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絕望
殖民地工運的內外在條件，和當代台灣自主工運已有極大差異，這導致當年許多戰略、戰術與操作幾乎不可能複製到今天。比如說，在《勞資爭議處理法》的框架下，聯合組織並沒有罷工權，因此，除非工人階級決定挑戰法體系，工運幾乎不可能重現「全島總罷工」。反之亦然，今天許多情況也不可能出現在當年，日本時代沒有「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保護被打壓的工會幹部，統治階級的鎮壓力道更遠超過今天。
對比今日相對成熟的「法治國家」，百年前台灣勞工所面對的叢林法則、民族歧視，彷彿一個陌生的異世界。那麼，殖民地台灣工運史對今天還能有什麼意義呢？
首先必須確立一個觀點——兩個時代工運的差異並非「質變」，而是同類物在不同社會經濟條件下的「變形」。戰後勞動三法的實施確實改變了工會生態與鬥爭手段，然而，由於現代國家與雇傭勞動持續存在，勞、資、政三方所做的事基本沒有改變。如果視此差異為「質變」，兩個時代交相參照的可能性將被關閉，其共通處亦無法得到解釋。如若不然，今日的台灣人方有可能從歷史裡得出一些教訓。
簡單舉例，《勞資爭議處理法》以冗長法定程序規範罷工權，同時也提供了不當勞動行為裁決，保護工會；《工會法》則在戒嚴時代消滅了跨廠場的產業工會，導致台灣勞工難以形成自為階級，然而，卻也提供法定會務假確保工會運作。在知曉台灣工人曾經發動全島總罷工，並藉跨廠場產業工會調度、配置全階級內部的資源以後，方才知曉那些被今日法體系所排除的「可能性」是什麼。保障和限制乃是一枚硬幣之兩面，勞動三法不只是保護勞工，更是國家用來馴化勞工，塑造其所願望之階級生態的治理工具。
對我而言，歷史演化、滄海桑田的教訓是某種「想像力」的結果，它教導人們，眼前所見一切牢不可破的現實，皆未必亙古不變、自然而然。
比如說，習慣了企業工會架構的今日台灣人，很難想像台北日華紡織會社的員工，會為一間遠在高雄的工廠發動罷工；習慣了《團體協約法》的架構，很難想像複數公司的資方跟複數公司的勞方進行集體協商，甚至由甲公司的工人跟乙公司的資方進行談判，進行某種交叉攻擊，以緩解廠場內勞資關係的打壓力道。
這些因為「失去歷史」所導致的「想像力匱乏」，其概要可以描述成——原來工運曾有人這樣搞，原來今天的現實並不是真正的現實。在兩個可能世界的對照下，自主工運自身的歷史定位可以重新出土。殖民地工運既是自主工運的他者與鏡像，也是構成了自主工運的自我的前提。
回頭認識殖民地台灣工運史，不只是重見台灣工人階級馴化以前的面孔，更是重新認識當代，重新認識那個通往未來的自己，而不是過去的自己——變革性的政治想像可以由此開啟。
譬如，解僱事件雖為權利事項，殖民地工人不上法院，直接罷工；罷工以前也不經調解，沒有什麼預告期、冷凍期，務必不讓資方和客戶有機會做準備；罷工糾察隊不只守護罷工封鎖線，更要巡狩廠區周遭村落，破壞公司徵才活動，瓦解替代性勞動力來源；一廠之內的勞工撐不過罷工斷薪，則由上級工會命令全島基層捐款援助，調度全階級之資源。所有這些操作與經驗，今天縱不太可能發生，卻足令人重啟政治想像中的「刀槍棍」。誠如從前曾茂興所言，刀法、槍法、棍法才是真正的勞動三法。
面對著無法撼動的巨大結構，人們往往只是陷入絕望，隨後，人們把絕望的內化稱為理想性的消滅。然而，無論用上多麼正義的理由，即便把自身最激進的行動給禁止了，終於拒絕去挑戰結構了，某種被徹底擊潰的挫敗感卻依舊保存下來——因為在絕望中放棄自己同樣不符合人性。可悲的是，這卻是資本主義現代性作用在勞動者身上的病徵，繁榮的城市裡行走著無數被掏空的靈魂。
對我而言，歷史正是人類被拋擲到此類絕望之地時，其中一種救贖方式。當它指出眼前的現實不是現實，作為主體的人遂得以變得更為現實，現實到足以在具體條件的限制中看見另個「異世界」，開啟行動與變革。在此意義上，殖民地台灣工運所處的可能世界從未消失，蔣渭水、連溫卿、蘇新、王萬得從未消失，民眾黨、老台共與台灣工人階級的政治化也未曾消失——他們不存在於過去，而是存在於未來。
