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由衝突地區的孩子們組成的夏令營中，我結識了那位勇敢且幽默的朋友，名叫阿希爾（Aseel）。他是巴勒斯坦人，而我是以色列人。當警察殺害阿希爾的那一刻，我對我們共同未來的希望也隨著他的生命一同消逝了。
在2021年5月11日，我和一個小團體在特拉維夫南邊的一家咖啡廳一起學習阿拉伯文。我們的老師是一位巴勒斯坦裔的以色列公民，他告訴我們房東如何多次拒絕租屋給他和他懷孕的猶太裔太太，只因為不想把房子租給「不純」（mixed）的夫妻。當我們的三小時課程即將結束時，空襲警報突然響起。雖然不過幾天以前，加薩地區也曾向以色列發射飛彈，但這是他們第一次將目標對準特拉維夫。對於這次空襲，我並沒有感到害怕，只有一種深刻而痛苦的情感。在海外讀書和工作了15年後，我不久前才回到以色列生活。我回想起過去，大約在1990年代中期，我曾相信以色列會變得不同，會變得更加公正，減少暴力。如今，這樣的信念似乎已成為遙遠的回憶。
和一群優秀的青少年一起度過的那段時光曾經激發我對以色列未來的信心。在等待火箭彈的空襲停止期間，我回想起其中一位人的面孔，一個我在自己的國家已經過去二十多年都沒有提及的名字，阿希爾・阿什利（Aseel Aslih）。
1997年，我初次認識了阿希爾。當時他14歲，而我13歲。他是來加里肋亞阿拉巴的巴勒斯坦裔以色列公民，而我來自地中海沿岸城市阿市多得（Ashdod，曾經是巴勒斯坦的村莊埃斯杜德 [Isdud]）。我們被選為以色列代表，參加一個在美國為衝突地區的青少年舉辦的夏令營。在營隊前的幾個月，我們都參加了代表團的預備培訓。我們沒有立刻就成為朋友。當時的我很瘦弱，總是穿著牛仔工裝，經常和女孩子們在一起。阿希爾比我高一些，也比我壯，他已經開始長鬍子了。在其他男孩子身邊，我總是感到有些不自在，擔心他們會嘲笑我的聲音，那時我認為自己講話不夠有男子氣概。但我非常喜歡阿希爾，有他在場總是很有趣。他習慣把頭稍微傾向一邊，笑容總是洋溢在他的臉上。當我們聊天時，他也喜歡降低音量，眯起雙眼，以吸引別人的注意。
我們所參加的夏令營名為「和平種子」（Seeds of Peace），成員是由以色列教育部精心挑選出來的，參與者必須具備流利的英語能力和領導才華。雖然通曉外語通常是社經地位較高家庭的特點，但我和阿希爾都不是出身於富裕家庭。我父親是計程車司機，母親在港務局工作；而阿希爾的父親經營著自己的小生意，母親是一位學校輔導員。我們之所以能夠入選，是因為我們對語言學習的努力和好奇心。
「和平種子」是由兩位美國人約翰・瓦拉赫（John Wallach）和鮑比・高夏克（Bobbie Gottschalk）於1993年創立，正是在那一年以色列政府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共同簽署了「奧斯陸協議」。「和平種子」的目標是在來自衝突區域的年輕成員之間建立聯繫，為未來的相互理解奠定基礎。這個夏令營在緬因州的鄉村舉辦，包括傳統的活動，如體育、藝術和才藝表演，同時也有團體對話，鼓勵來自不同代表團的參與者，向來自敵對國家的孩子們分享他們的希望、恐懼和傷痛。
我和阿希爾第一次參加營隊的那年，總共有120名參與者來自以色列、巴勒斯坦、約旦、埃及、突尼西亞、摩洛哥和卡達，還有一些成員來自美國。營隊的資金來自企業夥伴、個人捐款以及聯邦經費。那個時代是九〇年代，冷戰正式結束，美國成為全球的領導國家，被寄予希望成為中東和平的推動者。還年輕的我們照單全收，坐上飛機前往夏令營，興奮不已。
