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陳韋綸
2月20日，CNN的網站刊登一篇名為〈From Flames to Fiery Opposition, Protests Rock Ukraine, Venezuela, Thailand〉[1]的文章，綜合報導了2014年初國際矚目的三場衝突。關於它們來龍去脈的報導已汗牛充棟，多是聚焦於具體的近因。本文希望能從不同的向度切入，以些許經濟觀察的心得作為補充。
烏克蘭：加入新自由主義版或國家主義版的資本主義體系？
有人[2]認為，始於一份歐盟協議的烏克蘭抗爭，本質上是個政治而非經濟議題。畢竟論及烏克蘭的經濟利益，俄羅斯恐怕能比歐盟給得更多。毋寧說，人民是置國族認同於首位、經濟利益次之，爭取一個擺脫俄羅斯控制、在歐盟幫助下走向現代化的烏克蘭。
然而，純粹從政治的角度分析也未竟公允。即便總統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真的是和普丁（Vladimir Putin）一樣，懷著「斯拉夫民族大團圓」的夢想，但烏克蘭目前的確對俄羅斯有著包括天然氣供應等經貿依賴，冒然脫俄反而可能使經濟雪上加霜，亦是不爭的事實。另一方面，在立場分歧、除了不滿亞努科維奇政府之外幾無共同點的抗爭陣營中，亦不乏主張加入歐盟才能根治烏克蘭經濟問題的抗爭者。經濟的理想與現實，仍交纏著烏克蘭的命運。
反對派說得有理。這條繼續依賴俄羅斯的路徑，總有走到山窮水盡的可能。國家資本主義可以據政治考量主動釋出更多好處，但也能在考量的原因消失之際隨時收回這些好處[3]。這些好處也伴隨更多代價，妨礙著以法治取代人治，以公開、透明程序取代黑箱與裙帶關係的各種改革，無法令人放心的條件會令投資者卻步，貪腐也直接造成資本的浪費。於是，國家資本主義那些未必可靠的小恩小惠，難以彌補其對經濟環境造成的不利影響。
目前看來烏克蘭脫俄入歐的趨勢已成定局。烏克蘭可能一方面會爭取加入歐盟，實現經濟自由化；另一方面則接受歐美的金援[4]，渡過危機並在廢墟上重建家園——從前者的角度來看，烏克蘭面對「國家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的題目，選擇了新自由主義做為自己的答案，希望能藉由向西方國家充分互通有無，汲取其財富與科技，濡染其民主法治氛圍，在進步、繁榮而不受他國掌控的社經基礎上，實現政治自立。
從後者的角度則不盡然，歐美援助對烏克蘭經濟體質可能不致造成結構性的影響，只是增加了它們對烏克蘭的影響力（就連這點亦應語帶保留，因為在援助中挾帶政經改革的附加條件並不是種例外[5]），但烏克蘭所加入的也將不是純粹的新自由主義版資本主義體系，這個國家恐怕仍難擺脫周遭大國的影響，只是在一個「俄式干預或歐美式干預」的題目底下進行選擇而已。
但讓我們再回到前者的角度：要說新自由主義真能為烏克蘭開啟一條不受大國干預的道路，也太言之過早了。「自由開放能增進福祉」的這個經濟學命題忽略了許多非經濟因素，何況該命題就連自純經濟的角度考察都不無爭議。例如同屬歐盟成員的歐豬五國（PIIGS），就並未因敞開國門而換來更好的前景。這些國家產業凋敝、社會動盪，並且處於寄人籬下的狀態；不但飽受政治與社會層面之衝擊，經濟也沒有真的比較健康。
國家縱身躍入一個大型經濟體系的效應是個複雜的問題，這涉及到討論的對象是個富國或貧國；是國內的大企業家、貿易商或者小頭家與勞工。
自由競爭能淘汰掉失格的人員、廠商乃至整個產業，用價碼媒合供需雙方，讓資源從生產到分配給消費者的各階段皆被運用得更有效率，繼而使全體受益……姑且接受這些說法好了，但這也是以市場而非國家為疆界的觀點。換言之，在此無法排除整個國家變得更糟的可能——本國資源被輸出至他國挪作某些「更有效率的」用途，兩國得失相抵，總福祉還是提升了，而這在後進國家更容易發生。
