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先生過世了，小英總統還令全國公家機關與學校下半旗，真令人驚訝。這不得不令我回想起近三十年前我常在台北街頭行走的日子，在那個時代，李登輝對我們許多在反對運動中的朋友而言，是個什麼形象呢？我可以理解，今天李登輝的形象已經國際化，民進黨當然不能放過這個可宣傳的機會，但是如何讓台灣的年輕人能夠理解這位過去的李登輝、也藉此來瞭解到台灣當代的民主是怎麼走過來的呢？也曾走過那個狂飆時代的我，感到有些責任要來寫幾句話。雖然，人死為大，我不想在此藉機對他大肆批評，但這幾天我看到媒體所說的話，都只是那個時代廟堂或宮廷裡的事情而已。我在這裡要提供另一面的故事。
事情可以從1988年5月20日農民運動開始說。那是蔣經國解嚴之後更讓台灣社運爆發的重要時刻。而從1988年到1993年郝柏村辭行政院長這段日子，也是李登輝從繼任總統、廟堂鬥爭到國民黨主流派全面掌權的日子。社會上的反對運動與國民黨內部的發展與政爭，是兩條平行的路線，我下面分開來按時間羅列，可以簡單對照的看。我的基本問題是，這兩條路線的關係是什麼？是哪一條影響了哪一條路線？我先從社會運動的幾件大事開始，有趣的是，往往都與520有關。而李登輝的兩次宣誓成為總統（1990年和1996年），按照慣例，十分諷刺，也都是520。
震驚全台的520農民運動後，更刺激各種社會運動，包括了清交兩校教授們聯手到雲林二崙實驗調查所謂的「石頭預謀」，後來還促發了藝術界的劇場、繪畫、攝影等新面向。1989年四月，鄭南榕為台灣百分百的言論自由，抗拒侯友宜等警察抓人而自焚。1990年三月，順著台灣各界抗議老賊們「山中傳奇」的風潮而起的野百合學運，導致李總統的接見。到了520，民間組反對軍人組閣運動（前一年六四中國天安門事件與屠殺）。1991年5月9日獨台案事件，清華師生們坐校車到調查局北市調處抗議。5月15日全台學生代表夜宿台北火車站，520知識界反政治迫害大遊行，同年九月100行動聯盟成立，要廢止刑法一百條。1992年五月，刑法一百條修正案通過。1992年年底，是立法院在戰後的第一次全面改選，民進黨得票31.03%，國民黨則得票53.02%，仍是立法院的多數黨（161席得約95席）。但在習慣多年掌大權的國民黨而言，這個改選結果被認為是嚴重挫敗，而民進黨則大有斬獲。
在這一段台灣社運激烈發展日子的同時，1988年李登輝繼任總統，1990年開始所謂的二月政爭，國代選出李登輝為第八屆總統，五月李登輝任命郝柏村為行政院長，是為治安內閣（特別要捉環保流氓）。七月召開國是會議，同時李登輝成立國統會，翌年通過國統綱領。1991年國民大會五月終止了動員戡亂時期條款。1992年底，萬年國會終於廢止，繼而全面改選。我們回顧李登輝任總統時，很快就任命郝柏村為行政院長，當時舉國驚愕、民間幹聲四起。李登輝十年後回憶說那是個現代版的杯酒釋兵權。但這只是個李事後合理化的回憶，今天一般只說是郝貪院長大位而上當。但若說李登輝有策略，為何郝柏村就沒有策略？為什麼不說那是郝柏村集團企圖把影響力從軍擴大到政？甚至郝在入行政院前也曾說過「只要有我在，15年內都不會讓李登輝為所欲為。」
其實，李提軍事強人郝柏村為行政院長，在複雜的宮廷政治中當然是著險棋與賭注，讓台灣廟堂的未來之路吉凶未卜。我們知道，郝柏村出將入相後，仍然繼續主持軍事會議，李只能隱約放話。另外郝仗著行政院長的副署權，幾次杯葛李登輝在高級將官上的任命企圖（如蔣仲苓升一級上將案），以發展郝在將領結構中的勢力。所以，也可以說，即使李登輝是總統，郝柏村仍繼續在軍政兩界發展勢力。一直到1992年底，國會全面改選，國民黨大挫敗，李登輝才仗勢提出，行政院需要向立法院負責，要求郝辭職。但郝仍不從，說要待國民黨中常會通過這個辭職提案才接受。結果是，1993年一月，郝柏村在國民大會各黨代表要求他辭職的聲浪中，覺得受辱，一激之下才自動辭職。於是國民黨李登輝的主流派終於取得勝利，而台灣政府中總統與行政院長的制度關係，也從類似李郝的雙首長制，發展向後來的總統制。
如果我們在1993年一月來反思，為何李登輝會取得黨內的勝利？是他杯酒釋兵權的策略成功？是因為李登輝先生發揮了民主抗爭精神，號召民間奮起推翻國民黨內的保守勢力？當然都不是。李之所以能夠向郝柏村施加辭職壓力，郝之所以在1993年受激之後知難而退，簡單的道理，就是1988年以來台灣民間的反對運動不斷的大爆發，更在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中挫敗了國民黨，成為臨門一腳，造成一個國民黨主流派勝利的客觀歷史條件所致。之後順理成章，1994年國民大會決定下屆總統直選，1996年李登輝、連戰取得54%的選票，而民進黨的彭明敏只取得21%的選票，排名第二。國民黨的主流派繼續是台灣政壇的主流。選總統之前，中共還以飛彈威脅台灣不得投票給有台獨傾向的李登輝。的確，1993主流派勝利之後，李登輝逐漸顯示對中國有分庭抗禮的意思──即使1992年十月有所謂的九二共識。但是不論如何，我們不能把對中國不假顏色，就等同於高舉民主大旗，成為民主先生，那是兩回事。一般而言，李登輝的反中，與他的親日有密切關係。
最近我看到野百合學運的領袖范雲也對李登輝的過世發表談話。除了當年李在總統府關心學生「不要凍壞了身體」並接見學運代表外，范雲也大度的表示，李登輝後來在廟堂上的後續發展，的確有加速了台灣民主化的效果。我尊重也不完全反對范雲的判斷。李登輝過世後，有些基進的年輕朋友說李登輝在台灣民主的進程裡，其實只是個寄食者，收割了民主的果實。而從我當年在街頭的回憶與憤慨來說，我也會說他真的很糟糕，包括他的520就職象徵，顛覆了520社運的抗爭傳統，且後來被美國人稱他為台灣的民主先生，實在是不倫不類（《Newsweek》1996年5月20日）。而從我前面的簡單分析來看，李登輝是個會利用時勢的政治賭徒，但同時，今天比較寬容地來講，1993年主流派領航國民黨後，他也是個在廟堂與宮廷之中的民主仰慕者與追隨者。而後來被國民黨開除後，李登輝的確利用他的影響力，成為了一位推動台灣民主的參與者。
民主先生（Mr. Democracy），或是中國五四時代陳獨秀說的「德先生」，是一個代表民主制度（德莫克拉西）的擬人化比喻。陳獨秀當年為何稱之為先生？或許是要在袁世凱、康有為等當年的尊孔脈絡下，特別拿來與孔家制度或孔先生來作對比吧。而《Newsweek》1996年竟然把德先生的象徵化成肉身，頒給了李登輝總統，實在不可思議。因為今天我無法看到該原文，也就不必再評論了。但無論是民主先生或德先生，無論在台灣或中國，那都是個不可濫用或胡亂奉承的封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