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小和11個兄弟姊妹一起在巴勒斯坦難民營中長大，以日月星辰為伴，住在一間三房鐵皮屋中。這片鐵皮屋頂掩蓋了我微乎細微的聲音，在冬日中尤其如此。雨水拍打在屋頂上的啪嗒聲以及外頭嘈雜鼎沸的人聲，澈底淹沒了屋內輕柔的話語，不讓聲音傳達出去。
我在黎巴嫩內戰（Lebanese Civil War）1爆發的9年前出生，而巴勒斯坦在這段衝突期間不僅是導火線，也是炸藥桶。戰爭肆虐時，我是難民營的人質，困在烏姆・安瓦的家和阿布・納美的空地之間。
家中牆上滿布著犧牲烈士的照片，他們盯著牆外的路人，喊著他們的名字或小名，傾訴著含恨而死的不甘。外面震耳欲聾的喇叭播放著革命歌曲，響徹了整個難民營，與我記憶中的石榴眼社區公車聲2重合。
兒時夢想在難民營的小弄萌芽，在這片令人喘不過氣的潮濕空氣中，於死氣沉沉的石牆上綻放。
我在那裡認識了戰爭、死亡、傷痛，卻也體會到愛與和平。我在那裡第一次接吻，也於不眠的漫漫長夜中在桑樹下喝茶時，隨著謝赫・伊瑪目（Shaykh Imam）3悲慟地唱著：「我對話語的喜愛征服了沉默，我對沉默的厭惡帶來了悲哀。」
早在我還左右不分的幼年時期，就能熟練地穿梭在營區的小徑，驚險地走在暴露的下水道邊。沿著未封起的下水道，髒水在四通八達的逶迤巷弄中流淌，跟著走就能去到任何地方。我擠進狹窄的道路，溜到載著配給麵粉的車子旁跟司機打鬧，結果每次回家的時候全身都是白白的麵粉。祖母薩達會笑著說：「全身白溜溜的，活像隻掉進優格裡的蒼蠅！」
我在聯合國救濟工程署（UNRWA）4的學校學會認字寫字，讓我想起布滿營區冰冷牆面的塗鴉字樣。牆上的字並非亙古不變的銘文篆刻，我每天都能看到新的、更清晰的文字出現。那些是人們免費的報紙頭條，每當歷經重大事件，就會有人在牆上留下沉默的怒吼，揮灑出一連串可能帶有文法或拼字錯誤的文字，卻為牆面帶來繽紛色彩與紀念意義。這些多半是悄悄寫下的字吸引著難民營民眾的目光，儲存在巷道中，融入地貌空間，烙在我們的記憶深處。
一旦刻印在了鐵皮屋的牆上，再無聲的反抗都可能像擴音器播出的叫禱一樣刺耳；匿名人寫下的話語直率而不矯揉造作，直截而不拐彎抹角，映襯著官方報紙經過審查後粉飾太平的文字。
營區的牆圍出了一方天地，給予難民文明的生活方式，而後透過塗鴉文字，轉化成反映我們生活的鏡子。這些牆所傳達的訊息，使得它們有別於世上其他牆面。
它們是活生生的牆，經歷生老病死，擁有獨特的暱稱，猶如野莓樹叢般恣意生長，顛覆建築應有的樣貌。因為無法橫向擴張，我們的牆筆直地朝著蒼天生長，對抗真主所降下的甘霖。而在戰亂時分，則向下扎根，庇護烈士的墳及孩子的墓。
這些牆也記錄著難民如何成為嚴苛租賃條約的階下囚，落腳的土地彷彿一座監牢，宣判他們死刑。戴著善意與人道光輝的假面，地主房東故作無知，一副不知道百年孤寂（準確來說是99年）的隔絕後，人口通常會有所增長的模樣。房屋的租賃期限是99年，用以確保我們永遠不能擁有土地，全多虧了這個沉浸在往日榮光的國家所制訂出來的愚蠢法律。
人們構思過後，揮毫將文字灑在牆上，即興地記錄了歷史，自己卻消失在其中。文字鑿刻了記憶，織就了未曾言說的故事，在牆上褪色卻在記憶中鮮明，層層疊疊地攀附上頭，慵懶等待著能夠破譯的讀者；刻下的一字一句都成為「公報」的創刊號，或見證烈士殞落的報導草稿。有些字句的含義自言自明，有些則已然失落於深海。巴勒斯坦，我們那片憤怒激昂的「死海」——
