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難民去政治化處境，即使類似於阿岡本所述的「裸命」（Bare Life）狀況，在特定時間與條件下都會有所變化，除了可以被大馬國民「利用」之外，甚至還能成為事件中心而成為「受歡迎」的對象。然而也正是因為他們的去政治化處境，以致他們只能任由他人做出詮釋，並難以取得對外界做出回應的機會，而去年因假新聞而遭到死亡威嚇的羅興亞非政府組織成員就是其中一例 （Free Malaysia Today, 2020）。在大馬情景內，難民最直接可以被「利用」的地方就是他們的勞動力。上一段已經提到了，難民在大馬並沒有合法的工作權益，然而他們出於生計還是必須尋求工作機會，在國內的不對等地位形成了壓榨其勞動力的前提。Muniandy （2018） 提到了這些難民與非公民即便是全球資本主義下的某種「剩餘」人口，他們在大馬仍能通過「非正式」或甚至是「非法」方式得以重新被吸納、歸類後利用他們的勞動力，在通稱為 3K 的產業（骯髒、危險與卑鄙）中就職。 Muniandy 依據他在大馬餐飲業與批發菜市場的觀察，指這些由難民與「非/合法」移工組成的「幽靈勞工」（Ghost Labour）被迫以遠低於國內合理薪資且沒有任何福利與保障的狀況下工作，即便提供資本家減低各項成本與增加利潤的手段1，但付出的勞動成果與經濟貢獻都難以真實地反映在各項經濟報告與帳目上，甚至也因其不對等的社經地位而淪為隨時可被替代的對象2。
正如本篇多次強調，去政治化的難民同時也是去自身主權的群體，而這也迎來了大馬國民對他們的單方面詮釋，而馬來西亞政府與大馬國民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對他們有著非常負面的詮釋。然而正因為他們難以為自己發聲，以致在必要時可以被他人按照自己的目標，「創意地」另作新詮釋及「利用」。這種操作方式可在大馬與澳洲政府在 2011 年 7 月 25 日簽署，但事後以失敗告終的「馬來西亞解決方案」（Malaysia Solution）中看出。這項解決方案的基本要義，是澳洲政府將給大馬 800 位需求庇護者並支付未來 4 年所有相關費用（約 3 億澳幣），而大馬方將給予澳洲 4000 位已獲得大馬聯合國難民署驗證的難民。這項被當時大馬內政部長希山慕丁稱為「打破常規」 （Salna & AAP South-East Asia Correspondent, 2011）的國際人口販賣解決方案，最後卻失敗的根本原因，正如兩國社運人士及澳洲法庭相繼提出的那樣，馬來西亞除了不是《難民地位公約》簽署國而沒有保障難民權益的義務外，這項「解決方案」還會衍生出大馬雙重及矛盾的難民治理方式。雖然這項方案最終因澳洲高庭的裁決而終結了，但綜合 Anthea Mulakala （2011） 與 Missbach & Hoffstaedter （2020）在這起事件的推測，澳洲政府可以藉此傳送信息給有意到澳洲境內的「偷渡客」，而大馬方也能從中減少國內難民人數，並藉此增進與澳洲的外交關係。然而顯然兩地難民都缺乏對這項能帶來重大改變的「解決方案」有發聲的機會。
上述例子顯示出馬來西亞政府在特定情況與條件下，會將國內的需求庇護者或難民視為某種國際籌碼及外交手段而加以利用，而大馬前任首相納吉（Najib Razak）在位期間也有類似手段。 2015 年10 月 2 日，納吉在第 70 屆聯合國大會中，宣布將分階段接納來自敘利亞的 3000 位難民 （Hussein & Bernama, 2015）。在隔年 12 月 4 日由國內穆斯林非政府組織舉辦的挺羅興亞難民集會中，納吉在不理會緬甸事先警告下，發言表示大馬基於人道立場，必須捍衛這些受壓迫的難民，並將嘗試聯合以信奉穆斯林人口為主的印尼一同抗議緬甸 （Teoh, 2016）。納吉在隔年 9 月 8 日再次聲討緬甸，也表示將在能力範圍內提供支持 （The Strait Times, 2018），而大馬海事機構更提前一天宣布準備為從逃離緬甸的羅興亞難民提供臨時庇護場所 （A. Ananthalakshmi & Lee, 2017）。然而 2020 年國內開始爆發疫情之際，這位因貪腐事件曝光而失權且聲名狼藉的前首相在社交媒體上反悔，稱大馬已為羅興亞人做出很多事情，且大馬沒有協助羅興亞人的義務，更稱難民會「得寸進尺」 （Free Malaysia Today, 2020）。納吉在難民課題前後不一的態度，實際上呼應了當時某些論者的質疑，指他利用對緬甸強硬的立場和收留難民的舉動，試圖爭取國內穆斯林選民的支持 （Sukumaran, 2017）。如果把納吉執政期間對難民的舉動、外交政策和國內情況放在一起檢視，我們也不難發現納吉實際上有意通過上述舉動形塑大馬作為倡導、代表全球穆斯林的國家，藉此提升國內聲譽與選民支持，令其政權得以在來年的大選中勝出 （Waikar et al., 2021）。