再者，自由競爭同時也改變分配狀況，資本向上集中、勞力向下流動，貧富不均的問題隨之而來。烏克蘭身為歐洲的邊緣國，加入歐盟所迎接的，恐怕正是和其他邊緣國一樣的未來。整個國家多少會有些人獲益，但不足以彌補其他人的損失。既得利益者擁有雄厚的政治資本，阻止自由化的趨勢逆轉。當富人綁架經濟，窮人就只好綁架社會，從偷拐搶騙到上街暴動，強迫富人正視整個社會共存共榮的訴求。
至於藉經濟自由成就政治自由的想法，則顯得有些天真。新自由主義的確能使烏克蘭免受俄國或任何國家隻手掌握，但和那取消任何獨斷關係的「自由」承諾互為表裡的，是所有富國對上所有貧國、全體資方對上全體勞方之間的新關係。
烏克蘭的未來是好是壞，乍看是個路線課題，但更是個策略課題。承上所述，它無論加入何種大型經濟體系，皆有可能籠罩於外來的影響力之下。然而這種進退兩難的預測是止於路線層次的討論；而在現實世界，路線並不是國家命運的絕對主宰。當然，不管是抵抗政治壓力或者經濟利誘，置身在體系中、卻又保持距離的平衡絕不容易取得；但也不是毫無可能。若是依國家利益靈活地運用對外策略，烏克蘭仍有望一邊自大國獲得好處，一邊在經濟體系當中保持自立。
泰國：發展過程中的階級矛盾
泰國的抗爭並沒有直接的經濟議題，塔信（Thaksin Shinawatra）與盈拉（Yingluck Shinawatra）兄妹的貪污擴權，在這場抗爭中遠比泰國的民生問題更醒目，何況多數抗爭者的生活條件已在泰國平均水準之上。抗爭表現為非常顯而易見的政黨對立——盈拉的為泰黨以及素貼（Suthep Thaugsuban）的民主黨之爭。但值得注意的是：為泰黨的擁護者多為農民與都市底層群眾，民主黨則主要受曼谷等都市的中產階級、富人與知識份子所支持——這就是抗爭的階級背景。
泰國的民主體制本身有無重大瑕疵是一回事，體制嵌入泰國社會所遭遇的排斥反應則是另一回事。後者能讓我們馬上聯想到要歸咎於各種個人素養與整體風氣的不成熟（統治者的貪污腐敗與抗爭者的民粹心態）導致體制運轉失靈。但除此之外，還有比較間接的因素。
即便在體制順利運作的情況下，衝突仍可能會存在——泰國作為一個經濟快速變遷、不同社會結構疊合在一起的國家，用民主方法找出眾人共同利益的努力之所以失敗，或許其實是因為：這些南轅北轍的族群之間，本來就沒有最大公約數可言。
這是後進國家的特殊經驗：儘管每個國家從農村社會過渡到都市社會，多少要面臨新舊磨合的陣痛；但先進國家只能配合各種先驅技術自然而然進步的速度，自力摸索相應的企業經營模式，而取得緩慢成長，相較之下，後進國家卻享有後發優勢（Late-developing Advantage），能逕行移植已在先進國家獲致成功的現成產業，超趕發展水準[6]。其高速成長表現為更加堅銳的矛盾，在最進步的地區已具國際都會架勢之際，偏遠地區依然過著數百年如一日的生活。
但這不是「農工矛盾」或「城鄉矛盾」。就像同樣急遽成長的中國有所謂「民工」現象一樣，在泰國，就連大城市曼谷的生活都是由農民所支撐。農村作為都市的人力蓄洪池，依都市的需要補充基層勞力，不被需要的農民仍能回到農村謀生。在大規模都市化進程底下，農民依舊是各地區人口組成中的重要成份。農民與都市工人的利益，在此並沒有明確界限。利益的衝突，反而是表現於這群雜揉農工階級的底層共同體與其他族群之間。
即使底層群眾佔壓倒性的多數，泰國政壇也並未就此成為他們的囊中之物，因為與他們利益相衝突的那極少數人，正是財富最有影響力、話語最具權威性，聚居在曼谷，一點一滴政治不滿都直接牽動著首都秩序的一群巨人。這群人以寡敵眾的行動十分成功。為泰黨提出收購大米等迎合底層群眾的草根政策，都市菁英就指責為民粹與貪污濫權；底層群眾批評黃衫軍敵視民選政府、抵制大選的言行是反民主，都市菁英便反譏由底層群眾組成的多數民意不值一哂[7]。