「我們將回到妳身旁，親愛的故鄉，讓熟悉的風將我們吹拂，橫越大地和汪洋。」
字字句句像是牆上的標誌，貼伏在旅人迷失的巷弄間，目睹他們原地兜圈子。
「噢，睿智的浪人，你唯一的嚮導是映入眼簾的話語。」
沉默的牆保存著我們所有的祕密，從日常生活中耳語的愛意到巧聲無息的死亡。
「巴勒斯坦，亙古之傷！」
流著血的愛心配上「我愛你」、黑白的玫瑰與一對戀人的名字字首，還有我們失去的家園地圖。
凌亂的焦油糊出了字樣「巴勒斯坦革命，直到勝利來臨」，炭黑的顏色呼應著難民營的主要道路。
錯落的掌印模糊了厚重的直線，在阿布・薩馬家的牆上依然可見，即使上面漆了層層混入赭黃的洗白顏料。
「書呆子」阿布・薩馬在一場「內部行動」中光榮戰死，儘管遺體失蹤多年，他在營區學校刻寫的語句留下他曾在人世的證據。還記得我隨著隊伍前進，納悶著他們肩上扛的棺材裡放了什麼。巴勒斯坦國旗包裹著棺材，上面堆滿了玫瑰以及弔唁的緞帶，紀念以革命之名犧牲的烈士。
「找到的部分遺體就放在棺材裡。」
「棺材中有他革命時穿的衣服、母親的披巾和父親的贊珠。」
「才不是，棺材是空的！」
女人們用披巾掩住嘴，一邊交頭接耳，一邊在外圍跟著葬禮隊伍。
在人群中，我聽見某個壓低的聲音說「象徵性的葬禮」，而從那天起，「象徵」這個詞總是讓我聯想到葬禮和烈士。
除了「書呆子」之外，還有很多故事深藏記憶中，像是會拿藤條亂打狗的阿布・傑帝、風流倜儻的努曼、支持烈火足球隊的阿諾布，還有在喧囂的沉默中以學校牆壁上課的許多老師。
漸漸長大的我開始注意到，除了牆上字跡，還有巨大的標語因承載著沉重字句而下垂，或是密密麻麻的小標語，例如懸掛在阿布・盧南的咖啡廳附近的標語：「別插手越南！」由於這句話有違我們的認知，我們一致認定那是人民陣線（PFLP，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簡稱「人陣」，巴勒斯坦政黨與武裝陣營，亦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一員，規模僅次於法塔）掛的標語，完全不會靠近這些「複雜」的地方。不過，有一次我們小團體的老大阿里夫決定要脫離法塔（Fateh／Fatah，全稱「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隸屬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主要政黨，成立於1959年並領導至亞西爾・阿拉法特逝世），因為他不贊成政黨理念，想要去「報名」人民陣線。阿里夫比我們大了幾歲，長得更魁武，人也更機伶，我們都難以反對他的決定。我們一行人直接跑去人民陣線的臨時辦公室。逼仄的空間，搞得我們像是一群野貓擠在阿布・馬姆德的肉鋪似的，這裡的茶和法塔辦公室的一樣又甜又濃，用一個焦黑的茶壺煮開。但在這裡，所有人不是在閱讀就是在抽菸。相連的房間擺著一堆堆書，紅色的封面上印著無法辨識的語言。阿里夫悄悄眨眼，我馬上就發現他在提醒我看這裡的豐富寶藏。難民營最近流行用這些人民陣線發的書（外國政府的政治文宣品）來做花瓶。我們拿了很多本，用來製作物品或是賞給苦苦哀求的孩子：「看在真主的分上！看在您母親和姊妹的分上！求您給我一本紅書吧！」我們會把最大的恩賜（深藍色封面的大書）賞給央求地最懇切的人。我們之所以這樣做，當然是因為「敬愛主也愛我們的母親和姊妹」，才犧牲了身穿制服、手拿火炬在年度遊行慶祝法塔創立的機會。
