，情況更是如此。眼下，我們可以從愛滋運動對抗雷根政府無所作為的歷史中汲取經驗，通過抗頡式的偏執視角來理解多重結構因素與其外在連結，像是藥物的匱乏、禁止同性伴侶前往醫院探視等等。
賽菊寇試圖將偏執視為一種情感（affect）及一種分析模式來加以探究：這是種攸關找尋資訊「真相」解封之鑰的理解手段。偏執作為一種效果及閱讀模式，是「預期的」、「自折的、摹擬的...，對揭露（實情）有著無比的信念」。我們期盼自己的偏執能夠讓針對我們的陰謀現形：越是執意將那自身的偏執傳播給他人，那密謀就變得愈加真實。然而，賽菊寇指出，採行偏執的閱讀是有道理在的，原因是，偏執所導出的定論可能是「妄想或者根本就是錯誤的」。另方面，採取偏執閱讀的理由也不是因為那樣做可能獲取「真確知識」。保有存疑的閱讀也可以建立起共同反對與抵抗之基礎，這會從修復式的情感模式中冒出，也在危機的修復式閱讀中浮現。
這就是賽菊寇修復式閱讀的起點。修復式閱讀需要保有一定良性程度的偏執，也需與非偏執的方法並進：它提供了一套政治策略，而且在我們固著於偏執的時刻指向一條創發性的道路、往前挺進。賽菊寇在回顧愛滋運動留下的遺產時寫道：「我們從（修復式）實踐中學到的最好一課，或許是個人與社群成功從文化的物件（the objects of culture）中汲取養分維生的諸多方式——即便那個文化所表明的慾望向來不願提供支持。」再次強調，這裡的重點並不是揭發愛滋陰謀論起源的真相而獲得的新知，而是秉持懷疑的態度面對愛滋危機的開展，以及這個過程所造就的共同政治行動基礎。一如賽菊寇所解釋的，這包含了「酷兒」形式的諷刺、幽默與挖苦消遣，而這些在那維生的支持網絡被重新部署時便會浮現。
冠狀病毒引發的偏執，像是低報的數字、準備實施嚴苛措施的國家、可能無法承受如此危機的國家等等，這些都為政治可能性的轉化條件提供了助力。就國家層級而言，義大利已決定施行房貸緩繳，川普政府則研議凍結學生債務。這些都部分構成了偏執閱讀的長篇故事：2008年股市崩盤，全球金融化喚出了自身的偏執閱讀，理論家們試圖解開、釐清讓金融系統得以支配所有生活形式的法律機制與離岸帳戶網絡，而這免除或起碼暫時免除大筆債務的突發開放性，也暴露了一個新意識形態弱點。在英國，保守黨急欲將緊急基金挹注於國家公醫制度（NHS），我們應對此抱持懷疑，而這樣的存疑可以成為基進政治改革對話的基礎。我們已為這個時刻做了準備：從艾德華·史諾登揭露美國國安局（NSA）監控到亞當·柯提斯（Adam Curtis）在《超正常化》紀錄片中撫慰的旁白，我們早已熟悉這種閱讀方式，用以理解我們所身處的反烏托邦（dystopia）及其緩慢形變。
以修復性的方式來閱讀冠狀病毒就是從自我隔離與保持社交距離期間發展出來的新團結形式。我在上週寫下這篇文章的草稿，讀起來就像是一篇粗糙、與現實脫節的調查，內含了些偏執知識識狀態下煞有其事的說法，像是傑佛瑞·艾普斯汀（ Jeffrey Epstein）可能死於暗殺、川普當選、彼特·布塔朱吉（Pete Buttigieg）是中情局（CIA）暗樁等等。我們身處偏執時代尾聲，卻也置身於偏執研調的黃金年代。起初，對冠狀病毒的恐懼見於軍事生化武器與精心掩飾的老調陰謀論。然而隨著存疑加劇，人們開始關注社會照顧：全球醫療服務並非只是陰謀論的一環而已，也是建立新權力動態之所在。
然而值此同時，我們也不能低估伴隨這些偏執與危機時刻而來的實際損失。憂鬱與偏執的關連對賽菊寇思想的影響至深。根據梅蘭妮·克萊恩（Melanie Klein）所建立的心理分析圖式，偏執的「位址」是對憂鬱位址的回應，也就是生命歷程中迸出的悲痛、哀悼與焦慮感。人們啟動偏執作為抗拒失落的心理防衛機制。愛滋危機期間所感受的失去與被阻絕的哀悼，導致了偏執與陰謀論的思考。作為今日的文化現象，我們可把偏執視為一種集體的方法，用以處理憂鬱感以及伴隨絕望的政治情境而來的失落。我們已進入了時空斷裂，再也回不去新冠肺炎來到前的舊世界。事件演變得是如此劇烈，這讓人很難相信，如果不拋棄部分陳舊自我的話，我們該如何安然渡過難關。對克萊恩來說，偏執—精神分裂模式導致了自我與他者（特定陰謀論的對象，無論多麼廣泛）的分裂或碎化。
