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完2020年的東亞反靖國神社的視訊會議的那天，我和臧汝興提起去花蓮看曾醫師的事情。
「這幾天就去？或者再等一週？」
站在入夜的台北車站捷運站出口，我們評估了許久，也瞎聊了許多軼事。由於全台連日陰雨、天候不穩，因此我們並不想在天候不佳的時候前往花蓮。此外，我馬上就得回大陸準備開學，因此離台前的每一天都得精打細算。討論沒有結論，但臧汝興把決定權交給我：時間由我決定。
隔天即週日中午，我決定還是趕緊探望曾醫師。於是，我和太太跳上臧汝興夫婦的車，四人在午後直奔花蓮。
曾醫師的倒下如此突然。5月7日忽然接到他的來電，說是肺積水，緊急入院，因此委託我幫他把《人間思想》為他做的口述〈為了前進的回顧〉做最終校訂。其實我們之前已經針對口述要講的內容進行多次討論，也幫他尋找了一些背景材料。但我無論如何沒想到，口述的最終定稿會是在這種情形下由我校訂。由於時間緊急，《人間思想》登出時還是留有不少沒校出來的錯誤，這是我深感遺憾的事情。
曾醫師的病情發展令人意外。救護車馬上將他送到台北進行詳細檢查。此間收到他從病房的微信來電，講了快20分鐘，但也沒具體說明他的病情。5月21日，曾醫師來訊告知出院，準備返回台北家中進行通院治療。於是我和太太在25日直接拜訪了曾醫師。這三、四年來，每兩三個月就與曾醫師碰面聊天。密集程度遠比還沒去大陸教書前高。但那天實在沒想到，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能夠對話的場合。
再次見面的曾醫師確實滿臉病容，但見到我們還是打起精神、笑著和我們聊天。談話中完全沒有談到具體的病情（儘管我們已經知道是腫瘤），而是談論治療方案並交代文稿如何整理，比方他少年時代發表的文學創作以及正在著手或尚未出版稿件，等等。其實，當時我還是覺得曾醫師可以自己來整理這些文稿，但當時也不可能預料他決定採用的治療方案終究剝奪了整理的機會。而且「少年發表的創作」該去哪裡找呢？這樣的問題不斷在我腦海打轉。
印象最深的還是曾醫師意味深長的這句話——
「會一直亂想呀。」——他微笑或苦笑地說出自己的病後心得。
接下來的事情就是臧汝興與我前往花蓮的原因。曾醫師服藥四天便倒下了，而且很嚴重。雖由台大醫院救了回來，但元氣大傷。經歷多日搶救和照料，終於在8月回到花蓮住院治療。
在韓國民主化運動中成長起來的臧汝興在九○年代末期擔任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正式的研究員，也是勞動黨現任副秘書長與工運和社運政策的專業分析家。儘管只是代表個人而不是代表黨組織正式探望，但在我來說，能與臧汝興一起前往花蓮探往曾醫師的意義很巨大。因為勞動黨無論如何是八○年代崛起於台灣地平線上的工人階級與林書揚等前輩共同創立的先鋒組織。沿途與開車的臧汝興的交流與回憶，也讓我想起許多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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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98年16歲的時候通過唐曙（勞動黨前副主席與秘書長）的介紹而一口氣認識了林書揚、陳明忠、陳傳枝、廖天欣、張增榮、王津平、汪立峽，以及高偉凱和朱力等前輩。這是我正式接觸社會主義統一派前輩們的開始。這個時候也因閱讀《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創刊號「台灣皇民文學的清理與批判」而以讀者身分認識了曾醫師，但實際認識他反而是很後來的事。