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五一勞動影展：自主工運三十年

八〇

戰後的台灣歷經38年餘（1949年5月20日-1987年7月15日）的戒嚴時期，期間台灣的勞動者面臨來自政治與經濟的雙重剝削：政治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參政等權利都被壓抑，民眾需求往往無法得到體制的回應，訴求行動容易遭受鎮壓；經濟上低工資高工時高職災為常態，勞動三權被剝奪，勞工難以取得與資方對等協商的地位。

當我們談到台灣戰後的「自主工運」時，標準的起手式是從1988到89年春天的勞工抗爭風潮開始講起，這一波抗爭風潮，主要表現為爭取積欠加班費、調薪與年終獎金等。如果由組織性的面向來看，這樣的故事開頭尚稱合理，但如果要說此前缺乏勞工抗爭的話，那並不盡然。儘管處於戒嚴體制底下，1960-70年代還是發生過若干勞工抗爭事件，且部分抗爭行動強度甚高，怠工、野貓罷工、圍廠這些在所謂「自主工運」中常見的抗爭手段，甚至是行使暴力的狀況，在戒嚴時代也不是那麼罕見。只是這些行動在戒嚴時期都僅是短期的個別事件，難以長期化與組織化，更別說是相互之間的彼此串聯。

1988到89年春天的勞工抗爭風潮，取得了相當程度的勞動條件提升，亦帶動「自主工會」的興起，不管是在既有的閹雞工會中，自主力量經由改選取得工會主導權，或是在還沒有工會組織的地方，從頭建立工會。當時的工會組織，集中在國公營事業與大型私營製造業，以及鐵路、客運、連結車等陸上運輸業。個別工會勢力逐漸串聯成「工運團體」與工會聯合組織，這就是大家通稱的「自主工運」形成史。而所謂的「自主」，大致也可分別從政治與經濟兩個面向來解釋：政治上是指不受長期一黨執政的國民黨「黨國體制」所控制；經濟上是指不依附於雇主的利益，而從勞動者的立場爭取勞動條件的改善。

1988到89年春天的勞工抗爭風潮得以成立，背景是1970年代以來的經濟高度成長、勞動者並沒有分潤到相對果實的剝奪感，以及蔣經國晚年的社會控制減弱，與其去世之後的強人政治空窗期。1980年代興起的，並不僅勞工運動一端，當時各項不同議題的社會運動風起雲湧，例如環保、婦女、原住民、學生等等，而這些社會運動又與政治民主化運動互為表裡：社會運動的群眾基礎協助「黨外」的政治反對勢力取得公職席次，而政治反對勢力取得公職之後也會多少反饋資源幫贊社會運動。

九〇

「自主工運」興起之後，1990年代的台灣立刻面臨政治與經濟上的轉捩點：政治上李登輝開始站穩腳跟，政權的本土化以及與地方勢力的掛鉤進一步獲得加強；經濟上加工出口的模式遭到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強力挑戰，新的統治政權大步採取自由化的經濟措施，降低對於私人資本的管制、國公營事業民營化，低階的外銷導向產業大量出走，關廠事件頻傳、就業機會緊縮，外籍移工與新移民進入台灣民眾的日常生活。

「自主工運」的組織基礎遭到相當程度的破壞，尤其是在國公營事業、紡織業、陸上運輸業與部分電子業，因為高度經濟成長的榮景不再、就業機會緊縮，基層勞動者對於參與提升勞動條件抗爭的主觀意願降低，倒是被逼上梁山的關廠抗爭所在多有。這時期因為國家的經濟自由化措施，服務業先是歷經大幅擴張，卻又囿於總體經濟規模有限而迅速面臨整併或轉型，對應著這樣的情勢，在銀行業與大眾傳播業興起一波工會組織風潮，這是公共服務部門的產職業工會崛起之前，於服務業中較具代表性與群聚性的工會組織。