1970年代有許多以偏執及陰謀為主題的電影企圖探索政治主體的這種碎化。法蘭西斯·柯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的《對話》（The Conversation）是當中最傑出的作品，其他還包括艾倫·帕庫拉（Alan Pakula）的「偏執三部曲」（ 《驚天大陰謀》[All the President's Men]、《柳巷芳草》[Klute]與《視差景觀》[The Parallax View]），以及布萊恩·狄帕瑪（Brian De Palma）的《兇線》（Blow Out）。根據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賽菊寇在杜克大學的同事）的《地緣政治美學：世界體系中的電影與空間》（ The Geopolitical Aesthetic: Cinema and Space in the World System），水門案、（為調查甘迺迪遇刺而成立的）華倫委員會，以及越戰餘波一併構成了當時美國的政治時刻。對於他而言，正是對資本主義作為整體的無能、無力再現，造就了這些陰謀論的費力接合（pained articulations）：「整體即陰謀」。在《絕對的製圖學》（Cartographies of the Absolute）一書中，阿爾貝托·托斯卡諾（Alberto Toscano）與傑夫·金克萊（Jeff Kinkle）透過詹明信的「認知地圖」概念來延續他的陰謀研究。這本書試圖檢視資本主義陰謀論的插針板究竟如何運作，而我們又是如何不由自主地在這上面釘起大頭針、拉起紅線，以扣連藝術、書寫與理論中截然不同的力道及隱形結構。
陰謀論的衝動驅使著我們對資本主義整體的理解與追溯，而這也涉及如何看待醫療體系崩壞、身患基礎疾病者的脆弱性，乃至其尊嚴被剝奪的方式。弗朗西絲·萊恩（Frances Ryan）於《衛報》上寫道，「有說法指出，冠狀病毒對於98%的人口相對安全，然而如果你就落在那2%，這訊息就大為不妙了」。缺乏足夠的社會照護、欠缺安全網與病假保障，這些都溢出了偏執而通往修復式的閱讀：冠狀病毒蔓延下，一個更基進的人道主義、奠基於社會再生產與照護的政治究竟會有何樣態？
安妮·博耶（Anne Boyer）在最近一篇時論中寫道：「有一批人不約而同表示恐懼本身才是人們會怕的東西，這當然是不正確的，因為恐懼教導我們要照護彼此：我們害怕生病的人病情加重、或是怕窮人的日子可能會變得更慘，而我們會盡自己所能保護他們，那是因為我們怕的是只為自己而活的那種自私人類生活樣貌。
修復式閱讀，一如這名稱所揭示的，著眼於也朝向一組不同的情感。在修復式閱讀中，我們「為研究客體找尋新的感知環境，以親愛、感激、團結與愛塑造出來的關鍵性依附（critical attachments）來置換那些被矯正、拒絕與憤怒所強加的關鍵性依附」。互助團體為鄰人製發傳單、為社區匯集資源。在一片勤洗手、勤消毒的呼籲聲中，我們被要求放棄工作、發起大罷工。有一種感覺是，緊急狀態或許可以徹底扭轉，可以將之視為重啟的契機，而非趁機制定新的反恐立法。賽菊寇寫道，「酷兒的可能性」就在於碰上大規模的重置過程時，我們不要因襲那些毀滅性的操作模式、因偏執而重蹈覆轍。專注於偏執與修復的感覺，我們就可以在危機之中鑄造出新的連結與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