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亞裔必須支持黑命關天？

2020年5月25日，全世界目睹喬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慘遭殺害的影片。一名路人拍下影片並在網路上爆紅。片中兩名警官方別為白人與亞裔美國人：德瑞克·紹文（Derek Chauvin）與杜濤（Tou Thao，音譯）。杜濤是苗裔（Hmong，來自寮國、越南、泰國或中國南方苗族後裔的美國亞裔族群）美國人。後來我們得知另有兩位警官涉案。當紹文把戴上手銬的佛洛伊德以面部朝下方式壓倒在地，將膝蓋壓在他的脖子上令他窒息而死的同時，另外3名警官只是袖手旁觀。紹文已遭拘禁並被起訴謀殺罪。另外3人也被指控協助與教唆謀殺。近來我們看到越來越多手無寸鐵的黑人男女遭警察殺害卻無人被咎責。這是國家批准的謀殺。

亞裔美國人發現自己涉入佛洛伊德的謀殺案。我們和其他人一樣憤怒。我們之間有許多人走上街頭，與群眾齊聲為佛洛伊德爭取平反。不久之前，被描述為「中國病毒」的新冠病毒引發反亞裔仇恨與排外風潮，因此亞洲人積極投入政治行動。在明尼蘇達，亞裔美國人參與黑命關天行動，為運動帶來巨大能量。然而，布倫娜·泰勒（Breonna Taylor）、艾哈邁德·阿貝里（Ahmaud Arbery）以及佛洛伊德的名字代表了另一個層次的挑戰。我們意識到多元而明顯的種族經驗——包括遭遇的國家暴力——如何塑造我們的生活、生計、生命結果以及最重要的政治信仰。

白人－黑人－亞裔美國人的種族三角關係

1992年洛杉磯起義迅速舒緩了亞裔美國人與國家暴力之間的複雜關係。1992年四月底，痛毆羅德尼·金（Rodney King）的警官獲判無罪，洛杉磯陷入火海。起義從南洛杉磯向北擴散。韓國城承受巨大打擊。當企業與建築被鎖定攻擊時，卻不見警方蹤影。結果韓裔美國人起身捍衛自己，甚至拿起武器。媒體緊咬非／韓裔之間的衝突，並且覆述關於少數民族的刻板印象。亞裔美國人扮演「模範少數族群」的角色，在「暴民」與「搶匪」圍城的時候，不幸地淪為代罪羔羊。種族階序經常生產善惡分明的道德劇，克萊爾·尚·金（Claire Jean Kim）已指出：亞裔美國人—白人—黑人的三角關係中，白人比黑人優越，不屬於兩者的亞裔人既得不到法律保護，並以永遠的外人之姿，被排除在身體政治之外。

種族三角關係讓日常生活因暴力、痛苦與悲傷引發的不安與猶疑無法浮上檯面。在洛杉磯，黑人與韓裔美國人之間漸增的敵意，其實是在某個特殊時刻發生的。大規模定罪、福利國家迅速崩解、全球政治經濟重新排列並往去管制化、私有化與金融化的方向發展...，這些潮流同時襲擊這座城市，但是不同族群承受的衝擊卻並非等量。到了1990年代初期，超隔離（hypersegregation）已成為都市生活的常態。個人選擇、自由與責任成為當時的主流敘事，並且驅使白人遷徙至郊區，也加大種族之間的貧富差距。在緊急撙節政策之下，自1980年代人數持續增長的亞裔、拉丁裔美國人與東南亞難民，毫不意外地被捲入洛杉磯的種族肥皂劇之中。

15歲黑人少女哈林斯（Latasha Harlins）遭韓裔女店主斗順子殺害，迅速強化了族群認同，並讓問題更加嚴重。1991年3月16日，斗順子在自己的賣酒店內從背後射殺哈林斯，後者當場死亡。謀殺案與羅尼·金遭毆打同時發生，兩起事件都被拍下，其影片迅速流竄。兩起事件關係密切，也形塑了媒體如何報導韓裔與黑人之間的衝突。斗順子最終逃過一劫，無需服刑。首席法官卡林（Joyce A. Karlin）的判決令人難以接受：5年緩刑、4百小時的社區服務，以及5百美元的罰款。一週後，痛扁羅尼·金的4名警官獲判無罪。起義之後，韓裔美果人上街譴責警察，以及身為市民卻不受保障。他們引述黑人鬥爭的歷史傳統並要求補償。毫無疑問，美式正義是以族群作為分際。

另一個費解且爭議性十足的案例則發生在近期。 2014年十一月24日華裔警官彼得·梁（Peter Liang）殺害黑人格里（Akai Gurley）。這起備受矚目的警察暴力事件發生在紐約布魯克林。梁最終被起訴定罪，主要城市的華裔美國人則在2015至2016年時發起遊行支持梁。他們認為梁是代罪羔羊。他們爭論在梁之前的白人警官都獲判無罪。他們主張與白人一致的權利，梁不應遭受差別對待。支持格里的亞裔美國人與梁的支持者爆發衝突。

