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化、佔領行動與民主的悖論

責任主編：王顥中

長達三週的立法院佔領議場行動，終於要落幕了。這一場以「反服貿」為支點的運動，衝突之強、動員之大、社會之注目，皆可說是前所未見；但它的具體成果相較其聲勢，卻呈現出了相當的落差，「將《服貿協議》退回行政院、三讀通過《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並在這個條例下逐條實質審議」，這基本上已是運動的主訴求（涵蓋四項訴求中的三項），但即便是6日王金平「條例通過前不主持朝野協商」說（相關報導），都不見得能直接推出「先立法、後審議」的承諾，何況在佔領行動結束後，局勢更難掌握，在這個時候退場，只能說是，真的，大家都累了。

被收攏到程序問題上的反服貿運動

關於退場時機，我無緣置喙，強弩之末不足穿縞，硬撐的確不是辦法，或許我們可以這麼看：這場運動一開始就沒有它看上去的那麼強大。它從馬、王鬥爭的裂縫裡擠了進去，也從這裂縫裡再擠了出來，330五十萬群眾瞬間消失，已見端倪；而或許是一開始沒有準備，又或者決策者始終盤算著自己與馬、王間緩衝的餘地，這一場包含了「反中」、「反馬」、「反服貿」，以及始終未進入運動主要議程的「反自由貿易」，最終被收攏到「反黑箱」──一個僅僅是要求形式上的程序問題，而與「民主」想像，都還有著很大差距的論述上。

兩岸協議監督機制需要法制化，起因於憲法架構下，兩岸關係定位不明確，大法官釋字329號解釋肯定與「外國」簽訂協議時，立法院的審議權，但卻無法對「兩岸」的協議做出相等的解釋，使得兩岸協議的國會監督機制缺乏法源依據，在三權分立的體制下，這固然是個問題，也不見得不迫切，但問題是，是不是需要用運動的力量，去造就這樣一個體制內的遊戲，則牽涉到對「運動」的看法，這是我以下所要討論的。

我們看看在服貿爭議中的正反方都喜歡援引的《美韓自由貿易協定》（FTA），是什麼讓兩國重啟談判，遷延了那麼多年都無法洽簽完成呢？2008年，針對在《美韓FTA》談判中，韓國開放美國牛肉進口的議題，引起了大規模的抗議，當年5月25日，男子李炳烈自焚；6月10日，百萬人上街頭，以「燭光示威」的方式表達抗議，這使得當時上台剛滿百日的李明博政權面臨了空前危機，最後放棄30月齡以上美國牛肉的進口以平息眾怒。

TPA授權：駕空國會的「法制化」

在美國，同樣地，由於廉價的韓國車進口，將對已經奄奄一息的美國汽車業產生嚴重的衝擊，《美韓FTA》受到美國鋼鐵汽車工人工會（United Steel Workers, USW）持續的強烈抗議，USW主席Leo W. Gerard 引用美國總統林肯蓋茲堡演說（The Gettysburg Address）中「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回應：「美國有一個由企業治理、企業享有的民有政府」、「被貿易談判傷害得最重的人，在談判桌上沒有一個位子，而從中獲利最大的企業則有」（相關報導）。

Gerard的話很清楚，重點在政權所代表的階級利益，而非民主程序的問題。

是美韓兩國工運及社運的力量，卡住了FTA，程序不但不是它的阻力，反而是為其服務的。在台灣這一波反服貿運動的訴求中，還存在著一些誤解。一樣從《美韓FTA》簽署的歷程來看，2002年，美國小布希政府取得國會的「TPA授權」，進行包括《美韓FTA》在內的多項自由貿易談判，「TPA」指的是美國《促進貿易推廣授權法案》（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顧名思義，它是一部促進、推動（Promote）自由貿易的法律，所採取的方法，是經由國會授權，讓總統在一定期限之內，與外國簽署自由貿易協議，這些協議帶回到國會內，進行包裹表決，省略冗長的國會程序。

2007年6月，趕在國會授權期結束之前，小布希政府與韓國簽定《美韓FTA》，但是，這種「快速通關」的邏輯，沒有辦法得到雙方國會的認可，談判再起，又經歷了五年，到了2012年，才完成整個程序。也就是說，「TPA」這個所謂的「特別立法」，是一個讓政府可以逃避既有國會監督的設計，簡言之，它破壞了，而非強化了既有的國會監督機制。事實上，自從2007年之後，美國國會就一直拒絕再對美國總統進行任何的TPA授權。

對於這點，力主「法制化」的人，例如中研院法律所的黃國昌，把「TPA法案」這個根本是「法制化」強化監督的負面教材來當做例證，立論實在太過薄弱。也許，想要從價值觀落差過大的群眾中找尋公約數，或者設定與自己對手折衝的餘地，運動的訴求最後收攏在程序議題上，我認為可以理解，但如此，卻帶來在這場運動中，對「民主」詮釋的一個悖論。

運動的自我取消

佔領行動起因於制度的失效，這個失效，不僅僅是因為制度上的不完備，也因為在當前兩黨政治結構下，無法完成對自由貿易協議的有效監督；一旦制度完成，又回到這個政治結構下去進行審議，頂多也只是提供在野黨一個舞台，而假使到時候結果還是不樂觀，佔領行動已經結束，哪裡還有正當性和動員力去進行反制？

更重要的問題是，行動者自己如何看待「民主」？既然運動本身就是對體制無法實現民主的反制，那麼為什麼是回過頭去要求體制自己去修改遊戲規則、再自己重新審議，而不是用運動的力量來監督、壓迫體制，以完成運動的目標？連行動者都不能將行動本身視為民主（至少是）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在行動中實現民主，動不動想要回到體制裡面解決問題，這種自我否定的思維，最終也只能仰既有政治權力的鼻息，而難以從運動中鬥爭出政治的力量來，書空咄咄，則運動所想要拉出的另一個主訴求「公民憲政會議」又如何能產生實質的推動力呢？

我並非要在此論證形式上民主程序的無效，而是企圖說明，繞開核心的「價值」問題，是無從施展群眾的力量的。

在佔領行動這二十幾天裡，群眾一直沒有把議場內的警力真正排除，反而漸漸形成了一個「共管」的秩序；而佔領行動，也始終表明並未以癱瘓國會運作作為目標。佔領沒幾天後，立法院的各委員會就開始運作；而佔領行動最終，宣告恢復議場，讓週五院會得以如常進行。這些固然都是行動中諸多折衝的策略，但這樣的空間與權力關係，卻也充滿了對於這一場行動的隱喻，那是一種「反叛」與「順服」，既突兀又和諧的狀態。而這，也是我們必須面對與克服的狀態。

318群眾進入議場後，抵擋住警方的攻堅，但從那之後，就沒再排除議場週邊的警力，形成「共治」的現象。（攝影：孫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