現在能想起的最早回憶是2002年橫地剛先生在月涵堂的《南天之虹》發表會。當時大病初癒的陳映真先生到場致詞，還有難得返台一趟的二二八當事人、台籍老地下黨員吳克泰、陳炳基先生出席。現在想來是不可思議的歷史會面。曾醫師也是當天的與談人，但我印象最深的其實是長期參與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活動的黃靜嘉先生（1924-2017）。黃先生與現場唯一的本科生的我聊天，聊了聊時下青年對光復後五年歷史的認識。當時我完全不知眼前童顏黑髮的黃先生是從二二八走來、見過宋斐如等人的社會名流。少年時代參與過游擊隊的黃先生因仰慕陳老師的理想（也是自己未曾熄滅的理想）而努力參與社科會活動，並與曾醫師結為好友。後來，黃先生與曾醫師共同協助我在2010年秋天前往北京移地研究，並參加了黃宗智老師與汪暉老師的課程。我的研究才因此迎來巨大轉機。
那次活動以後，我與曾醫師的交往密切了起來。可能是因為我寫了那次活動的報導、可能是後來在陳老師的人間出版社開始約一年半的打工。也可能是我請曾醫師的女兒育勤學姊從東吳借出《平平》旬刊（一九二四）復刻本給他吧。這是台灣史上最初期的左翼刊物，有安[那其]布[爾塞維克]合作傾向。曾醫師一直不知道《平平》猶存於世。
十幾年來，每次去曾醫師診所都坐在那皮件氣味濃郁的沙發上與他談天。隨著便利店的日新月異，還發展成我去7-11買兩杯小熱美到診所與曾醫師邊喝邊聊的模式。這是我學習光復後五年史的真正開始。雖然高中時代就買入復刻版光復時期刊物（《政經報》等五冊系列）並閱讀剛創刊的《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在汀州路金石堂買的！），但當時對光復史的認識純屬趣味，求的是貼近20世紀海峽兩岸唯一統一的五年的感覺。如果沒有曾醫師的指點，理性上的研究不得其門而入。後來，我開始研究台灣史上的社會性質論，甚至包含陳老師的理論，這些嘗試都得到曾醫師的鼓勵。
很長一段時間的討論模式是在每次的《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出版後，我以讀者身分向曾醫師反饋心得，學習新知（同時也帶著沙發的皮件氣味回到家裡）。其間也藉由替曾醫師尋找舊報刊史料而獲得成長。他一直很在意打響《橋》副刊論爭第一槍的歐陽明的真實身分，我們竟然針對這個問題討論了十幾年。
短暫的光復五年史（1945-1949）是20世紀唯一的祖國完全統一時期。這段時期發生了傷痕至今未癒的二二八事件，並圍繞著民主問題、民族性恢復問題，以及即將到來的冷戰．內戰構造與五○年代白色恐怖而創造出同時代台灣青年或左或右、或統或獨的認同分歧。台灣共產主義運動在此時期增添了前所未有的新血，並首次完全整合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洪流中。因此這段時期的歷史不是已經風乾的過去，而是兩岸尚未完全統一的當下不能迴避的、依然鮮活的經驗。它形成了台灣當下無論左右統獨都仍在不斷回憶的軸心時代。非歷史專業科班出身的曾醫師選擇了正面進攻。
對於曾醫師而言的光復五年史是台灣人民的主體性、能動性因為民族統一而迅速復活並提升的時代。在台灣史主流學界還在糾結二二八事件的傷痛與責任的當時，曾醫師已經看到祖國一旦統一就能在台灣人民內部煥發出來的能量。對於分離主義論者來說（如吳叡人等），這五年被解釋為「對中國政治不了解」的無辜台灣人民被動地捲入慘苦的中國政治（國共內戰）的悲劇五年。這種論點可以概括為某種「台灣人民政治無能論」或「台灣人民政治白癡論」。然而曾醫師的研究卻指出了兩岸統一之後的台灣人民如何自主展開敵、我、友的辨析、如何積極成為中國革命的主體、如何將中國革命的政治有機地鑲嵌在島內現地的各種鬥爭，使中國革命在台灣「內在化」。同時，大陸來台的知識分子也毫無障礙地站在台灣人民的處境為台灣的去殖民化獻謀劃策。我個人最喜歡的故事就是羅鐵英（駱駝英）在《橋》副刊論爭中展開的台灣社會性質分析以及他對五四精神是否仍然適用台灣的討論。但更典型的例子則是曾醫師屢屢指出的國語推行運動委員會的民眾運動國語論。委員會的魏建功與何容明確指出：去殖民的第一步不是政府強制民眾學國語，而是以民眾運動的方式恢復閩南語等母語，因為母語也是中國話。恢復母語就能說好國語。