歷史說，縱使凡存在的必然合理，但眼前合理的存在並不是必然。因此，歷史它反抗絕望。
書寫歷史
《殖民地台灣工運史》乃是由我的碩士論文《殖民地時期台灣勞工抗爭史》改寫而成，主要是修正錯誤、增補文獻、清晰論點，又花費我三年工餘時間。最初的版本脫稿於2014年，正是三一八運動發生的時候，有時早上寫論文，晚上便到立法院外看朋友，在行政院外遭遇警察；數年後我已在桃園市產業總工會工作，分別對殖民地工運史進行了二度、三度的改寫，期間與2016年至2018年一系列罷工與抗爭共時。
本書在寫作的過程中得到許多的人幫助。首先要感謝吳密察、林欣儀、黃美娥三位教授費心跟我討論內容，指引方向。也感謝慈林教育基金會、國家藝術文化基金會、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以及前衛出版社、鄭清鴻學長，讓本書的寫作與出版成為可能。再者，則要感謝桃園市產業總工會與南亞電路板錦興廠企業工會對我的照顧，特別是南電工會第四屆理監事會與章秋雲秘書。
中央研究院的林文凱老師曾在《台灣學通訊》第105期〈昭和經濟危機下的台灣勞工運動（1927-1933）〉，以其經濟學專業給予我深刻提點，指出碩論版本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在此表達真誠的感謝。
值得對話的一點，林文凱老師提醒，今人應注意蔣渭水與連溫卿的史觀，兩人受限於工人革命政略，導致該史觀無法掌握當時經濟變化的全貌。這是確實的，人的觀點總會受到自身條件的限制，然而，他們的看法有另種特殊價值，因為它產生自當年基層勞工的真實困境，具體而微地呈現了工人奮鬥、突破的軌跡。
當年基層工運發展出來的史觀，如果要具備與時推進的、更廣泛的解釋力，它就需要被今人繼承與發展，否則，終究只能成為一個中斷的、破碎的傳統。如果沒有更多人在其中思索，該史觀與其中寄託的願望也僅僅是過去的歷史，而不是延續到今天的歷史。
1920年代晚期曾有一群人，無懼於當權者的壓力，在各個工廠裡累積台灣勞工的自主力量，串上串下鬥不停，蔣渭水、連溫卿不過其中之二。今天，我也看到各式各樣的人在不同位置上努力，有人在各地工會裡勞心勞力；有人試著發展勞工的政治力量；有人提供法律、技術等各種資源；有人協助移工、非典與遭遇職災的更弱勢者爭取保障。
在我工作的南電工會裡，我也看見幹部們如何在日常生活裡維持一個四千人的工會繼續運轉，這不是件容易的事。大規模的虧損裡依舊爭到調薪，不景氣的時候擋下派遣制度，管理不當時有人介入喊停。沒有工會的一般受薪者很難想像，雇主那種時不時逼近的「軟土深掘」有可能被工會即時阻擋。這讓我相信，工會裡懸掛曾茂興當年題字的匾額「伸張正義」是有可能的。
回到《殖民地台灣工運史》的書寫上。由於本書的寫作目的為「重述被遺忘的歷史」，汲汲於呈現史料內容，因此，具有清楚的資料彙編或故事集之性質。在敘事結構上，本書並非如一般論文以問題意識為核心切入，相反，專注在整理、釐清各工運事件的來龍去脈，只因為先前沒人做過這份工作。
這種「羅列史料」的寫法，其好處是儘可能多地保存歷史記憶，然而，壞處則是難以呈現核心命題，以及問題意識容易模糊——當「拒絕遺忘」成為重點，那所有史料都是重點。巨大的資料量也導致本書無力進行理論性的探討，然而，相信在史料整理完畢後，往後的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社會運動家，將更有條件進行抽象工作，追問更深刻的問題。
本書只是一個基礎，只是彙整了過去工人運動留下的痕跡，期待後之來者更充分地運用這批資料，屆時，台灣史作為深藏的礦脈方能展露其真正價值。詩云，百年綦轍低迴遍，忍作空桑三宿看？是以為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