抵達營地剛下巴士，輔導員就給了我們大大的擁抱。那是一個感覺安全、溫暖並且自在的地方。緊密的上下舖讓我們靠彼此很近，搭在松林間的會議室也促使我們參與對話。連營地內的湖泊也以「和藹可親湖」為名。然而，在不到兩天的時間裡，衝突就浮現了，當每個代表團站在他們的旗幟前唱起自己的國歌時。阿希爾和他的一位巴勒斯坦裔夥伴拒絕唱以色列國歌。阿希爾告訴他的朋友說，他對歌曲中的某些句子沒有共鳴，像是「只要心中的猶太魂還有渴望⋯⋯我們就尚未失去希望」。他的勇敢行為讓我感到震驚。作為一名酷兒，我總是嘗試不讓自己的不同引人注目。然而，這位和我們同代的、只比我大一歲的孩子卻敢於做他想做的事情，即使這使他看起來不合群。我對他開始感到羡慕，並且欽佩他的勇氣。
阿希爾並沒有對所有事情都唱反調，他也有搞笑的一面。在我們初次認識的那個暑假，他和一些朋友一起寫了一首歌，歌詞是「吃的嘞？吃的嘞？吃的嘞？吃的嘞？吃的嘞？在餐廳還要等，怒欸」。阿希爾和他的夥伴在才藝表演中演唱這首歌，超狂！在這個夏令營中，有一些珍貴的時刻讓我們閃閃發光。在「和平種子」就像是成為推動歷史的一份子。瓦拉赫每天都告訴我們，我們將成為自己民族的領袖。我相信阿希爾和我一樣，都都沉浸在自己能參與改變的興奮之中。
事實上，阿希爾已經在創造改變。不唱以色列國歌只是他抵抗以色列代表團長官期望的第一步。每個代表團都有三到五名陪同孩子們一起來的政府官員，確保他們學習到的歷史是官方版本。以色列代表團的長官對於第一次以阿戰爭、巴勒斯坦難民、墾殖等等都有黨的標準答案。然而，阿希爾了解巴勒斯坦的歷史，並堅持要講述這些故事。
第一次夏令營後，教育部官員告訴「和平種子」阿希爾不再被允許跟以色列代表團去參加營隊。所以在1998年，「和平種子」邀請他以獨立代表的身分參加營隊，阿希爾．阿什利，一人代表團。出身於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的猶太家庭，我深知在以色列社會中保持阿拉伯人身分認同有多困難。我的奶奶哈吉拉（Hajila）改用她的法文名字阿麗絲（Alice），而我的父親英吉爾・馬赫盧夫（Anjel Makhluf），則改用猶太名摩爾德開（Mordechai）（譯註：Hajila和Anjel Makhluf皆為阿拉伯名）。阿希爾讓我和整個以色列代表團都看到，為自己的身分認同挺身而出是有可能的。
那年，我窺見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間建立連結的可能性。我們的關係當然充滿複雜性，但我們確實發現了許多共通之處，並進行了深入的交流。當悲劇降臨，打擊了我們所建立的友誼，我們無法找到適當的方式來表達這種痛。我生命中的大半時光，充滿生命力和希望來往的那些少年時光，都丟失在沉默中。
在接下來的幾年中，我和阿希爾每個暑假都回到營地。我們成為了青年領袖團體的成員。還有來自約旦代表團的塔里克（Tareq），他來自巴勒斯坦難民家庭。阿希爾和我都以塔里克為榜樣，他比我們年長幾歲，也很成熟。此外，還有來自巴勒斯坦代表團的艾莉雅（Alia），我們見面才幾個小時就成為能互相開玩笑的好朋友。
1997年夏天結束，我們返回中東。當時，耶路撒冷的本耶胡達大道發生了自殺炸彈襲擊，導致四人喪生。以色列的局勢變得極為緊張。根據奧斯陸協議，以色列已撤出耶里哥、加薩和赫貝隆的大部分地區。然而，對一些以色列人來說，這次撤退被視為對國家安全利益的背叛，而對其他人來說，則被視為違反了聖經中與上帝的盟約。宗教和右翼人士發起大規模抗議，反對奧斯陸協議。簽署奧斯陸協議的工黨總理拉賓（Yitzhak Rabin）為應對抗議和騷亂，嚴格限制巴勒斯坦人從西岸和加薩地區進入以色列。這些自九〇年代開始施行的移動限制政策包括各種許可證和實際的隔離牆。我們出生在八〇年代的孩子，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生活在幾乎被隔離開的城鎮。九〇年代使兩個社群之間的交流變得更加困難。在猶太城鎮生活的人幾乎不可能交到新的巴勒斯坦朋友。