在光復後五年的激動時代裡——類似韓國所稱的戰後「解放空間」（해방공간）——沒有誰是被騙的無辜受害者。正因敵我友的政治空間徹底打開了，日據時期萌芽的左翼運動及其先鋒隊才終於在這五年間獲得空前的群眾基礎（甚至首次上升到建立根據地與武裝鬥爭階段），並積極介入思想文化思想領域的鬥爭。正如汪暉老師所言，「政治化既體現為激進的革命與策略性妥協的過程，也表現為將青年問題、婦女解放、勞動與勞工、語言與文學、城市與鄉村等問題納入『文化』的範疇，讓政治成為一個創造性的領域；既體現為將軍事鬥爭、土地改革、政權建設、群眾路線、統一戰線融為一體的『人民戰爭』，也呈現為人民戰爭對19世紀以降的各種政治範疇的轉化。」曾醫師所要守護的，就是台灣人民在那寶貴的五年間自主全面獲得高度「政治化」的歷史經驗，是20世紀台灣人民如何通過中國人民戰爭而成為主體，而不是如分離主義那樣選擇性地將二二八「政治化」並將與中國革命密切相關的所有經驗（如地下黨鬥爭與五○年代白色恐怖和各種思想鬥爭）都加以「去政治化」或者「賤民化」和「白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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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9年的陳映真研討會上，曾醫師評論我以陳映真社會性質論為主題的論文。社會性質論的因緣讓曾醫師找我一起從事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的工作，自2010年6月30日以來剛好十年。那天還找了黃靜嘉、陳威佑、施善繼、范振國等前輩見證、合影。但正如曾醫師口述回憶所言，我並沒有舉起社科會旗幟開展工作。除了2010年後兩年間我用blogspot製作了社科會網站、整理會務資料，並在太陽花運動期間以社科會之名批判那場運動以外，我大部分的時間還是在曾醫師指導下開展研究、線上交流意見，保持著幾個月就碰面的慣例。儘管曾醫師在2010年之後就改用台灣社會科學出版社總編輯的名稱，但我未用社科會的名號公開開展活動。無論如何，這件事我沒有充分回應曾醫師的期待，讓他失望了。
實際上，曾醫師對於開展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的思路與作為晚輩的我不盡相同。時序進入21世紀，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也伴隨著社會主義統一派運動（即林書揚先生定義為左、統二者合一的運動）的萎縮以及島內泛左翼陣營的分化而不成組織，連讀書會都難以成形（但曾醫師這幾年還是試圖搞讀書會，與青年們一起讀劉進慶的《戰後台灣經濟分析》。可參閱胡清雅、黃雅慧的回憶）。而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能否與社會主義統一派運動整體、特別是現有的先鋒組織產生更緊密的結合，是更為急迫的課題。至少我是這麼想的。然而社科會從九○年代以來的運作方式實具先鋒主義色彩。這裡所稱的先鋒主義是上世紀二○年代的專有術語，指的是先鋒隊以外的急進青年或群體產生「比先鋒還先鋒」的傾向。一度被城市左翼青年視為「第二黨」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就是典型例子。曾醫師所想像的圖景——如其口述史所言——是在理論工作者與先鋒隊之間形成循環的互動，找出運動發展最有共識和最科學的道路。
