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上月初法國醫師建議於非洲進行新冠病毒疫苗的人體試驗，此番言論一出，立即引發世衛組織、反歧視團體與非洲運動員痛批為「種族主義」。一片撻伐聲浪之後，兩名發言的醫師也隨即為失言道歉。
然而，法國醫師的意見不僅是「失言」，更反映長久以來將黑人當作研究客體的醫療實驗歷史。本文指出：西方醫療實驗歷史建基於種族主義與殖民壓迫，包括對非裔黑人進行不道德的人體試驗，或者利用前殖民地國家管制寬鬆及貧窮率較高的條件從事臨床實驗，而這樣的物質條件卻又是帝國主義數世紀以來剝削的結果。
原文標題"The Racist History of Medical Research"，刊載於美國媒體《左翼之聲》（Left Voice）。
4月1日，兩位法國醫師建議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應在非洲進行人體測試。某間巴黎醫院加護病房的主治醫師問道：「我們不是應該在缺乏口罩、治療與重症照顧的非洲進行研究嗎？」這番言論隨即引發政治人物、反種族主義團體乃至於非洲運動員等許多組織與個人的怒火。世界衛生組織（WHO）很快譴責這番說法，總幹事譚德塞表示非洲「將不會淪為試驗場」，並稱法國醫師展示了「殖民心態」。法國醫師稍後對於自己「笨拙的言論」表達了沒啥誠懇的道歉。
但這不只是「笨拙的言論」而已，而是符合長久以來將黑人與中東人當作小白鼠的科學研究歷史。19世紀晚期至20世紀初，資本主義國家為了追求原物料與廉價勞動力而擴張海外領土，並自行瓜分了世界。種族主義，以及「被殖民的人民天生自卑且容易被支配」的言論正當化了殘酷的征服與剝削——以世衛組織譚德塞博士的話來說，就是「殖民心態」。
一如歷史家海倫·提利（Helen Tilley）指出，隨著殖民地在南方國家建立，醫療服務與基礎建設便與科學研究「合作」發展。打從帝國主義之初，被殖民人民便被當成研究的客體。種族主義的偽科學信仰興盛，並專門用來合理化實驗，例如黑人忍痛度較高（至今仍有人支持這番說法）。法國醫師近日言論反映了長久以來將黑人與中東人當作消耗品的種族主義思想，也顯示了醫療機構樂於繼續為了研究而剝削他們。
數世紀以來帝國主義剝削所形成的物質條件，減少了研究障礙並降低臨床試驗成本。南方國家的管制規範較寬鬆，研究方面的繁文縟節也較少。這些國家通常缺乏運作道德委員會所需的資源與本土專家，導致監督幾乎不存在。參與試驗的補償很少，參與者一旦生病或死亡，甚至無法獲得補償。南方國家的勞動力與基礎建設成本遠低於北方國家。同樣地，許多臨床試驗的熱門國家，其文盲比例與貧窮率相對較高，經常增加人們參與研究的意願，因為這是養家糊口的絕佳機會，還能得到原本無法獲得的治療。
重要的是，這些條件並非被帝國主義統治的國家與生俱來的特徵，或是出於地理因素的意外，也並非如某些人所宣稱，是發展中國家研究經費不足的結果。相反地，一如圭亞那反帝國主義學者沃爾特·羅德尼（Walter Rodney）的主張，發展不足是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擴張的直接結果。北方國家的發展是以被殖民國家為代價，帝國主義自南方國家榨取財富，卻阻止這些國家發展自己的經濟。帝國主義的掠奪持續至今，並在前殖民地國家創造有利於研究的物質條件。
美國的種族主義實驗
美國歷史上，黑人特別容易被醫療研究剝削。醫療史學者哈里特·華盛頓（Harriet Washington）指出，我們並未察覺在美國黑人身上進行的研究規模之大，而「美國醫藥領域沒有任何一塊未涉及利用非裔黑人進行研究」。也許最知名的案例是塔斯基吉梅毒實驗（Tuskegee Experiment）。1932年，399名感染梅毒的黑人男性遭欺騙，以為自己正在接受治療。實際上，他們被施以安慰劑（placebo），如此一來研究人員才能研究梅毒的發展。「實驗」直到1972年才終止，當時梅毒有效治療方法已問世30年。
然而，一如華盛頓指出，塔斯基吉梅毒實驗之所以知名，是因為得到政府認可而非其暴行。加諸非裔黑人的恐怖實驗罄竹難書。19世紀前，西方醫學不但危險，其「治療」更包括砒霜、強制出血與催吐。奴隸交易期間，奴隸被視為用完即棄的消耗品，在追求治療的過程中，他們首當其衝接受這些痛苦的「研究」。
19世紀初，美國禁止奴隸進口，奴隸主必須仰賴國內供應奴隸，因此更加注重奴隸的健康。奴隸主的利益與醫師一致，後者獲得源源不絕、去人性化的身體進行實驗，婦科醫師更是因奴隸再生產的壓力而獲益。絕大多數婦科的早期進展，源於對黑人婦女的強迫實驗。「婦科之父」J.·馬里恩·西姆斯 （J. Marion Sims）發明了窺陰器與許多生產併發症的治療方法，但他強迫一群黑人婦女參與實驗，並對一名婦女實施40次痛苦的手術。紐約市直至2018年才移除他的紀念雕像。