從夏令營回到家鄉對於我們代表團中一位15歲的巴勒斯坦女孩來說格外艱難，她寫了一封信給「和平種子」雜誌，標題是〈困在兩個世界之間〉，她寫道：「身為生活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我對自己擁有不同的兩重身份感到有趣又艱難。這兩個世界能否和平共處？是我比較奇怪嗎？」阿希爾，作為一位巴勒斯坦裔的以色列公民，公開回應了這位女孩：「我不認為你是被困住了⋯⋯我們不需要被困住；我們可以引領這兩個世界。」即使身處這個令人困惑的家鄉環境，阿希爾已經準備好告訴我們該如何做。
雖然我對阿希爾的勇氣深感敬佩，但有時他感於公開的言論和行為仍然讓我感到驚訝。1999年，「和平種子」在耶路撒冷開設了一個中心，請阿希爾負責主持。他在數百人面前表演了一個諷刺小短劇：他「發現」自己沒有穿「和平種子」的T恤，於是脫掉自己的衣服，只為露出裡面的T恤和短褲。阿希爾身高182公分，體格健壯，髮線已經後退；他看起來更像個成年人而不是孩子。但他毫不在意出糗，讓我在人群中感到有些侷促，後來回想起來，是他滑稽的表演讓我感到有些尷尬。從此以後，在耶路撒冷有了一個「和平種子」的據點，一個共存的中心，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可以自由相聚，而阿希爾成了開幕之夜的焦點。
「和平種子」的地方成員在耶路撒冷外組織了各種活動，為了讓年輕人能夠聚在一起，美國組織者僱了耶路撒冷當地人薩米（Sami Al Jundi）作為司機，他熟悉這座城市的語言、文化、人群和道路。1997年，當我們的團隊從夏令營回來時，薩米開著他的福特旅行家箱型車來接我們，帶著我們穿越檢查哨和邊界。自那時以來，每個月參加過營隊的人都會提出新的計畫或活動，而薩米也會帶我們過去，不管是靠近黎巴嫩邊界的納哈里亞，還是西岸的拜特撒胡爾。這個美國組織懂得如何在政府和軍事官僚間穿梭，而薩米則知道如何將我們安全地送到新朋友那裡。坐在薩米的車上，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距離縮小了。那個時候，我以為這些界線會隨著時間逐漸縮小，最終消失。
當我們還可以在這些邊界穿梭的某個周末，薩米和其他工作人員帶著一些朋友來到了我在阿市多得的家，有塔里克和其他來自約旦的夥伴，阿希爾也從加里肋亞過來。約旦的朋友們和阿希爾一起過了一整個晚上。由於我和阿希爾是東道主，我們把臥室讓給了來自約旦的朋友們。我們兩人則一起睡在我媽的那張白沙發上。那張沙發很長很厚，足夠容納我們兩人。我們躺在那裡，看著電視入睡。大概是在深夜某個時刻，我被阿希爾的腳臭味給熏醒了。我有點不爽，決定隔天早上一定要告訴他這件事。到了早上，阿希爾露出了他要談論敏感話題時的招牌笑容，他說我的腳臭害他醒來。我們都笑了出來，然後就聊起了《南方四賤客》。
和平協議簽署後的十年間，情勢迅速失控。希望阻止和平進程的右派份子於1995年刺殺了總理拉賓。協議簽署的七年後，工黨的新總理巴瑞克（Ehud Barak）決定，如果他無法在一年內達成和平協議，那其他人也不可能達成。在2000年7月的聲明中，他指出，巴勒斯坦方面「沒有夥伴」，重申了以色列激進派長期以來的反妥協立場：猶太人無法信任巴勒斯坦人。數個月後，右派政治老手艾里爾・夏隆（Ariel Sharon）造訪了耶路撒冷的阿薩克清真寺(al-Aqsa mosque)，那裡也是猶太人的聖地聖殿山。夏隆知道自己出現在那裡，將會激怒穆斯林領袖，並鼓動人們保護耶路撒冷。夏隆的顧問在事後的檔案中表示，他們試圖引起巴勒斯坦人的憤怒，以及博取媒體關注好影響選舉。2000年9月28日，在夏隆數小時的造訪後，許多巴勒斯坦抗議者走上街頭，有些人朝這些政治人物的隨扈扔擲石塊。