有評論[8]認為泰國的民主素質太差，這種說法並無不對，但是採取了一種稍嫌靜態的觀點，沒把民主視為有機的養成過程，彷彿把還很幼小的孩子說成發育遲緩似地。民主本需要學習、成長，也會與經濟發展的進程相適應，從這兩種意義而言都有機會隨時間改善。泰國的民主化始於1990年代，與臺灣差不多；經濟水平雖落後臺灣，卻持續穩健發展。由此看來，泰國的民主尚處於年輕階段，現下許多事情還有待學習也是應該的；但未來卻大有可為（順帶一提，這對臺灣而言亦如是。）
因而，對泰國民主的展望其實不必過於悲觀。沒錯，如果缺乏適當的栽培，持續受軍事政變與人民抗爭的摧殘，這株民主幼苗可能永遠如此營養不良。不過當人們在血腥的對抗中愈漸明白，唯一長久的解法是雙方各退一步；同時經濟條件也發生變化，中上階級與工農階級的關係隨著經濟成長而消長，讓雙方愈漸有協商的餘地，事情仍可能會出現轉機。
而且值得慶幸的是，後進國家的民主化雖不平順，卻還是有望比歐美那些革命、內戰，以烈士與暴君之鮮血灌溉出民主的歷史更為寧靜迅速。因為再一次地，後進國家能逕行取法已在先進國家獲致成功的民主經驗，儘管那些制度總要針對本國民情調整過後才能套用。如果說，泰國正在經歷一個極為痛苦卻又必要的民主化過程，因為人民素養與經濟條件的成熟都需要等待；那麼從制度面著力，為量身打造泰國的民主制度進行省思，就是讓此過程盡量乾淨俐落收場的辦法之一。更重要的是無論如何，民主的果實確實值得泰國人民耐性等待。
委內瑞拉：國家社會主義的市場失靈難題
委內瑞拉此次抗爭涉及對馬杜羅（Nicolas Maduro）政府的多方面不滿，不過其中最大的重點是物資短缺、惡性通膨與犯罪猖獗等。大多問題並非一日之寒，而是至少能追溯到前總統查維茲（Hugo Chavez）執政之時，這位充滿爭議的強人進行了一場大膽的社會主義試驗，他確實成就了一個蒸蒸日上、風光滿面的委內瑞拉，卻同時施以鐵腕，將這個國家的黑暗面壓在檯面下。繼承者無力應對如此深刻複雜的局面，讓壓力鍋終於來到臨界點。
有人[9]由此便批評，是因為委國走社會主義路線，經濟才會一敗塗地——或者真是如此嗎？
委國論農工業都不算發達，石油是其經濟基礎。蘊含石油既是祝福也是詛咒。單一優勢產業一方面為國家帶來巨大財富；另一方面卻如同荷蘭病（編按：指出口某種天然資源，導致幣值上升，卻影響其他工業產品出口的現象。）的經驗，會排擠其他產業的生存，以合乎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但不符長遠發展目標的方式扭曲經濟。此外還可能像阿拉伯國家的經驗，造就一小撮藉該產業掌握國家命脈的政商權貴，讓他們有足夠的財力，邊略施小惠收買民心、邊豢養爪牙鎮壓異己，導致獨裁政權四平八穩，民主化的路程更顯遙遠[10]。
以石油帶來的財富培植工業，才能奠定一國長遠發展的基礎，查維茲的抉擇就是如此。這應從（通常是由左派經濟學提出的）計劃經濟或管制經濟主張來考察。因為反之，主流經濟學經常只是援引李嘉圖原理，要開發中國家繼續依比較優勢供應天然資源或者廉價勞力，於是工業化的日程更加遙遙無期。
這是個明智的作法。若想實現工業化，便需要以務實的策略逆著比較優勢操作，主動創造新的比較優勢。有些冷戰或再早以前的極左派經濟學更進一步認為：這要以全面實施計劃經濟的方式來實現。因為在尊重市場的前提下進行價格管制，以低價的民生物品交換高價工業用品，剝削農業、輕工業部門以補貼重工業部門[11]，結果只是導致市場的反撲（民生物品供給不足和工業用品需求緊縮，反而更不利於工業發展[12]），以及黑市、貪腐等副作用。欲對滲透生活各領域的經濟進行管制，結論便是全面控制人們的生活。