兩千

進入2000年之後，逐漸在地方上累積執政實力與經驗的民進黨，第一次取得中央政權。政治上個人的公民權與參政權獲得加強，但在議會式民主開始建立之際，群眾運動卻顯得退卻：民進黨對於集體行動開始保持距離，壓抑非其掌控的動員能量；民眾對於街頭上的群眾動員熱情消退，來自政界的資源挹注減少，自主的群眾性社運組織有弱化消亡的趨勢，或者轉型為議題倡議式的NGO團體。

與此同時，經濟上的自由化政策更廣泛地被強化，國家透過政策工具來調節市場的功能與意願大幅降低。越來越不受約束的資本財團，透過累積財富資源來制約政權與政治人物、取得龐大的政策影響力，土地住房價格飆漲、薪資成長有限、貧富差距拉大，派遣等非典型雇用湧現，公部門的約聘雇爭議頻傳，青年勞動破碎化、貧窮化。

一〇

2011年五一，新的勞動三法開始實施，產業別工會正式出台亮相。這十年來新組成不少產業工會，另外也有人選擇利用職業工會的形式，這一波新興的產職業工會，相當比例來自於公共服務部門：醫療、社工、教保、教育，以及航空與軌道交通等大眾運輸。相對於1980-90年代崛起的工運份子，這一波新的組織者顯得年輕，他們直接受到青年勞動破碎化與貧窮化的衝擊，藉由參與青年運動的經驗，他們熟悉議題倡議與媒體操作，善於運用新科技與流行文化元素來帶動青年學生的參與。

從2016到18年，工運團體發起數波反對《勞動基準法》修惡的抗爭運動，這幾波抗爭的形式，主要還是透過集會與遊行對官方施壓的傳統動員，但青年行動者在過程中發起的一些直接行動讓人印象深刻。這些直接行動往往以風格化的文化展演或機動干擾方式呈現，最著名的就是在2017年12月23日下午的主遊行宣布解散之後，於夜間自發形成的為時兩小時無規劃路線「都市漫遊」。

2016到19年間，航空業接連爆發三次大規模罷工行動，這些罷工並非由傳統的企業工會發起，而是新成立的職業工會。這三次撼動社會視聽的罷工之所以能夠發動，不可諱言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工會受惠於航空業由少數企業集中壟斷這個特性；相對於此，如醫療、社工與教保等這些公共服務部門，因職場破碎而分散，產職業工會難以採取傳統的群眾動員模式如罷工等作為抗爭手段，反而是利用公共服務部門為達服務品質仍有較高政府監管的特性，透過議會遊說施壓、參與各式官方的諮詢會議表達訴求等，來達到國家介入以反對市場化經營、進而維護勞動權益的效果。

三十年

回顧過去三十年，政治上的個人公民權是獲得加強的，但集體性的諸如集會遊行與結社權利卻仍有諸多限制，議會選舉的活絡將民眾訴求管道從集體行動轉移至公職人物，民眾選出政治人物為其「代言」，政治行動逐漸轉化為個人投票行為，群眾性社運行動與組織集結的難度提高。在以往對抗「黨國體制」的過程中，「自主工運」間或有成立階級政黨、建立勞工自主政治勢力的呼聲，但在共敵國民黨逐漸失勢之後，「自主工運」卻未能凝聚政治公約數，「自主」意識被「認同」與現實利益所取代，各方團體反而是各自尋求與特定政黨合作、各自探索政治出路。此政治上的分散自然表現在社會經濟政策上的弱勢，可以預期類似勞基法修惡的戲碼，未來將持續不定期上演。

當民眾屢屢把「民主」當成台灣的顯著成就時，卻無法掩飾在所謂「民主」的表象之下，勞資關係卻從未解嚴、職場上的威權式管理依舊、勞動者權益缺乏明顯提升、實質勞動條件甚至倒退的事實：政治的壓迫在形式上解除了，經濟的壓迫卻從來沒有間斷。「自主工運」在組織與行動上如何回應這樣的局勢，雖可見若干新的嘗試，卻仍未見明朗前景。

述往事，思來者。謹以此簡短述評回顧過去三十年，並寄託遙望未來的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