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2023年10月7日美國和以色列地毯式轟炸加薩以來，截至2024年2月27日加薩死亡人數至少為29,782人，其中包括超過12,300名兒童、8,400名女性，婦孺所佔比率高達七成。此一死亡數字為低估，因為困於斷垣殘壁，經通報列為失蹤人口者已逾7,000人。加薩實際的死亡人數早已超過36,000人。
就以色列而言，脫水、飢餓，放任疫病擴散是厲行種族滅絕最有效的武器。以色列國家安全委員會前主席吉奧拉・艾蘭（Giora Eiland）直言：「人道災難與嚴重疫病在加薩南部盛行，可使以色列勝利在望，並減少以色列國防軍的傷亡」。資產階級及其媒體、學者只把轟炸直接導致的傷亡數字算入「反恐戰爭」的結果，至於因為脫水、飢餓、失温、傳染病、基礎建設與公衛系統崩壞而導致加薩民眾的死亡，即使其死亡人數超過空襲，卻被視為是「連帶損失，無可厚非」。
二
脫水、饑餓、失溫、疫病，哀鴻遍野⋯⋯對台灣民眾來說非常遙遠，可對於巴勒斯坦人民而言卻是殘酷的日常。聯合國世界糧食計畫署數據顯示，由於食物和飲水供應快速減少，90%加薩民眾每人每天進食份量不足一餐。高達90%的5歲以下孩童受到一種或多種傳染病的影響，其中70%的兒童在過去14天內曾出現腹瀉。
設想一下，如果你是巴勒斯坦人，有三個虛弱孩子，一天有一頓稀飯可吃已是奢求。兩個幼子因營養不良，奄奄一息。身為家長，你會提供僅有的食物給最病弱，僅存一息的兩名幼子而犧牲長子，或是犧牲兩名命在旦夕的幼子以保全存活機會較大的長子？手心手背都是肉，不論做何決定，家長都會終身陷於心理創傷與罪惡感之中。
三
設想若你是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空襲後，你從斷垣殘壁救出幼女，她因嚴重創傷，必須截肢。不立時送醫急救必然喪命。
而截肢手術，卻必須在無麻醉、無消毒、沒水、沒電的情況下進行。由於缺水、缺酒精，醫護人員無法洗手、消毒，醫院成了傳播疾病而非治療疾病之所。一旦動了手術，蠅蛆會於手術後一天，佈滿傷口，繼而造成器官機能失調、感染而死。你會怎麼抉擇？是什麼體制使你必須經歷這種切膚之痛、生離死別？
四
依據各國官方統計，自COVID-19在全球大流行以來，迄今死亡人數為700萬人。《經濟學人》於2024年2月26日指出全球超額死亡人數近3,000萬人。
不僅新冠肺炎疫情造成超額死亡，以政策手段蓄意摧毀基礎建設、公衛系統也會造成超額死亡。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院 （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 Tropical Medicine） 與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人道主義健康中心於2024年2月共同發佈一項研究結果，研究推估期間為自2024年2月7日至8月6日的6個月，並涵蓋三種不同情境下的加薩人民的超額死亡：停火、現狀以及以色列繼續升級軍事行動。
研究結果顯示，在推估期間內，若美國、以色列停火，且加薩未發生流行病的情境，加薩超額死亡將為6,550人。若美國、以色列維持現狀，拒絕停火、加薩的超額死亡人數則是58,260人。若以色列繼續升級軍事行動，超額死亡則會達到74,290人。
加薩基礎建設和公衛系統已然遭到摧毀，帝國主義國家刻意製造飢荒，此時不論是成人、兒童的免疫系統皆會持續衰退。嚴重營養不良的孩童更是難以抵抗麻疹、霍亂、腦膜炎、小兒麻痺、流感、新冠肺炎等疾病。
同一份研究顯示，一旦加薩爆發疫病，在美國和以色列停火、維持現狀及以色列繼續升級軍事行動的三種情境中，加薩的超額死亡將分別為11,580人、66,720人和85,750人。
五
以禁運、制裁、飢荒、蓄意摧毀基礎建設、公衛系統作為屠戮的手段，由於「殺人不見血」，故而成為帝國主義國家、次帝國殲滅敵人的慣用手法。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埃及等由美國所扶植的專制政權自2015年3月入侵葉門至今，就以封鎖葉門領海、領空，斷絕人道救援物資，蹂躪生死。聯合國報告指出。至2021年底葉門戰爭的死亡人數為37.7萬人，推估至2030年時死亡人數將達到130萬。其中絕大多數人是死於人為的飢荒和疾病、公衛體系崩壞，而非死於沙國的轟炸。
由於飽受次帝國封鎖、禁運、制裁等經濟戰之害，葉門什葉派武裝團體「真主虔信者」（Ansar Allah）遂於紅海攔截開往以色列的貨輪，並要求以色列停止種族滅絕罪行。該團體就是台灣所說的「胡塞組織」（The Houthi movement）
有別帝國主義國家針對「邪惡軸心」的宣傳，阿拉伯民眾有自身的受壓迫者國族敍事，從他們的觀點看來，現今美國、英國、加拿大、歐盟、澳洲，以色列等政權都是「種族滅絕軸心」（Axis of Genocide），至於哈瑪斯、真主虔信者、真主黨和伊朗則為「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
六