如同已知的歷史，這種理論遭遇了難堪的失敗。但多數對中蘇等國社會主義經驗一面倒的批評也不大公允——右派朝市場教義的方向過度引申，認為這證明唯有自由市場才能帶來繁榮，即使後進國家因此被迫安於某些血汗產業，那也是它們僅有的選擇；一些幼稚左派則一廂情願地相信可以簡單歸咎於史達林、毛澤東等人奪權並背叛了革命，若是當初忠實地按社會主義思想行動，就能無痛地步入均富社會。
事實上，發展本是個漫長又艱辛的過程；而國家干預有不止一種可能，但總歸是發展的必要條件。昔日鐵幕彼端各國選了較蠢的一種途徑（即使如此，我們仍應指出這些國家確實有在社會主義建設階段取得了或多或少的現代化成就），當時的日本與亞洲四小龍等則選了較明智的一種；但重點是包括歐美在內，每種經濟起飛模式都不是在該國最自由開放的年代成真。
回到委內瑞拉，馬杜羅政府雖招致規模超過10萬人的抗爭，卻也吸引為數不少的擁護者上街聲援。因為抗爭者反映的物資短缺、惡性通膨與犯罪猖獗問題，只是委國社經現實的一個面向；而同樣真實的另一面向，則是大批貧民的生活正受社福政策與公共服務快速改善，並在由下而上的參與中獲得充權（empower）。所以委國的計劃經濟其實有一定的成果，絕不能隨便以「失敗」一詞蓋棺論定[13]。吹毛求疵的評論可以繼續挑剔這是一條即便並非「不好」也依然「不夠好」的路線，因為代價還是頗為高昂——也許吧，但放眼周遭窮國的處境，委國的表現已經很難能可貴了。
不過話說回來，抗爭者提出的問題不會就此變得比較容易忍受。計劃經濟奠基於對市場機制的批判，但終究會受市場反撲，亦是其弱點。委國可以違背比較優勢，在相對困乏的條件下衝高資本積累率，卻並未真正克服需求失衡、黑市與貪腐等弊病；只能利用重分配政策，將發展成果盡量返還給人民，聊以彌補對經濟造成的傷害。
馬杜羅政府很可能不會對抗爭者有所回應，因為「委國不是烏克蘭」[14]，總統有充足的民意靠山。有人指責這是獨裁。然而應再次強調：發展本是個漫長、艱辛卻又必要的過程。民怨在所難免，而且情有可原；政府須多體恤民情，但也該對路線有自己的堅持。在為了迎合學生與反對派的訴求，而修改符合廣大貧民和國家整體利益的發展策略之前，要保持謹慎。世上沒有毫無代價的政策，何況這可能是委國邁向富強的重要契機。
結論：開發中國家，何去何從？
這些國家在相近的時間先後爆發衝突，但這似乎是它們僅有的共同點。烏克蘭面臨周旋於大國之間、乃至大型經濟體系之間的選擇；泰國的兩黨政爭反映了高速發展當中的深刻階級矛盾；委內瑞拉則展示了一種極為強效但也伴隨許多副作用、甚至反效果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每個國家都有著獨樹一幟的議題。
而全球各個角落還有更多衝突正在上演，反映出更多種開發中國家可能面臨的挑戰。阿薩德（Bashar al-Assad）的敘利亞內戰即是一例，呈現了又一種抗爭故事（在這裡，愈來愈多民主鬥士死在前線，恐怖份子隨後補上，不知不覺已變質成一場獨裁政權與恐怖主義的戰爭。）
對開發中國家而言，眼前的道路充滿險阻，如何才能平安晉身已發國家之列，從來就沒有簡單的答案。人們或許會以自由、民主的標準檢視它們方向是否正確，這些價值固然抽象地為民所欲，但其歐美形式卻並非普世皆準，在某些國家甚至未必是最佳解方（如同委內瑞拉的啟示）；而且即使方向正確，國家仍要經歷一番跌跌撞撞的過程，有些問題只能靜待時間解決（如同泰國的啟示）；最後，對國家的走向進行各種思辨是一回事，但它們真正的未來終究是在鬥爭的現實中決定，而不只應然如何的問題（如同烏克蘭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