阿里夫沒多久就看膩了紅花瓶，宣布我們必須回歸法塔。比起人民陣線，法塔的標誌當然比較難畫在牆上，但是手榴彈配上兩把機關槍，怎麼看都比人民陣線的箭矢圖樣來得厲害多了。再者，阿里夫也說了，法塔的規模比人民陣線還大，因為後者「只有七百零七位士兵」。年幼的他如此解讀我們畫在標誌旁邊的數字，當時沒人告訴我們那其實代表了1970年人民陣線劫持的那架波音七○七班機。
於是我們重返法塔——除了艾哈邁德・阿法，他說閃電突擊隊（al-Sa'iqa，隸屬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政黨，與敘利亞政權掛鉤）聽起來比暴風突擊隊（al-'Asifa，法塔的武裝部隊）還強。我們開始在遠處監視他，從加盧（Jalloul）社區最遠端的低窪處，盯著他和其他人用乾草點火，並跳躍過篝火。到最後我們都沒敢加入他們的組織，但在聯合國救濟工程署廁所的黃色牆壁上和垃圾焚化場看見「烈焰軍團」的炭黑色標語後，我們不得不提筆，用自己的標語搶占地盤。但我們雙方都無視了一個孤零零、字體特出的標語——「真主旅」（Jund Allah），我們才沒那個心力去管是哪個壞蛋把真主跟祂的軍隊扯進
我們的塗鴉大戰呢！也沒有能力參與一場我們注定會落敗的消耗戰。
我不怎麼服阿里夫。他還在襁褓時，產婆用他自己的尿洗過他的臉，說是能讓他「臉皮厚一點」。他詭計多端，總是有辦法到處撈一點油水。我持續探究促使阿里夫和我們回到法塔的真正理由，直到有天他總算告訴了我真相——他從他的父親那邊聽說，法塔不久之後要免費發送成堆的綿羊肉，甚至還附尾巴。接著阿里夫又跟我說起他臨走前的成就。每本紅書裡都有一頁羊皮紙，蓋住了金日成的照片，一打開封面就能看到。他在脫離人民陣線之前把所有的羊皮紙都撕下來帶走，打算之後用來充當描圖紙，描繪法塔的黨徽！
塗鴉的文字在牆上躍動，我腦海深處的記憶也隨之起舞，勾起遺留在難民營巷弄深處的回憶。有一次，我不得不暫時脫離揩油的活動，因為得了黃疸。我下胸疼痛，母親（願我的母親安息）說我的眼睛「跟手推車賣的糕點一樣黃」。但是生病的不適和隔離的孤單都沒讓我沮喪，因為我可以獨自享用一整罐蜂蜜，這就讓我滿心歡喜了。我會對探病的人誇大病情，也一定會記得要緊緊按住下胸表示痛苦，才能正當化獨占一罐蜂蜜的特權，以免我的兄弟姊妹也想分一杯羹。
有一天，我最要好的童年玩伴，貼心的哈里來為我探病。我眉飛色舞地講起發現自己生病的精彩故事，說我當時注意到尿液變成棕紅色，一告訴父親之後，他立刻帶我去看了醫生。但我還沒跟他誇耀醫生有多厲害、吹噓我被隔離在房間時享用的蜂蜜，哈里突然打斷了我，眼中閃著淚光：「如果我是你就不會告訴別人。我只會在牆上寫『孤立主義垮台』！」
我們很快又投入了殘酷的廝殺，疾病也不能妨礙我們執行幼稚的日常工作。我們一行人掠奪的資源根據季節變換有所不同，通常包含摘取蠶豆、鷹嘴豆和西瓜，還有在難民營附近的果園採集扁桃和柳橙。葡萄和無花果成熟的季節是最棒的時期了，這兩種果樹結實纍纍又不算太高，很方便採集。但我們不只會掠奪果樹的果實，也會捕捉樹上鳥巢的幼鳥。我們會仔細觀察鳥巢使用的材料、築巢的方式，還有鳥蛋的顏色，由此就能分辨出哪一種樹上棲息著哪一種鳥。我們幾個平時就會四處走動觀察樹木，看看哪些上面有鳥巢並牢牢記下樹的位置。之後，我們會觀察幼鳥的成長，等到牠們夠大了就會抓回家接著養，用細細的樹枝把流質食物滴入幼鳥的小嘴裡來餵食。