如同華盛頓在《醫療種族隔離》（Medical Apartheid）中所敘述，直至20世紀，非裔美國人都被迫承受痛苦的實驗。這些研究包括強迫絕育、長時間避孕、對年輕男孩進行腦部手術、對囚犯注射各種病毒，以及施加引發痛苦的皮膚科化學物。即便是死亡的非裔美國人都被用作實驗與身體解剖。
醫療帝國主義
人們認知到人體研究的危險，特別是二戰期間的實驗被揭露後，20世紀後半葉，各種管制與方針開始施行。1964年，世界醫學協會（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採用《赫爾辛基宣言》對於人體進行醫學研究的道德方針。為了進一步增加保護措施，這份文件歷經數次修改。（值得注意的是，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在自己的規範中，移除所有對於這份文件的引用。）
儘管有了這些方針，對於美國黑人公然進行強迫實驗也終止了，在南方國家，對非洲人從事不道德研究的案例仍然很多。1996年，輝瑞（Pfizer）為了實驗中的腦膜炎抗生素，進行了一次不當試驗，導致該公司必須向死亡孩童的家人支付和解金。同時，許多HIV試驗也引發了道德關注；在這些試驗中，參與者接受安慰劑而非支持性治療，不良反應被揭發後仍被忽略。
直至21世紀，充滿道德疑慮的研究仍然存在。2012年，一篇《英國廣播公司》（BBC）的文章質問「印度窮人已淪為人類小白鼠了？」，揭露了印度種姓制度底層的人民如何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參與研究。2014至2016年伊波拉病毒爆發期間，國際規模的實驗室在未獲知情同意的情況下，蒐集超過25萬名西非病人的血液樣本。採樣的實驗室如今拒絕釋出樣本，或是公開究竟還保留多少。這只是北方國家跨國公司在南方國家從事不道德研究的小小案例。這些企業致力捍衛自己的研究，想必有更多不端無法被公諸於世。
國有化製藥大廠
重要的是，發展中國家的民眾通常無法享受這些醫學研究的成果。世衛組織發現，全球有超過19%的孩童無法獲得麻疹等疾病的疫苗，大部分是因為貧窮所造成的阻礙。印度的臨床實驗在2005年迅速成長，當時新的專利法（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會員的條件之一）限制通用藥的供應並增加許可費用。這是跨國藥品公司的勝利，這些公司將許多藥品訂價高昂到印度窮人無法負擔的程度。藐視專利法而提供救命藥品的國家則面臨跨國公司、世貿組織與政客的怒火。1999年，南非因為在愛滋疫情期間通過提供便宜藥品的專利法而遭遇強烈反對。這些案例顯示為了利潤極大化，有必要犧牲南方國家人民的性命。
某些發展中國家，例如印度，用加強管制來回應不符規定的製藥研究所造成的死亡與疾病。2014年，為了實驗中的輪狀病毒疫苗（全球5歲以下的孩童，有超過3%因此病毒而死亡）所進行的臨床實驗，對2千多名印度孩童施打安慰劑而非既存的替代疫苗。臨床研究協會組織主席回應日漸嚴格的管制時表示，臨床試驗可以「移至較友善的國家，減輕直接的經濟損害」，這番言論凸顯經濟成本而非人命才是主要考量。
在市場驅動的醫療發展系統中，藥物與疫苗試驗主要由跨國公司進行，這些公司的每一步都承受產出成果與削減成本的壓力，因此不道德的研究仍然猖獗。種族主義與在被帝國殖民國家進行實驗的悠久歷史，將確保黑人與中東人承受不道德研究的結果。將利益最大化與股東利益置於首位的系統也會找到規避管制的方法，並阻止任何保護研究參與的企圖損害自己的盈利。儘管數十年來逐漸加強相關管制，我們做得仍然不夠：2015年，管理顧問公司（資本主義福音傳播者）麥肯錫公司（McKinsey & Co）即宣布，非洲對於「藥廠與病人而言，是充滿機會的大陸。」
醫學發現的道路上，佈滿了無數前殖民地國家中黑人與中東人的生命。新冠病毒疫情需要全球規模的行動，而法國醫師的言論顯示，北方國家的企業與政府將可輕易利用這場危機繼續剝削南方國家的人民。製藥公司與醫學研究應該受到工人、科學家與醫師的民主控制，而非鼓勵剝削研究對象的利潤趨力。我們也必須確保南方國家發展自己的研究基礎建設來保護當地參與者，要求終止折磨南方國家長達數世紀的帝國主義榨取與低度發展。這樣的徵用將讓科學與生產方式為了所有人而服務，並且從事許多被西方企業忽略的疾病研究。醫學研究的進行應該符合道德並且為了所有的福祉，包括南方國家的人民，他們往往是研究的犧牲者而非其成果的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