寬泛的意義上我贊成曾醫師的看法。但無論先鋒隊如何弱小，我更信任先鋒隊本身的領導性，而不是理論工作者的先鋒性。就像野呂榮太郎在日共「1931年綱領草案」後形成的講座派能及時地為黨的「三二年綱領」而鬥爭，而不是堅持自己的理論推論。曾醫師知道我的想法。當然，我也知道理論工作者的先鋒性並不是曾醫師自己的獨創。實際上，曾醫師始終堅守著陳映真關於開展廣泛的人民運動的設想，因此他認為階級取向的工農運動（現實上只有工人運動）還是不夠充分。儘管我並未在具體的工運現場工作，但從原則出發，我還是認為工農運動以及先鋒隊是根本支點。也儘管曾醫師發展社科會的思路不能完全說服我，但我們完全一致的共識是搞社會性質論但不只是所謂台灣社會性質。這是陳映真撰寫的社科會宗旨明確標舉的鬥爭方向。也就是說，社科會就是要搞社會性質論。這是從台共到省工委再到劉進慶與陳映真所努力奠基的思想資源，更是有待台灣左翼繼承並發揚的中國革命理論戰線的重大遺產。
曾醫師對社會性質的關心還是相當「文學」的。一方面，他完全接受陳老師的國民黨波拿巴國家論，但這樣的分析取徑實際上突出上層建築而忽略了基礎的實際構造，並不是把握完整的「經濟的社會形態」。問題的關鍵是如何讓戰後台灣經濟的分析擺脫後見之明。另一方面，曾醫師對社會性質討論的最優文本都不是字句中不斷出現社會性質四字的文章，而是他一系列的台灣文學史論。因為社會性質論從來只能依附於具體課題才能彰顯自身意義。我還記得孫隆基老師在博論答辯時問我：「你認為七○年代鄉土文學論戰是社會性質論戰嗎？」我傻了幾秒才回過神，危坐答曰：「我認為是的。」那瞬間在我腦中閃過的念頭是：陳老師與曾醫師的社會性質論也在他們的台灣文學史論裡面！
曾醫師與社科會的特殊價值正在這裡：2010年到今天，他是台灣的社會主義統一派陣營裡全面思考文藝戰線、思想戰線等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代表。其主題包含了光復五年史、台灣文學史、日本批判、台灣意識形態批判，以及陳映真最關心的台灣社會性質問題以及中國大陸的現狀分析。曾醫師完全摒除了列寧所說的「奴隸的語言」（«рабьим» языком），如實地陳述自己的研究結論。近十年甚至為了加強對歐美局勢的了解而加大閱讀英語新聞的比例，真是令我們晚輩自嘆不如（這還不說他原來就固定關注的日語新聞）。儘管曾醫師為此付出的努力不見得能讓學院裡的知識份子瞧得上眼，但他毫不遲疑、不斷動筆。他就是下決心在工作之餘不斷寫作、出版、對話。他預設的讀者不是學院的誰，而是有志改造社會的青年與無告的勞苦大眾。他從不拉幫結派鎮壓異己，也從未聽過他攻擊任何人。他自食其力並專志寫作，用自己的力量做該做和能夠多做的事。他的視野裡不是只有「牧師對牧師傳教」的既有的認同團體（identity-group，霍布斯邦語）或「同溫層」，因而能夠看到認同團體以外的進步青年，努力扶助他們、關心他們。愛護且熱愛青年的他要的不是青年的追捧，而是與青年共成長並賡續進步的思想。我知道他想做真正有生產性的事情，而不是像《資本論》第三卷所研究的商人資本那樣在既有的資源裡改變分配、進行毫無意義的瓜分、再瓜分以及欺詐性的投機行為（這種商人資本性格是劉進慶對台灣人內在意識的最大批判），然後將資源消費殆盡。進行有生產性的勞動、創造不退轉的積累、留下可共享的剩餘，這才是曾醫師選擇的戰鬥位置。用他的話來說：「我們無論如何不是搞學術，一切都是為了運動。」
