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全球爭議的巴黎奧運會開幕典禮，可以被理解為西方幻覺日益陷入緊急狀態的一場奇觀。
對於那些想把自己的身分縫合在「西方」這個想像中的統一體的人來說，「自由」的全部意義盡在對於被主宰狀態的主觀抗拒，以便幻想自己就是自己的主人。
當然，這種矛盾的邏輯推論到最後，唯一的出路就是對上帝說「去你的」（因為上帝可能只是另一個想搞砸我的派對的混蛋）。
開幕式藝術總監喬利（Thomas Jolly） 表示，他的希臘酒神戴歐尼修斯表演並沒有試圖傳達什麼特定訊息，這絕不是一場關於「最後的晚餐」的表演，而是一場意在包含所有人，純粹訴說「自由」和「權利」的法蘭西故事 。
拜託！鐵欄杆和檢查站遍佈塞納河畔各處。那些住處過窄、只能在巴黎公共廣場聚集的下層階級被趕出他／她們的慣用空間。入場卷還是得掏出天文數字的鈔票方能入荷。顯然「共融」的理念在現實中有所限制。
世上根本沒有什麼對外全面開放、免費提供飲料的派對（否則只是贊助商的促銷活動罷了）。更沒有什麼「辦趴的權利」可言。作為娛樂，派對的本質在於排他性，甚至是觸犯性，就好比「我的快感」必須叫別人看不慣才叫爽。否則，那就不是派對，而是哀悼儀式。然而，沒有具體訊息或意義內容的哀悼最為虛無。
他／她們真正想要虛無主義地排除的對象—— 不，不是排除，而是湮滅——講白一點就是伊斯蘭教的先知預言傳統。先知預言傳統的時間觀嚴重侵犯了「我是自己的主人，去你的上帝！」的時間觀。後者強調沒有比現世人身自由、享樂更重要的價值，什麼「上帝之城」的建立以後再說，甚至根本不要再提；相反，前者以「上帝之城」必須立即實現為出發點，認定凡是背離神聖立即性都是道德敗壞。兩者間的時間觀絕對衝突，導致那些將身分縫合在「西方幻覺」的人，只能將伊斯蘭教理解為「西方」空間、時間以外的怪獸，甚至將之與西方「過去式」的納粹主義劃上等號。
自從法國2015年全國上下掀起「我是查理」運動之後，「自由」一詞在法國的語境中被主流社會附上了潛在性的反伊斯蘭意涵，成為不言而喻的符號。當年《查理週刊》刊登一系列猥褻伊斯蘭教先知穆罕穆德的漫畫，坊間替該期刊辯護的聲音中最常見的辯詞，就是「我們對（自己的）天主教都罵翻了，當然同樣可以取笑（他們的）伊斯蘭教。那才是普世自由的落實！」。撇開「自己」與「他者」之間的界線，本來就不等同於國與國的邊境問題不談（畢竟法國的伊斯蘭教人口佔了全國人口8%），重點是，以天主教為主要支持來源的極右勢力一直不斷地持續增強一事，足以證實法國社會裡根本不存在伊斯蘭教與天主教勢均力敵的格局。如此的脈絡裡，所謂普世主義的價值難免淪落為制度性的雙標，促使「自由」這個名詞被符號化，成為沒有種族的種族歧視用詞。
甚至可以說，想要虛無主義地排除的對象不僅是伊斯蘭及其假定的有色人種社群，而是各種各樣具體和抽象的「外部」本身——任何一種外部。
典禮當晚的滂沱大雨，其實可以被視為一個最為簡單明瞭的提醒，讓我們這些失控的人類重新憶起，諸般外部均不能如此被馴服。
至於那些將身分縫合在「西方幻覺」的人士對於這種提醒到底能否聽得進去，那可說是一個關係全球物種未來生存條件的大問句。且讓我們祈願，「西方幻覺」可以適可而止，懸崖勒馬，轉而成全全球文明的重大歷史轉折，促使物種間及物種內不可分割安全體制早日落實。否則後果不堪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