在短短的48小時內，巴勒斯坦的抗議活動升級為封鎖街道、縱火，以及對猶太人發動零星攻擊。他們遭到警察的武力鎮壓，高層命令使用橡膠子彈、實彈和狙擊槍，對平民實施前所未見的武力升級。新聞拍到一名巴勒斯坦人問一位狙擊手：「為什麼要攻擊我們？這裡不是占領區，我們是市民！」這些話反映出了人們見對國家安全部隊使用真槍實彈對待平民時的震驚情緒。
2000年10月1日，三名年齡介於18至23歲的巴勒斯坦裔公民被射殺。隔天，在阿希爾的家鄉外有一場集會。當時阿希爾只有17歲，身穿他的「和平種子」T恤，走向抗議人群。他的父親也在現場，他說阿希爾與人群保持了一段距離，也沒有攜帶任何武器。突然間，一輛警用吉普車衝入現場，四名警察下車。當時警方常常使用對付個別抗爭者的手段來殺雞儆猴。一些警察後來作證聲稱阿希爾獨自一人顯得可疑，我更傾向認為是因為他只有一個人，才讓他更容易被鎖定。
那些警察朝阿希爾跑去。他試圖逃跑，但警察追了上去，其中一名警察從背後開槍擊中了阿希爾。接著他們又射中他的脖子。阿希爾面朝下倒在地上，當他躺在地上流血時，警察們卻離開了現場。當阿希爾的堂哥跑到他身邊時，他聽到阿希爾說：「他們殺了我。」
當「和平種子」的區域主任奈德・拉匝祿（Ned Lazarus）打電話給我的時候，我正站在阿希爾和我曾一起過夜的沙發旁。奈德說：「阿希爾死了」。
「啊？」我說：「不，你一定搞錯了！」
無論奈德說了什麼，我只聽見悶悶的回音。那個反抗權威、希望成為雙邊領袖、敢在眾人面前脫掉自己的衣服來逗樂大家的17歲男孩，我的朋友。離開我們了。
在當年的10月，有13名巴勒斯坦人被警察殺害。其中12名是以色列公民，還有一位是從加薩來以色列工作的。此外，還有一位猶太-以色列受害者，在他開車經過巴勒斯坦抗議者聚集的橋樑時被石頭砸死。這些事件標誌著第二次起義的開端，這段充滿暴力的時期持續了四年半，造成約3,000名巴勒斯坦人和約1,000名以色列人喪生。
這些自2000年10月開始的事件對許多以色列社會的人來說，意味著和平協議只是一種幻象：他們認為巴勒斯坦人並不願意與猶太人和平共處。國家提供的安全保障也變得脆弱不堪。槍枝店鋪的銷售急劇增加。同時，在10月7日，黎巴嫩組織真主黨綁架了三名以色列士兵，其中一位被綁架者來自提比里亞。他家鄉的猶太人上街毀壞阿拉伯人的商店，並在一座清真寺縱火。
在我所就讀的猶太中學，我感覺沒有人想聽我談論關於我的巴勒斯坦朋友阿希爾死去的故事。即使是那些愛我的人們，也很難與我討論這個話題。有一次我實在希望有人能跟我聊聊，當時我17歲，我帶著一份刊載阿希爾照片的報紙前往一家酒吧，希望有人會提起這個話題。其中一位朋友確實問了一些問題，但這段對話很快就結束了。因為阿希爾是被警察所殺的巴勒斯坦人，所以公開討論這個話題變得非常政治化。在那個時期，談論阿希爾的逝去和我的悲傷都變成了一種禁忌。
在晚餐時，我曾和家人提起阿希爾的遭遇。我敬愛的姊夫問我：「為什麼你覺得他被射殺是無辜的？」我姊夫的家族與我母親一樣，都是來自阿爾及利亞，他們是在20世紀中期的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中逃出的猶太人。我們的父母來到以色列是因為這個國家承諾為猶太人提供一個安全的避風港。如果我們承認有一位巴勒斯坦人被警察非法殺害，那就意味著這個國家可能是不正義的侵略者。這也意味著我們——我的姊夫、我，以及我們在以色列的猶太社群——或許不再是正義的一方。然而，阿希爾是我的朋友，我的困惑很快轉變為憤怒。我當時情緒激動，猛敲桌子，向姊夫怒吼，因為他竟然可以如此隨意地懷疑一個他從未見過的人。在那一刻，我並沒有退縮，但在那之後，我只會在讓我有安全感的人群中談論阿希爾。我變得更加保守，也更加謹慎。