曾醫師多次讚揚楊逵的典範。雖然楊逵從二○年代以來始終是黨外左翼（相對於日據時期台共與戰後省工委的「黨外」），但他能夠及時把握時局動向，準確介入議題、隨時靈活調整、堅持鬥爭原則。我想，陳映真對楊逵典範的評價，就是曾醫師試圖效法的行動方式吧——陳老師在〈學習楊逵精神〉說道，「楊逵先生是日據下台灣文學中唯一突出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思想和母題的作家。在政治上，楊逵先生直至晚年都不憚於宣稱自己是社會主義者，沒有動搖過社會主義的思想立場。他敢於鬥爭，善於團結，熱心指導和培養年輕的一代。他與反民族的分離運動鮮明對立，堅持克服民族反目，力爭民族團結，不遺餘力。」曾醫師不一定做到楊逵所做到的事，但他向往且努力效法。一直以來，是這個樣子。也可以說，台灣島內無論如何一定還是有無數個人堅持自己的中國認同，但真正願意為自己的認同而戰鬥的人確實無多。對於曾醫師而言，就算不得不一人戰鬥，也是自己做為中國人、作為一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戰鬥。不需要誰的認證或加持，也不是表演給神明看的野台戲。
曾醫師的《方向叢刊》在2012年10月創刊，後來還出了第二輯，以及作為曾醫師個人文集的第三輯。正如曾醫師所說，創刊號部分內容挪用自未能問世而夭折的《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最後一輯，精神上則直接接續2001年《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第五輯「因為是祖國的緣故」所採取的戰鬥態度。實際上連封面設計的風格也延續《人間叢刊》。我還記得藝術家高重黎老師在《方向叢刊》發表會拿著兩種叢刊比對兩者風格如何一致的趣味往事。
曾醫師決定用的「方向」有兩層意思，第一個是1949年前後台大校內地下黨領導的「方向社」，這是他刻意援引的典故。第二個則是希望這份刊物能夠為運動指明方向。雖然我還是參與了《方向叢刊》出版前後的庶務，並幫忙設計了方向的圖標——從毛主席手跡中擷取的——但我對一人能否指出「方向」仍感保留，也對創刊號所收的香港來文不盡同意。然而，對比起近期香港的局面，又不得不感佩曾醫師永遠直面尖銳議題的決心。也只有他才能做到了。
還能記得曾醫師在2013年之際的心情。當年7月底我們一同參與了台灣同學會的寧夏研討會。會後在中衛特別是靠近內蒙阿拉善沙漠處旅遊。同行還有許多海外保釣前輩，如林孝信、龔忠武、劉彩品、木村博、吳國禎等老師。我們一行人在青銅峽水庫的一百○八塔那兒打轉、饒有趣味地「祈福」，然後又轉往曾經拍攝《紅高粱》等著名電影的鎮北堡以及西夏嵬名元昊陵參觀。在某段靠近沙漠的邊上，我與曾醫師一同在微風飄砂的黃土地行走了20多分鐘，一路上完全無話可說，只是走著。我能感受到他當時的沉重。那是綜合了許多思考的沉重。同年底舉辦在牯嶺街小劇場的毛主席誕辰紀念會上，曾醫師一開頭就說「我很快就要70歲了」。無比沉重的口吻。當時我還沒反應過來，但當時的他其實才63歲。
我想起了日據以來的著名知識人陳逸松。陳逸松在1968年風起雲湧的日本學運現地觀看了時枝俊江發表於1967年的紀錄片《黎明的國度》（夜明けの国）。片中的新中國面貌成為陳逸松最終接受周恩來總理邀請前往北京工作的關鍵因素。後來他成為七○年代人大常委會台籍委員。2013至2015年間全心為陳逸松撰寫晚年傳記的曾醫師也非常喜歡（甚至購入）這部紀錄片。走在祖國的大地上，無論荒漠還是綠茵，這正是他要保衛的黎明的國度。
2014年爆發的太陽花運動讓曾醫師展開新的思考。他開始研究民粹主義的問題。雖然他還是堅持人民運動，但我感覺他在太陽花後有了反思。核心在於：如果人民運動能在台灣存在，有多大可能不是這類右翼民粹主義運動？如何才能不是？如何才能不被台灣資產階級的動向所操弄？這不得不提到2011年他在北京與徐勝老師、橫地先生拜訪林書揚先生之後的微妙變化。此後他更常提到林桑對運動的意義，尤其在太陽花後。我想，他還是痛感運動失去林桑之後同時失去的許多契機與可能性吧。