如果我們從上述脈絡、馬來西亞過去一年的政黨政治轉變及越加失控的疫情管控放來看，不難推測出大馬政府有意藉由高度可見化及作為展演的逮捕「非法」移民行動，彰顯自身是「做事」的有為政府，從而鞏固由官方制定的公民與非公民界限，達到迎合國內日益高漲的親政府排外勢力，並掩飾自身的無能與脆弱基礎。除此之外，由於民間對國內移民課題缺乏了解或甚至是誤解，以致在全球大流行期間也希望政府能藉著阻擋「可見」的外來軀體的到來，來達到抵禦「無形」病毒的侵入。在這樣背景下，即使難民們的到來仍然是不受歡迎的，但他們的出現對於維持體系運作仍有必要 —— 即透過建構敵對的他者來穩固我群的操作。實際上，大馬政府並非第一次有類似的操作。為了回應 1997－1998 年的金融風暴，當時的大馬政府也進行「非法」移民大逮捕行動，並增建更多的扣留所（Kaur, 2008），甚至一度有意遣返 90 萬名來自建築產業的移工 （Abubakar, 2002）。
結論
在上述兩段中，筆者出於馬來西亞沒有實際與連貫的難民政策與法令可參考與分析下，參照了大馬移工政策的產生背景及演化來達到論述難民（以及連帶其他非公民）在大馬普遍處境。筆者已論述這些突破國界常規的難民與移民，在面對大馬政府欲建立土著－伊斯蘭的「官方民族主義」和不良移民制度下，被「誤指」或簡化為威脅「固有」族群關係的「他者」，而各式出於國安名義進行的執法行動也從中奪走他們的行動主體與能力，以致在大多時候，他們的存在只能任由他人做出詮釋及挪用，甚至說「任人魚肉」也不為過。
不幸的是，即便馬來西亞身處疫情大流行，我們仍可在政府的疫情治理中看到這個邏輯的展現。雖然大馬政府曾在 2020 年疫情剛開始時表示不會逮捕求診的難民或「非法」移工，但在同年 4 月開展多起的大型逮捕行動就粉碎了這項承諾。除此之外，大馬政府至今沒有一個全面的非公民接種規劃，雖然據聞早前全國冠病疫苗接種計劃隊伍曾與國內非公民權益組織協談相關規劃，而該隊伍領導 Khairy Jamaluddin 也承諾不會對付尋求接種的「非法」移民，然而從內政部長 Hamzah Zainudin 近日連日不斷出沒在不同逮捕「非法」移民場合和言論來看，筆者認為至少可以推測出這兩個行政部門在非公民的接種規劃上，尤其是在「非法」移民的這一塊，仍缺乏一致見解與執行方案。
自馬來西亞爆發疫情起，社交媒體平台上就開始出現了 #Kitajagakita （我們照顧我們）的口號，而不少援助行動也是由這共助的口號中發起。筆者也在這期間看到不少的團體以這樣的口號與精神來支持生活在水生火熱的難民與移工朋友。然而在大馬政府的層次上，即便已有許多團體與人士都已疾呼保障他們安全保證大馬國民安全，但在他們眼中，這些極需援助的難民與非公民人士並未被包含在「我們」之中，他們更堅持己見，不願給予這些非公民通融的機會。筆者明白要改變大馬國民普遍對於非公民群體的負面態度並非一朝一夕，然而我們或許也應趁著這個機會開始重思我們與這些非公民的關係是什麼，並藉此了解我們這個被稱為馬來西亞人的群體究竟是什麼一回事。筆者相信即使這個課題非常棘手，但回到根本，我們都是活生生且歷經全球大災難的人。按照這樣的思維，既然這是全球大流行，那麼唯有放開過往的國界常規，完全發揮出人們的共助精神，我們才有全員挺過浩劫的機會。
- 1.依據馬來西亞智庫民主與經濟事務研究院（IDEAS）的報告，若大馬政府選擇正式地將難民人口納入國內勞動力，這些難民到了 2024 年可為國內大馬國內生產總值貢獻 30 億令吉及每年可徵收超過 5000 萬令吉的稅收 （Todd et al., n.d.）。由於當今大馬政府並沒有這樣做，因此可以合理認為由於這些勞工在沒有合理地吸納進入正規的勞動體系下，使得國內雇主可以減少在他們身上的薪資開支來達到增加利潤目的。
- 2.早在全球大流行前，馬來西亞論者已頻頻指出國內過於依賴移工的勞動力，以致大馬各產業在能繼續取得廉價勞動力下而對經濟轉型興趣缺缺。因此為了應對這樣的依賴問題，不少論者指大馬應提倡產業自動化來減少這項依賴 （K. Kathirgugan,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