我們這個小圈子裡，在這方面最厲害的就是沙爾曼・加齊。他經常獨自穿梭在樹木間，不讓其他人參與行動。有一次，我和幾個朋友一起去了其中一個沙爾曼會去的地方，我赫然發現有不少我們之前記下的樹，樹幹上都沾上了泥巴，看起來像是有人爬過樹留下的足跡。進一步調查後，我發現這些樹的樹皮上刻了一些符號。我試圖猜測符號的意涵，但都不像是沙爾曼名字或綽號的縮寫，接著才猛然驚覺刻的字是在標示樹上棲息的是哪一種鳥類。我們大張旗鼓地探勘整個區域，滿心都是勝利的喜悅，因為我們發現了所有沙爾曼找到的鳥巢，而且得來全不費工夫。不用辛辛苦苦地爬上樹，撥開茂密的枝葉找鳥巢，或是伸長脖子努力看清楚更高的樹枝，現在只要看一眼樹幹上的字就知道上面藏了什麼寶藏。比賽開始了：我們要等待鳥蛋孵化，等到小鳥長出第一根羽毛就動手，在牠們學會飛行前捕捉。至於沙爾曼，我們可以打發他說：「早起的鳥兒有蟲吃。」
一天，我們一行人在阿布・尼麥的塔布拉尼洞穴碰面，一起燒烤「當季的榛果」。其實就是把附近的鼴鼠採集來藏在地底的酸模種子挖出來烤，這些植物在冬天都會茂密生長。我們找到了鼴鼠的「榛果倉庫」，收集好種子後放進鋁罐裡，帶去附近的垃圾場燒烤。一行人都圍著火堆，阿里夫突然從袖子裡拿出幾條香菸，往我這邊一遞，說道：「抽！」那是根無濾嘴的鴻運香菸。
「還是你生過病之後就要跟娘砲一樣抽肯特牌啊？」
阿里夫這個舉動有點太誇張了。我們之前會把乾枯的葡萄藤和無花果樹葉揉碎，用報紙捲成菸捲點來抽，偶爾加入一些乾燥薄荷來增添高檔風味。如果阿里夫想要耍酷，他就會在「菸斗」裡塞入多種不同枯葉來抽。他的菸斗是用粗糙的橡實殼斗做的，裡面鑽了一個孔後插入吸管。阿里夫會點燃菸斗，伸長他那雙跟螳螂一樣細長的腿，閉起一隻眼再對著菸斗深吸一口氣，然後揚起另一邊的眉毛。我們會笑並戲稱他「拔拔・阿迦」（取自那位傳奇的鄂圖曼帝國官員）。但是這次阿里夫帶來了真正的菸，無疑表示他已經有男人的樣子了。我接過香菸，安靜地抽了起來，小心不要因為忍住咳嗽而嗆到。
突然間，一個如雷貫耳的聲音打斷了我們，彷彿大地都為之震動。出聲的是阿布・阿齊茲・阿尤布，他帶著他的狗高爾達外出打獵。阿布・阿齊茲是巴勒斯坦革命中令人又敬又怕的軍官，也是阿里夫母親的遠親。他像頭野獸一樣，狂風暴雨般地攻擊我們，每個人都至少被打了一巴掌或被捶了一拳才手忙腳亂地逃跑，丟下阿里夫面對懲罰和他母親娜瑪特的暴怒。有些女人會暗中叫他的母親「娜克瑪」（Naqmat，懲處人）。桑椹成熟後掉進娜瑪特的庭院，引來一群蒼蠅，這個嚇人的寡婦會含著滿口的煤油，劃亮一根火柴之後朝著火焰噴出燃料，燒死聚集桑椹附近的不速之客。飛蟲瞬間遭到烈火焚燒，翅膀和腳都化為灰燼，只剩軀幹旋轉著落到地上。然後，她就會放出母雞和小雞去啄食蒼蠅殘存的屍體。某天，我們被怒吼和咒罵的聲音吵醒，阿布・阿齊茲・阿尤布怒髮衝冠地發誓要殺死難民營裡所有人（「那些混帳王八蛋！」）。有人翻過他家外面的圍牆，肆虐了他的菜園，樹木、作物和牆壁上全布滿了焦油。最可怕的是，那些人還把高爾達吊死在一棵樹上。阿布・阿齊茲的菜園是一片漂亮的土地，一開始只是一個小洋蔥園，接著他蠶食鯨吞著公用土地來擴增空間。他會在菜園周圍豎立鐵皮屋頂，一點一滴地向外推，慢慢擴大他的菜園，大家都敢怒不敢言。至於我們這些孩子，根本沒那個膽量接近他的菜園，甚至是用塗鴉褻瀆那道誘人的白牆，連一點刮痕都不敢留下，更別說是激怒這頭野獸或是他的狗。匿名的入侵者，你真是膽大包天！