當我在猶太社群中仍在掙扎著如何談論這些事件時，受害者的家庭正在為他們孩子的死而抗議。阿希爾的父親在電視新聞的鏡頭前重演他兒子如何被追逐和槍殺，我在YouTube上觀看了那個場景無數次。當我第一次看到那段影片時，我想著阿希爾在最後那段時間是什麼感受，他一定非常害怕。隨著年紀漸長，我則更多地想到他的父親是如何親眼目睹孩子的死，以及在鏡頭前展示這些動作時所經歷的一切。以色列媒體收到了這樣的信息：這裡有一個無辜的受害者。但這個信息接著又被扭曲，好像只有阿希爾這個和平的運動者是無辜受害者。最終，以色列總理指示進行正式調查，「Or委員會」被委以調查2000年10月與暴力事件有關的多個事件。
在聽證會上，警察的證詞在阿希爾的案件中出現了矛盾之處。當委員會成員質疑其中一位警察為什麼追逐阿希爾時，他回答說：「我們之間的證詞不一致，只代表說我們並沒有串供。」將證詞的不一致扭曲成可靠的證據，對於這種狡辯的論點，我一點也不感到驚訝。每當我提到阿希爾時，我似乎都聽到這種懷疑的言論。「他的死令人難過，但你又怎麼知道實際發生了什麼事？」後來，當我想要談論2000年10月的事件時，我總是必須提前準備好要說些什麼，以及如何說。我想像人們可能會問我：「你真的了解他，像你所認為的那樣嗎？」我也考慮過誰會真正聆聽，誰會真正理解我所說的。最終，我讓步了，我害怕人們可能會說出令我不安的言論，於是選擇保持沉默。
在2001年，當「Or委員會」的調查仍在進行中時，我從高中畢業後被徵召入伍。阿希爾的死讓我完全無法相信軍中將領的智慧和領導力，我也無法想像逃避兵役。兵役是我整個生活中以色列文化的核心部分，而第二次起義明顯不是逃避職責的好時機。光是在2002年3月，就有135名以色列人被自殺炸彈客炸死。我加入了海軍，和絕大多數的猶太人一樣，我要服役三年，而我的女性友人們則是兩年。許多巴勒斯坦人都對他們的以色列朋友入伍感到不滿，因為軍人可能會被要求對巴勒斯坦人實行國家暴力，無論是在檢查哨、或甚至是在那些人的家中。許多友誼和連結因此而破裂。
坐在薩米的車穿梭於各個邊界的日子早已成為過去。在耶路撒冷「和平種子」辦公室中，那些年輕的美國員工，這些20多歲和30多歲的專家，也在接下來的幾年逐漸離開了。組織開始討論取消促進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交流的活動。對於薩米來說，曾經只是個司機的他如今已成為團隊的一員，這讓他感到心碎。在加入「和平種子」前，他曾是以色列監獄的囚犯，那所監獄離我家只有30分鐘車程。在2011年，他和任・馬洛（Jen Marlowe）合寫了回憶錄《陽光的時刻》（The Hour of Sunlight），薩米提到他18歲時曾和兩個朋友試圖製造炸彈以對抗以色列人。然而，炸彈在薩米家中爆炸，導致其中一名朋友喪生，薩米因此被判刑10年，直到接近30歲才獲釋。他夢想著我們能過上不同的生活。當「和平種子」考慮關閉在耶路撒冷的中心時，薩米自問：「把我們群體中的和平締造者分離，如何能實現和平呢？」這個問題顯然不需要回答，答案已經太明顯了。最終，「和平種子」關閉了中心，阿希爾被槍殺的幾個月前曾在那裡主持開幕儀式。我們失去了追求共存的中心，同一天，薩米也被「和平種子」解僱。
雖然「和平種子」不一樣了，但在那裡建立的關係仍然幫助我從以色列以外的角度理解2000年10月的事件。當得知阿希爾被殺時，我們在營隊的共同朋友中，在約旦長大的塔里克在歐洲的寄宿學校就讀。我在2005年的「和平種子」校友會上見到他，但我實在無法提起阿希爾。這是另一種形式的沉默。我們都是他的朋友，但塔里克是在約旦長大的巴勒斯坦人。我不確定他是否願意與我討論有關阿希爾的事情，我也不敢問。
我另一位在營隊認識的朋友，艾莉雅，生活在被以色列佔領的西岸地區。以色列政策的改變幾乎使她無法旅行。在第二次起義後，她要我和她在耶路撒冷見面，還要我穿著軍隊制服去。我知道這會讓我們都很難過，但畢竟艾莉雅總是有她的理由。於是，我按她的要求穿上了海軍的卡其制服。
