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會界常戲稱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台灣已進入「勞權休眠期」，防疫大旗下勞工被要求「共體時艱」，成為名符其實「最軟的一塊」，而非典型勞動者的處境更是等而下之，科技部人社中心昨天（9/4）召集了移工團體、外送員、藝術工作者等非典勞動者舉行座談，話題聚焦疫情下的受壓迫經驗。
移工議價能力罕見提升 政府火速干預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研究員陳秀蓮表示，疫情期間由於國境控管，新的移工進不來，導致台灣出現缺工潮，市場機制下移工議價能力罕見提升，卻立刻被政府介入干預。
據了解，國內產業移工薪資普遍較家務移工為優，兩者薪資差距可高達七、八千元之譜。但過去仲介業者為了多賺仲介費，會傾向去國外引進新移工，少有移工在台跨行業轉職。但疫情期間國境封鎖導致產業界大缺工，就發生產業界朝家務移工搶人的狀況。
陳秀蓮解釋，疫情下大家都在搶國內移工，看護工雇主也怕移工不做了，移工罕見獲得議價能力。根據統計，疫情期間國內看護工平均工時從 17 小時下降 4 小時變為 13 小時；疫情前二分之一家務移工沒有休假，疫情下只剩三分之一；過去看護工薪資平均是 17,000 元，「6 月還聽說有移工面試時已經可以提高到接近基本工資的 23,000-24,000 元。」
「所謂的缺工，其實是只缺廉價勞工」，陳秀連批評，台灣過去透過法律把移工固定在這樣低薪惡劣的勞動條件下，雇主還覺得付錢的是老大，反正你不做還有很多人想做，這樣的狀況卻因為疫情意外被鬆動，但政府卻火速禁止移工跨行業轉換，把這條短暫出現的路給封死。
國民身份作為防疫邊界
此外陳秀蓮形容，台灣的防疫政策是一種「（準）國民想像」，各種紓困與補助方案都只有國民以及未來可能成為國民的外配可以請領。移工一但在台染疫，既無失業給付也沒有社會保險，家人又遠在母國導致缺乏社會支持，就成為最被社會忽視與漏接的群體。
6 月初苗栗縣高科技電子廠爆發移工群聚感染，縣長徐耀昌大動作宣布移工全面禁止外出，面對質疑聲浪甚至高分貝回嗆「命都沒了，還談什麼人權？」該項政策後續雖因不符中央指示遭宣告無效，卻也讓造成移工染疫的宿舍問題浮上檯面。
陳秀蓮批評，移工宿舍的居住條件經常極為惡劣，動輒一間數十人甚至上百人同住，在疫情前也沒人重視；疫情爆發後，徐耀昌要展現魄力讓民眾相信他會處理移工染疫問題，卻選擇用高壓鐵腕方式限制移工人身自由，而不去根本解決移工宿舍太過擁擠、需要儘速降載的問題。
外送員成熱門行業 風險高隱憂多
全國外送產業工會籌備會發言人蘇柏豪表示，疫情下許多勞工受到衝擊失去收入，紛紛加入外送行列，其中又屬旅遊業的領隊、導遊最多，還有很多健身房的員工也改跑外送。
目前外送平台都主張外送員屬承攬制，但許多外送員認為自己實際上受公司指揮監督，應屬僱傭關係，而勞動部則是採個案認定，缺乏一致準則。蘇柏豪說，所謂個案認定，通常就是路上出意外了才會去認定。外送員工傷風險高、天天長時間在路上跑，「我自己就曾出車禍多處骨折，休養了 9 個月才康復。」
外送員薪資也缺乏規範，不只沒底薪，而且計薪公式黑箱，「計薪公式調整都是公司單方面說改教改，而且公司會設計得越來越複雜，讓你根本搞不清楚錢怎麼算」，蘇柏豪說，這讓很多人乾脆不去搞清楚計薪公式，寧願把時間拿去多跑幾趟，殊不知平均待遇越來越差。
蘇柏豪指出，業者為了搶市場祭出大量優惠，把外送成本轉嫁給外送員，造成不健康的循環，呼籲應回歸使用者付費，並給外送員基本保障。希望未來能比照計程車模式，由工會和業者協商制定出最低收費，再由地方政府核定。
藝術圈「不簽約」文化 疫情下勞權難保
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理事黃馨儀以自身作為藝術工作的經驗表示，藝術圈存在有「不簽約」的文化，業主通常以口頭方式與藝術家約定，或者延續雙方過去的合作默契，但這樣一來對於靠創作維生的人非常沒有保障，甚至經常必須承受各種人情壓力，被前輩以「為藝術的理想」等冠冕堂皇的說詞要求額外的無償付出。黃馨儀表示，藝術工作者多以承攬、委任為主，特別是當疫情發生，演出活動配合防疫而多數取消停擺，創作者就頓失收入，完全沒有保障。
共力研究社經濟研究員盧其宏表示，根據統計疫情期間外送員所屬的「運輸倉儲業」，與藝術工作者所屬的「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中，「自營作業者」占比都雙雙驟升，顯示許多勞工在疫情下被迫改變契約型態，成為非典勞動者，就業與薪資更缺乏保障，且一但面臨市場波動等外在因素都只能自行承擔，不像傳統僱傭關係可以集體向資方議價。
科技部人社中心研究員羅皓名認為，疫情下勞工的「非典化」是整體趨勢，彈性僱用、勞動外包、自由接案等勞動型態像是緩衝氣泡紙般被用來緩解既有的體制。不同產業別的勞動者雖然面對各自的議題，但宏觀角度上卻有共同處境，期待未來在行動上也可以進一步思考共同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