種族階層在整起事件起到重要作用。格里與梁的支持者之間的分際，恰好反映亞裔美國人種族經驗兩種主要模式。有一群人相信菁英制度無關膚色並且讚揚物質成就，也就是所謂的「美國夢」。另一群人則反對結構與制度性的種族歧視，他們認知到亞裔美國人作為「模範少數族群」的負面影響，因為這是一種將種族化窮人當作「素行不良的少數族群」譴責、規訓與監督的方法，同時也掩蓋了亞裔美國人貧窮與教育鴻溝的殘酷事實，以及悠久的反亞裔歧視和亞裔美國人被當作罪犯的日常經驗。

國家暴力對於黑人男女的影響特別深刻，而亞裔美國人與它的關係，以一種複雜的方式，與既有的階級與剝削關係緊密交織。認清事實讓我們更能形塑屬於這個時代的政治行動。

反戰作為非－亞裔團結的基礎

歷史總是一盞明燈。在1968年越戰的高峰，亞裔美國運動家完全明白打造新政治的必要性。他們的方法圍繞在對於美國帝國主義及軍國主義的反對。「亞裔美國人」一詞的創造就是一種建立運動的過程，並且蘊含了政治性。他們作出明確決定，透過政治組織、行動與教育徹底拒絕種族歧視意味濃厚的稱號「東方人」（Oriental）。這樣的改變堪稱典範。

河內山百合與李玉平是亞裔美國人運動歷史上的代表性人物，他們參與黑人解放鬥爭，建立了非裔與亞裔美國人之間的團結。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對於「亞裔美國人」的認同，並非基於對於身份認同或是文化遺產的興趣。相反地，他們進入由「亞裔美國人行動」（Asian Americans for Action）與「亞裔政治聯盟」（Asian Political Alliance）等組織創立的運動空間，學習如何清楚主張亞裔美國人的政治觀念，這樣的政治觀念則源於反帝國主義與反戰抗爭風潮。

他們認為政治充滿對抗性與偶然性，幾乎很少是靜止的，並在危機時刻以生氣勃勃的方式趨於激烈。「亞裔美國人」作為一種鬥爭的政治分類，對於學習政治如何運作而言，是個很好的案例。

在觸發黑命關天運動的警察維安危機中，我們的政治信仰是什麼？弗格森的麥可·布朗（Mike Brown）遭殺害後，示威潮在2014至2015年期間蔓延全國，上千名亞裔美國人參與「黑命關天」。我們指出存在於家庭與社區之中的反黑種族歧視，強調這是與警察及國家監禁同流合污。我們也明確反對模範少數族群的論述。

早在「手舉高，不要開槍」（Hands Up, Don’t Shoot）與「我不能呼吸」（I Can’t breathe）成為反警察國家鬥爭的試金石之前，亞裔美國人運動家便持續反抗國家批准的暴力，但是他們的政治立場卻幾乎被忽視。這些運動家認為：一、警察維安是國家懲罰與恐嚇力量的重要元素，並經常被用來對付被視為是威脅與敵人的群眾；二、揭露「警察軍事化是核心問題」是介入的重要方法。上述兩點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政治行動的出發點。

警察的白人性質

在深層的哲學層次上，警察權力構成米爾斯（Charles W. Mills）口中的「分裂的社會本體論」，意思是根據價值劃分人命，並在人格（personhood）與次人格（subpersonhood）之間畫出明確界線。不可剝奪的權利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必要條件，但是被征服者的許多權利都不被承認。警察維安是製造種族的極致手段。歷史上而言，警察權力透過驅趕原住民、奴役、《吉姆·克勞種族隔離法》、對於墨西哥及亞裔勞工的剝削與驅逐、美國境內與海外難以計算的帝國主義戰爭...等方式完成，這些都是為了保護財產概念：美式財產是以種族暴力為手段盜竊土地與財富。這是辛格（Nikhil Pal Singh）所謂的「警察的白人性質」。他解釋「白人性質」源於「對於財產的管理，以及與無產者（因此缺乏可計算的利益，也因此被想像成藐視財產秩序的潛在罪犯）之間的關係。」

舉例而言，「東方佬」（gook）一詞被嵌入「警察的白人性質」概念裡頭。雖然這個詞通常與美國在越戰期間犯下的大屠殺有關，但是正如羅迪格（David Roediger）所展示的那樣：它的用法以及被當成「敵人」的同義詞，卻與美國二十世紀上半葉種族製造、帝國傲慢與軍國主義的歷史緊密交織。美國發動戰爭、掠奪，以及部署軍力的每個地方，無論是菲律賓、海地、中美洲、夏威夷與韓國，它所統治、管理的全球廣大地區與市場、資源、領土及人民，「東方佬」這個噁心且抹煞人性的字詞便會出現。