其實我們都很清楚入侵者的身分。經過謹慎的調查，我們在菜園牆壁角落發現了用焦油塗抹的字，筆跡再孰悉不過。阿里夫把牆上的字寫得稍微向右傾斜，而且看起來是用左手寫的，試圖偽裝成別人的字跡。他寫的是「叛徒」。
後來阿里夫變了。除了抽真正的菸，他也在手臂上留下了永久的刺青——「巴勒斯坦」四字和一隻蠍子的圖案。感覺像是難民營的牆壁已經容納不下他的滿腔話語，所以他開始往自己身上刻。他的手臂成了隨身攜帶的橫幅標語，總是展示著他的內心話。
我們現在不敢再和蠍子阿里夫混在一起，不過偶爾還是會看到他穿著修身牛仔褲，透膚襯衫的口袋裡總會放上一盒萬寶路香菸。我們從他的新朋友圈打聽到他的軍事行動，像是用黃色火藥填滿狩獵步槍用的空彈殼，然後在山谷中引爆。他的做法是用一塊石頭封起重新填進火藥的彈殼，留下一個小縫來插入引線，引線則是把火藥用紙捲起來做成的。他點燃引線之後會跑到附近一棵樹邊找掩護。幾秒後，小炸藥爆炸了，阿里夫就會起身去檢查破壞力。他會發出一陣長笑，對成果愈是滿意，笑聲就愈是高亢。
我們習慣了阿里夫引爆炸彈的聲音，武裝鬥爭（Armed Struggle，al-Kifah al-Musallah，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安全機構，負責協調軍事行動）安全部隊也習慣了二話不說就逮捕他，連是不是他炸的都懶得問。阿里夫受夠了一直被安全部隊拘捕，於是準備了一個驚人的計畫，而這也是他最經典的爆破之一。他到了峽谷，準備了大量火藥來填入14.5口徑的防空炮彈彈殼，連接到一個蚊香做成的引線。點燃了燃速極低的蚊香後，他迅速爬上山谷，走進安全人員的辦公室。
「你們好！要不要一起喝杯茶？」他才剛開始喝第三杯茶，就傳來了巨大的爆炸聲。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他喊道，噴了在場的人一臉茶水，「你們看，真主已經揭露真相。」
有一天，接近日落時分，我在通往家門的巷子口碰上了「蠍子」。他魁梧的身軀擋住了我的去路，他笑著拍我的後頸說道：「阿布・阿齊茲・阿尤布的土地上有一些榛果呢。」約莫一年後，我們得知「蠍子」和他的同袍在黎巴嫩南部波弗特（Beaufort）的十字軍城堡與以色列軍隊激烈交戰時不幸戰死沙場。葬禮上，他的棺木上蓋上了旗幟，槍枝擊發的巨響和反抗軍的歌曲在空中迴盪著，卻絲毫不能撫慰我們失去隊長的悲痛。
我們在那晚帶上了噴漆，分頭前往難民營各區，在所有空白或已被塗鴉占領的牆壁上噴下了灰色的標語「烈士蠍子——英雄阿里夫的軍團」。這是我們紀念這位烈士的方式，他的「鮮血濺灑在戰場上，每一朵血花都將綻放出紅色銀蓮」，正如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悼詞所言。在這名烈士房子的牆壁上，我用盡每一分藝術細胞畫了一隻蠍子，並在下面寫道：「若時光流逝而我不見人影，請以此形象來紀念我。」我簽下了他的名字字首「A. S.」。
不久後的某天，我坐在一棵橄欖樹的樹蔭下，邊抽煙邊用一根木頭刻畫著地面的泥土。我心中滿是寂寥，難以抑制的憤怒靜靜地將我淹沒。胸中的情緒不斷漲大，身側隱隱作痛，被質問塞滿的大腦幾近麻木，卻得不到任何答案。我撿起一根生鏽的釘子，在離我最近的樹幹上刻寫著，留下腦中最先浮現的字句：「巴勒斯坦是一位新娘，而她的一身嫁衣就是鮮血。」