我從未找曾醫師看過牙，也沒想過曾醫師應該在對我而言的老師身分之外增添醫師的角色。但我總會想起林桑臥病台大醫院舊院區時，作為醫者的他帶著基礎醫療器具到醫院病床前為林桑看牙，緩解其疼痛的往事。那時林桑往往在更大的病痛中浮現起34年牢獄生活的片斷幻覺，正是所有照顧他的人都同感艱難和難過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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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聊著並想著這些與曾醫師有關的回憶，我們終於在黃昏抵達大山大海之間的花蓮——這是夾處在中國東南第一高峰的中央山脈與無垠的太平洋之間的城市。曾醫師成長的風土在茲。週日從台北到花蓮的路途並不輕鬆，因為要翻過繞過或穿過中央山脈。如此，也可想像退休後返回花蓮定居的曾醫師來趟台北多不容易。即便搭乘火車也極費精力。當我們一行人抵達疫情期間更加人山人海的花蓮，已近傍晚，因此隔日週一才順利拜訪曾醫師寓所。此行目的是依照與曾醫師的約定，將文稿帶回編輯，也希望能探望他。
自始便無確切把握，但還是到了現地才知確實不宜探望。曾媽媽擔心我們見了面傷心，也怕曾醫師見了我們之後難過。我想起曾醫師倒下之後再次見面的情景。在台大醫院，我完全無法想像眼前的曾醫師是一週前才和我們談論治療方案的他。我只能緊握他的手，向他保證一定完成文稿編輯任務。
曾醫師的書房還是沒整理完的樣貌。絕大部份文件與書籍仍在紙箱。但一進門就看到曾醫師所說的少年文稿以及待出版手稿。此行目的忽而解決，宛如神助。曾醫師的寫作和研究狀況也首次在我們眼前鋪展開來。我一直以為曾醫師已在這幾年進入電腦寫作，因為他的手機操作實在流暢。原來，還是稿紙筆耕。這導致他每篇文章從起草到成文都積累起厚度可視的文稿。但他也規整地將自己的手稿和資料整理成一包一包的檔案，其中包含了成箱的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研討會歷屆文件資料。
週二從花蓮返回台北之際，臧汝興帶大家去了趟太魯閣並著重訪問了世人皆已遺忘的台灣工殤紀念地：長春祠。遠看是青山飛瀑，但鑲嵌在岩壁裡的祭祠卻極其陰冷潮濕。無數外省老兵為了生活被國民黨政府調來崇山峻嶺的花蓮開鑿公路，結果在落石與爆破間粉身碎骨。悲傷的外省老兵記憶與民族分斷傷痕埋藏在這裡。曾醫師少年時代曾在長春祠上方的禪光寺「閉關」，並在這裡遇見改變他人生的人們。我們竟也在這特殊的時刻，到了曾醫師人生轉折的原點之地。
傍晚返抵台北，我開始閱讀搬回來的曾醫師文稿。從少年時代到旅日行醫，他是不斷地寫作。少年時代寫的是文彩洋溢的小說，旅日期間則在無數雪夜寫下一則則左翼理論筆記。我油然生起這樣的感嘆——
「曾醫師確實是一直在寫作啊！」
曾醫師總是說：「就像陳映真對我的鼓勵：要寫，寫出來就是了。你們也要一直寫。」其實，就算沒有陳老師的督促，他也已經在寫了。但曾醫師更願意將自己寫作的動力歸於陳老師的鼓勵。曾醫師1966年的少年日記曾寫下他對陳老師參與的《劇場》雜誌的讚頌與期待：
「太棒了《劇場》，年青人辦的東西就是如此有魄力，不隨俗，突出。我啊，應好好地奮鬥！有的是熱與力！」。
我完全能夠想像，當曾醫師終在九○年代獲得與陳老師並肩戰鬥的機會時，那心中湧起的巨大能量。正是這樣的能量讓他在陳老師離開台灣之後努力守護陳老師的思想，特別是其思想的內在統一。這是如此真摯的友誼與信仰。每次與曾醫師聊天，所有話題也一定會回到陳映真。正如徐勝老師所言，「我很敬佩曾先生對陳先生的尊敬和傾倒。他一生對陳先生如影隨形，不吝支援，如今那模樣還仿佛在眼前。」