那是一個初冬，法國山週邊的街道充滿山光。艾莉雅和我聊著那些似乎平凡無奇的事情——她大學畢業後的未來打算，以及我當完兵後的計劃。我們走向了「和平種子」中心的舊址。那個地方如今已變成了一個痛苦的紀念碑：它唤起了起義之前、中心關閉之前、阿希爾被殺之前的過去，卻充滿了苦澀。
「Or委員會」在2003年公佈了調查結果，建議對一些高階政府官員和警察官員進行處分，因為他們下令使用實彈行動。然而，對於射殺受害者的警察，調查是由警政系統內部的調查部門執行，對於2000年10月的屠殺，調查顯得相對寬松。最終在2006年，警方內務調查組的負責人和檢察總長宣佈，涉及當時事件的警察無需接受審判。
多年來，我逐漸了解身邊的人並不想知道阿希爾的遭遇。而如今我明白，司法系統也不想知道。
在20幾歲時，我離開了以色列，因為阿希爾的死和起義事件實在太過沉重。在「和平種子」的經驗中，我發現世界有許多可能性，並希望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即使我去美國上大學學習神經科學，我仍然無法放下我的根：我的研究主題是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對話的效應。我最後的論文是獻給阿希爾的。畢業後，我成為一名紀錄片導演，在倫敦、香港和紐約製作以科技為主題的片子。我拍攝了一部以一位美國科技專家為主角的影片，他對人類感到厭倦，並首次創造了真正的人工智能。當《人類夢想機器》（Machine of Human Dreams）在2016年上映時，我也想到了阿希爾，他和我一樣在年輕時花了大量時間在電腦前，探索網路。如果阿希爾還活著，他會看到我的電影嗎？他會喜歡嗎？那時候我們還是朋友嗎？
在2019年，我搬回以色列，現在我37歲住在特拉維夫。幾個月前，我參加了一場抗議活動，抗議許多巴勒斯坦家庭被驅逐出耶路撒冷的謝赫賈拉社區。我們環繞著鼓圍成一圈，中心跳舞的孩子們——絕對不是什麼暴民，但鎮暴警察荷槍實彈前來，並發表充滿敵意的言辭。我感到非常害怕。我擔心他們會像對待阿希爾一樣對待我們中的某個人。我不知道在他們看來，我更像是阿拉伯人還是猶太人？如果連我都會這樣想，那麼當人們害怕受到暴力逮捕的情況下，還有多少人願意站在巴勒斯坦人一起上街抗議呢？
2000年10月以後的20年間，土地侵占、抗議、暴力和創傷的循環變得更加惡化。我意識到，如果要繼續在以色列社會生活，我必須談論阿希爾，談論我們的友誼，談論他的死所帶來的痛苦和沉默。我聯絡了老朋友，提出想拍一部紀錄片，但幾乎所有的巴勒斯坦朋友都不願意在鏡頭前露面。其中一位朋友告訴我，即使他相信我會忠實呈現他的故事，他也害怕出現在以色列導演的電影中可能會損害他的聲譽，因為一定會有人在社交媒體上大肆宣揚他是佔領者、支持國家暴力、支持土地擴張的同黨。我才了解到巴勒斯坦人的另一種沉默。在製作電影的過程中，我也重新學習了阿拉伯語，試圖找到一個能向巴勒斯坦人傳達的聲音。
我和塔里克的關係也陷入了沉默中。自15年前的「和平種子」校友會之後，我們就再也沒有聯絡。他如今是阿聯的商人，雖然我曾考慮過與塔里克談談阿希爾，但我還不知道該如何開口。
只有一個人願意打破沉默。在我們於耶路撒冷共度的那幾年後，艾莉雅告訴我，當時她要我穿著軍裝，是因為她想看看我作為一名軍人的模樣，試圖借此放下我們過去的友誼。然而，計劃並不如預期，自那次在耶路撒冷之後，我們多年來一直有斷斷續續的交流，但現在我們比以往更親近。每週我們都有交談，她結了婚，我也是。2021年，她獲得了以色列當局的旅遊許可，我們一起帶她的孩子去了耶路撒冷。看著他們，看到摯愛之人的孩子，我心中充滿了喜悅；他們與母親有多麼相似，但同時又是獨特而新鮮的個體，但我們都不知道下一次他們能夠自由進出的時間是何時。這並不是我和阿希爾過去所夢想的未來的樣子，而是這片不公義土地上的殘酷現實，但仍然有珍貴的微光閃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