我突然聽見納茲米・塔希爾的聲音從背後傳來：「想要我幫你刺上這句話嗎？」他補充道：「價格是一包香菸。」我毫不猶豫地伸出手臂，回答道：「我有十根菸，但我要你刺這句『要到何時』，後面加一個大問號。」
他權衡了我提出的要求和報酬以及他必須花費的力氣，又看了看我要刺青的纖細手臂，最後同意了。面對我選擇的字句，他奇怪地搖著頭：「完全不懂是什麼意思。」這句話和他平時刺下的語句都不一樣，不過他秉持著「客人永遠是對的」的精神，從口袋中拿出工具，為我增添男子漢的氣息。工具有裁縫針、墨筆、橡皮筋和打火機。他用筆在我的手臂上描繪出刺青的圖樣，接著把筆弄斷，讓墨水流進筆蓋。然後他用打火機加熱了橡皮筋，將其熔進了墨水，混合兩種素材。他用打火機燒針頭消了毒，開始在我的手臂上刺青，在浸入墨水和刺入皮膚之間來回，沿著他打的草稿刺出圖案。他密集的針刺沒有一次慢下來，力道和動力也不曾減弱，只會偶爾停下來用一塊布擦去血珠。刺青的疼痛讓我的大腦停擺、喉頭哽咽，但我絕對不能掉下眼淚。
酷刑結束之後，他拿了一塊布綁在我的手臂上，說道：「最近先蓋起來，不能碰水。傷口會有些許灼熱感，但幾天後就會消退了。」他點了點口袋裡的十根菸補充道，「我算你半價，剩下的不用給了，就當作是我為了真主的貢獻！恭喜你！」
我立刻站起身，解開包住手臂的布，走進難民營蜿蜿蜒蜒的巷弄中。我對著迎面而來的一切——人們、石塊、牆上的文字，甚至整個難民營和其存在本身——揮舞著右手臂，質問道：「要到何時？」
更多刻骨銘心的字句鑿在手臂上或牆上，無論寫的是災難日或是苦難日（Naksa：直譯為「倒退」，指1967年6月，即六日戰爭，Six-Day War阿拉軍隊遭到以色列擊敗。），是敗仗還是屠殺，是愛情宣言還是革命情誼，在這個滿目瘡痍、靈魂在旗幟的陰影中渴望著效忠國族的年代，這些字句從人們的靈魂深處，遷徙到不受框架限制的牆面上，在最痛苦的流亡中持續被創作出來。
讓我們冀望生命力會注入銘刻的字句，無論哪個時代，都在難民營的牆上和我們的身上迴響，讓這些聲音傳唱超越邊界、廣為世人所知。屆時，世人可能就會明白：我們寫，故我們在。
我們以牆上塗鴉的小型宇宙戰爭為傲。我們是社區和巷弄的主人，我們是「自由的寫手」，這些是專屬於我們的話語！
- 1.【譯註】1975年到1990年間，因政治和宗教派系糾紛而起的一連串武裝衝突，敘利亞、以色列、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皆參與其中。
- 2.【原註】1975年4月13日，一部公車載著巴勒斯坦戰士穿越貝魯特城郊的石榴眼社區，遭到黎巴嫩基督徒長槍黨民兵攻擊，成為引爆黎巴嫩內戰的導火線。
- 3.【原註】知名埃及民謠歌手兼作曲家（生於1918年，卒於1995年），以激進的左翼歌曲聞名，讚頌窮人、諷刺埃及政治階級。
- 4.【原註】全名「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程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Works Agency for Palestine Refugees in the Near East），1949年成立的聯合國部門，為巴勒斯坦難民提供援助，至今持續在難民營供應配給糧食、教育和其他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