屏東農專時代的《南風》同人這樣評論曾醫師：
「去年開學不久，南風社長為我引見了一位身材瘦長（也許不算瘦長）的男孩子，一雙銳利的眼睛逼得我逃將而去。」
「高中時，棄辛[案：曾醫師筆名]卽曾在報刊雜誌上露過幾手。加上受他老師王禎和的影響，遂漸露鋒芒。〈臉與手〉中，文字的結構有些異味，暗示著棄辛所走的路線非屬大眾的筆調。」
「棄辛的輪廓是比吳晟好繪，因其比較執一，專寫小說。看過幾篇作品後，就可以略窺棄辛所走的門路與面貌，但是不容否認的，棄辛的心中所想抓住的，也是多變的，只是一時甚難脫除寫作不久者所懼有的『不拋棄性』，而強留著一種表現形式。但這僅是時間問題。時間一過，總會打破這個困難的。」
我不禁想到，曾醫師放棄小說創作、不再追求表現形式，直入理論研究與歷史研究的選擇，也不是大眾的筆調所能描繪的道路。但這是他打破思想上的困難之後執一走上的道路。這條道路能夠喚醒大眾，動員大眾，是他追隨陳映真所走的大道，幹的是有出息的大事。正如他在2008年1月的筆記所言：
「一個門外漢要搞歷史，不是為了歷史，而是為了解決現實問題，但科學的正確的歷史認識又是一個前提，但台灣沒有、缺少這前提，因此只有科學地去搞歷史。」
龍瑛宗說，「有謊言的地方就沒有文學！」——曾醫師在其批判陳芳明台灣文學史論的論文徵引了這句話為結論。雖然這句話是龍瑛宗在指陳殖民地文學創作的侷限，也雖然這句話很容易淪為「奧許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這般庸俗解讀，但當我讀到這段引文，忽然想到，這正是陳老師與曾醫師投入社會性質研究的原因吧。在現象與本質脫離的資本主義社會裡，戳破謊言瀰蓋的幻象，主動成為社會實現自我認識和自我反思的載體，這不正是為真正的文學創造條件嗎？這不也就是文學的工作本身嗎？
可惜的是，雖然曾醫師已有許多論文涉及他尚未出版專書的1947至1948年台灣史，但曾醫師並沒有特別為這兩年歷史留下手稿。我想這就是他選擇先出《台灣光復史春秋》的原因吧。
一則手稿吸引了我的目光。2005年10月，曾醫師受邀在香港中聯辦主辦的紀念台灣光復座談會致詞如下：
「要掌握光復歷史的真義，以史為鑑，吸取歷史教訓，從60年前的光復歷史中得到政治智慧。特別在推動『再光復』的時代任務中，必須要向歷史學習。要充分認識到60年前台灣光復歷史中的正確和錯誤，光明和黑暗，進步之處和落伍的地方；還有當時台灣民眾的心聲，台灣文化人、知識分子的感情、想法和期待。要站在台灣民眾的立場，尊重其政治要求。」
「時刻都要向著『再光復』的總目標進行，不可稍懈。除了要認識到台灣民眾的民族意識，也要認識到他們的『民主、科學』的意識。要站在台灣人民的立場，以台灣人民的利益為前提，努力理解、認識台灣人民的感情、看法，和向背。實際上，這些問題都曾發生在60年前的『光復』，因此，要時時刻刻向60年前的光復歷史求取智慧，學習歷史，才能照明今天前進的道路。有正確的歷史認識，才不至於看不清楚而走跛躓的路。因此這兩個基礎是不可分割、相互聯繫、相互為用的。」
午夜時分翻完曾醫師的文稿，一個既熟悉又不曾認識的形象浮現眼前。新的一日將要開始。我重新把文稿裝回箱裡，沒有梳洗便沉沉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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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小時後，曾醫師離開了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