對於西方而言，加薩和葉門現今最大問題不在於死亡人數太多，而是死亡人數太少。2023年10月7日後英語媒體已經出現厲行種族滅絕就是「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的諸多討論。英語世界中的「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一詞源於納粹所說的「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the Final Solution to the Jewish Question ）。由於「最終解決方案」自二戰以來與納粹罪行密不可分，所以英美官員在公開場合論及巴勒斯坦，向來只用持久和平（a long lasting peace）或「兩國方案」等名詞，對「最終解決方案」一詞避之唯恐不及。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琳達・湯瑪斯-格林菲爾德（Linda Thomas-Greenfield）於2024年2月20日於安理會上再次否決停火提案時表達：「美國會繼續積極參與直接的外交，直到達成『最終解決方案』（until we reach a final solution）」。美國官員破天荒使用「最終解決方案」並非口誤或無知，而是真實反映美國以種族滅絕作為政策手段。對於美國矢志師法納粹之事，資產階級媒體目前仍是一片靜默。
七
不同於美國、英國、德國、義大利、巴西、印度等國，台灣並無極右翼團體和政黨，這使人以為（1）台灣沒有擁抱極右翼的問題、（2）我們並非極端的種族主義者、（3）我們更不會是種族滅絕否定論者（genocide deniers）。這裡所稱的「否定論者」是指，試圖否認或淡化罪證確鑿的種族滅絕罪行規模及嚴重性的人士。
目前在國際上最為惡名昭彰的種族滅絕否定論者包括土耳其歷任政府否認亞美尼亞種族滅絕，各國極右冀否認納粹大屠殺。由於美國並未親身策畫、參與這些罪行，所以難以檢驗台灣社會在種族滅絕否定論方面的真實立場。
加薩則不同。台灣資產階級媒體自產的報導、論評、再現皆為加薩種族滅絕否定論。原因不難理解。由於我們與「民主同盟」的關係堅若磐石，任何形式的「疑美論」都被當成是「中國對台的認知作戰」。我們必須「堅定與民主國家站穩同盟關係，我們並非棋子，而是團結民主支持力量，以使台灣與區域更加安全穩定。」
但這不僅只是綠營的觀點，可能也是社會共識。試想，國際社會究竟要提出何種證據，才能讓台灣的公共電視比照半島電視台一般如實呈現，拜登政府謀畫、主導現今在加薩所發生的種族滅絕罪行？要有何種證據才會使公視據實顯示，我們的「民主同盟」美國、英國、歐盟傾力提供執行種族滅絕所必須的軍事、情報、財務援助？恐怕沒有任何證據會使公視改變立場。
問題並不出在公視。中華民國的資產階級不分黨派向來支持種族隔離、民族壓迫、階級剝削，我方所支持的種族隔離政權也包括南非（1948-1994）和美國本身。美國南方各州直到1967年皆以法律明文禁止異族通婚，這是經典喜劇《誰來晚餐》（Guess Who's Coming to Dinner）拍攝當年的實際背景。1
八
台灣是次帝國，並無工人階級國際主義的傳統，所以反戰論述和行動從未跳脫資產階級國族主義的框架。反對台灣淪為戰場，不必然批駁代表次帝國主義「其他選項」的藍營、也不必然反對其他國家或地區成為戰場、更未必一一批判「民主同盟」、敵對政權以及我們「自家的」資產階級，更遑論批判製造戰爭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因此，不同的反戰個人或團體或冀望於資產階級「開明派」所推動的政策轉向，或訴諸中產階級的社會溝通，以求避戰，或宣傳多極體系取代單極體系，以「重塑世界和平」。
九
資本主義體制下的戰爭與生產的社會關係密不可分。所有資產階級國家在戰前所維繫資本積累的體制、政策、知識生產、意識型態，在戰爭期間皆由該階級以類似或不同形式延續。
目前堅定捍衛以色列「自衛權利」和推銷虛假的「兩國方案」的國家與團體，若非帝國、次帝國的資產階級，或美國所扶植的專制政權，或各國極右反猶太團體，就是高度嚮往以色列社會控制、「群眾控制」能力的各類金磚政權。
英美自身足以左右加薩局勢，看不上台灣。不過，如果美國就此事提出要求，屆時我方資產階級不分黨派必然同仇敵愾。相信公視與所有資產階級媒體也會適時呈現我方「站穩同盟關係，團結民主力量，讓台灣與區域更加安全」的論述。
這是個假設情境，但我們毋須麥卡錫主義者在校園、學界進行政治清洗，更毋須經歷由資產階級所扶植的極右翼團體發動政治動員，全面清剿工人團體，就已經能達成高度社會共識。中華民國的資產階級可以不戰而勝，這應該算是另類的「台灣奇蹟」。我不禁在想，台灣社會所認定的極右範圍、對象在何處？我們所稱的道德標準、政治標準與種族滅絕軸心的區別又在哪裡？
- 1.美國電影《誰來晚餐》的故事始於白人女孩喬安納愛上的黑人約翰。她相信自己的父母極為開明，必然支持異族通婚，所以決定帶未婚夫回家與父母見面。自由派人士平時高談闊論種族平等，此時才赫然發現愛女論及婚嫁的對象竟是黑人。任何價值喊口號與躬行實踐，顯然是兩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