持續進行的反恐戰爭也在全球層次上擴張警察權力，備受矚目的當然是酷刑以及對於敵方戰鬥人員的無限期拘禁，此外空戰（特別是無人機轟炸）範圍也提升了。無數國內反恐計畫都是源於美國與北半球，目的是制度化種族歸納（profiling）與監視。結果是對於穆斯林、錫克教徒、阿拉伯人與南亞人的猜忌，正當化了「伊斯蘭是威脅」及「穆斯林是恐怖份子」的主流認知。仇外心裡在政治與社交生活中助長了極具敵意的氛圍。

越戰與美國警察軍事化

2006至2009年亞裔美國人運動家們因為19歲苗裔美國人李芳（Fong Lee，音譯）在明尼亞波里斯北邊社區遭警官安德森（Jason Anderson）殺害而團結時，他們並未忘記種族暴力的歷史與持續的警察軍事化問題。這是他們政治意識中最重要的問題。事實上，在此之前的40年期間，警察維安變得越來越致命。有充分證據顯示國內警察維安與海外如越南等地實施的低強度戰爭與綏靖（pacification）策略之間的關聯。戴維斯（Mike Davis）在《石英之城》（City of Quartz）一書中探討洛杉磯警察局文化的軍事化過程。市府官員與曾任退伍軍人的資深警官成功推動這番轉變。他將「美國的越南」與「海外的越南」連結在一塊，闡釋美國在東南亞的帝國主義戰爭所造成的大規模屠殺與恐攻經驗，如何在1980年代對幫派宣戰的過程中找到新的嫁接。

鮑批（Bao Phi）的詩〈8(9)〉，犀利指出美國警察維安如何在種族製造、軍國主義、國家暴力與鎮壓的歷史中誕生。標題指涉明尼亞波里斯警官安德森發射的9顆子彈，除了失手的一發，其他8顆穿過李芳這個被標記為「幫派成員」的年輕身軀。

詩的第八節象徵穿過李芳身軀的最後一顆子彈，並召喚苗裔美國人逃離迫害或被捲入許多戰事的歷史。越戰期間，他們參與美國中情局主導的秘密軍事行動，這令他們成為越南與寮國士兵的眼中釘。1975年4月美國戰敗後，巴特寮（Pathet Lao）軍隊迅速展開針對苗裔美國人的殲滅行動，也就是種族清洗。疊句「持槍的男人」強調了他們的生活如何被軍事化，無論是在他們於美國安頓之前或之後都是如此。許多人以難民身份住在明尼蘇達。鮑批此詩的架構，體現了為李芳尋求正義的行動精神，這樣的精神以去軍事化為核心。從各個層面上而言，這樣的運動文化奠定了當代亞裔美國基進主義的進步精神。

佛洛依德遇害後，明尼亞波里斯如今成為解散警察（dismantle the police）運動的先驅。非－亞裔的團結很重要，並與之前同樣不可或缺及迫切。但是這個政治計畫不能與之前一樣，也不能僅停留在對於反黑人的批評。重新看待亞裔美國人如何認同黑人對抗警察國家的鬥爭，我們必須召喚自己的記憶與經驗，包括忍受在美國或是其他國家在亞洲與東南亞發動戰爭、好戰的軍國主義、侵略與佔領；在美國與世界各地邊境發生的驅逐、拘禁與審問；以及過去至今的大規模迫遷、流離失所、驅逐、監視與監禁。

毫無疑問，非－亞裔將重新團結。李芳的母親汪友娃（Youa Vang，音譯）在明尼蘇達首都聖保羅市的為喬治·佛洛依德平反的集會上發表演說，向我們展示如何記得李芳的名字。「這是我在李芳身上看到的」，她告訴現場的苗裔人，回憶在國家批准殺害李芳之後爭取平反的那段日子。

（苗裔美國人汪友娃在黑命關天的集會上，對苗裔社群發表演說。汪友娃之子李芳於2006年遭警察槍殺。）

「無論日夜，黑人總是陪伴著我們。」汪友娃說，「無論我們需要什麼，他們總是及時伸出援手，無論日夜，甚至凌晨一點也是如此。」這不只是團結的表現，而是非－亞裔如何共同組織捍衛行動。她的聲明說明了民眾誓言將盡其所能捍衛殉難者、囚犯與所有警察國家與軍事化文化底下被壓迫者的生命與人權。聲明也展示民眾集體為殉難者生命與人權而戰的迫切性，當我們對抗暴力的時候，彷彿他們就是我們的一分子。就像是鮑德溫（James Baldwin）在〈寫給我的姐妹戴維斯小姐的公開信中〉（An Open Letter to My Sister, Miss Angela Davis）那句著名的結尾：「如果早上警察將你帶走，晚上他們就會追捕我們」。為了共同捍衛那些被掠奪性國家判刑的人們，我們必須共同對抗這樣的暴力。

我們正處在一個關鍵的緊急時刻，許多事情正在發生。重新建立非－亞裔團結，致力於去軍事化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政治行動。這與國內戒備森嚴的城市以及美國於亞大建立的軍事「基地帝國」之中發生的和平、正義與為了真正安全的鬥爭關係密切。如何為佛洛依德平反的方法，就是仔細思考過去與現在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