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王顥中
作為一個研究生，同時參與社會運動，越來越深刻感受到所謂學術政治，知識系統之間的合作、分化、鬥爭，以及攻城掠地。時至今日，我已不再天真地希望自己能不被捲入其中，或超脫一切。但比較希望的是，或許我們至少能夠比較看清楚這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也就是稍微退後一點點，想清楚各方到底把這些知識、論述、群眾擺置在什麼位置上，能夠有些反思。而對話，或許必須得從這裡開始。
雖然我一直試圖對抗那所謂的「正當性」問題，但似乎還是不得不趁著自己還算保有某種意義上的正當性（還是個學生、參加運動、運動經驗不多、念過的書不多、雖然開始試著自給自足，但經濟還算過得去、興趣癖好或慾望都還不算太邊緣...），在這樣的時刻，我能夠採在這個位置上跟這個「位置」所被賦予的政治正當性進行對話。
本文對話的對象大致還是所謂知識份子，包含對知識與實踐的關係感興趣，也試圖就現在的運動、對運動的批評或對知識的批評進行討論的人。我不想點名或明確引用，也無意使這些討論變得過於針對性，因為我相信這是具有某種普遍性的問題。此刻非常氾濫的，針對知識份子之「傲慢」的批評，我不否認傲慢、威權的知識份子確實存在，但我想重新思辨一下這種批評成立的條件。最終希望能商榷的還是倫理問題，姑且說是對於知識與實踐這組關係的倫理問題吧，是對於自己所預期身處位置的重新檢視、解釋、揭露和對話。我也必須承認我很粗糙而隨興地混用了「知識／理論／論述」，對比於「實踐／運動」，而暫不作細膩地區分，但我的文章比較著重的是這些名詞所產生的效果，而非它們到底是什麼。
群眾／學生的異質性
第一組問題是關於「異質性」。
應該不太會有人否定異質性的存在，我們面對任何一種整體性的分析或解釋──「這是一場不反自由貿易的運動／這是一場反中運動／這是一場族類主義的盛宴／這是一個忘記野百合的運動／這是一個屬於新世代的運動／這是一場學運...」，凡是採取過於整體性的閱讀，都可以簡便地以「這篇文章沒看見異質性」作為回應而打發掉。
但是，只有針對某些特定的批評，知識份子會成為「傲慢」的。例如，宣揚這是一場忘記野百合的運動，沒有糾察線也不檢查學生證，大概頂多得到「太快歷史化」或「分析錯誤」等批評；但如果批評的是運動主軸不反自由貿易或新自由主義、運動太守秩序、運動強化反中情緒，這類批評通常會得到兩種批評，第一是批評你沒有看到「異質性」，第二則是批評這是學院的知識語言，不貼近群眾。奇怪的是，前者或許還是教授寫的，後者卻可能是同為學生／群眾的我所寫的，那麼所謂「學院知識」的檢證標準究竟為何呢？同時，針對後者的兩種批評甚至在根本上是矛盾的，主張這是菁英知識語言而不貼近群眾，恰恰也就是取消了群眾的異質性，否定了群眾跟這些知識的可能關聯。換句話說，當今天整體運動的走向、最後決策結果看似放棄了反自由貿易、看似張揚起反中的民族主義，有些人可以很善意地說：這是群眾，我們要去理解、觀察群眾。但這種說法顯然就暗示了，反對以上兩者的群眾就不是群眾。
另外一個例子，是批評某些使用酷兒、基進或左翼語言的論述，聲稱能夠使用這樣的語言也是一種階級，而這個階級身分需要反省。這樣的話乍看很有道理，因為反思反省太重要了，我不反對任何人去做自我的清理與反省，這工作怎麼樣都不嫌多，但拿這樣的表述來要求別人基本上就有個大問題：如果主張群眾的異質性，那我們憑什麼相信，會在無論是酷兒、基進或左翼論述，這些知識的積累與傳播過程中得到養分的人，就必然是在上層的階級位置的人？我們又憑什麼相信，不採取這些論述的人，位置就不高？這種區分，本身又是什麼樣的一種傲慢與藐視，可以為群眾代言「這太高深了、不溫柔細膩貼近群眾／學生、這對群眾／學生是壓迫」？
這種選擇性的「異質性」觀看是有問題的。我並非否定異質性，但我認為必須看見權力的問題。
權力？資本？
接續以上，階級大概還得扣回資本的問題。抱持批判態度的人，往往會因為其「批判」的形式，而被分配到「有文化資本」這樣階級位置。但我覺得，如果被罵了，那我們至少應該要求一個比較清楚的分析，表明說這些話究竟在什麼程度上取得了可供再生產的資本、取得了權力、取得了可以轉換地位的能耐？
在一場台港民主化工作坊中，吳介民曾說「左派不要幼稚」，這確實沒錯，我們應該務實地、紮實地來談具體權力問題。
就拿攻擊「太陽花」成為學運標籤這件事情來說好了。對某些人而言，當事情已成定局，再繼續批評這件事，喊說我要菊花、菊花比較好，似乎就變成了「自以為酷兒」的炫耀與展示，更甚之是一種知識階級的傲慢。但我們也來回到原點，回到權力運作之處，在「太陽花」理所當然（或者文學中美好的意外）成為運動符號之前，這些要求著以菊花為名的力量曾經出現，卻在角力過程中被排除，以至於必須不得不像是側翼一般成為「展示」，它甚至只能是展示。這是什麼天大的權力？
而那些認為自己始終跟運動、跟學生站在一起的學者，顯然也看不見（或拒絕看見）「學生」當中的複雜權力關係，以至於面對「應當反自由貿易」的批評時，有些人就會很快地跳出來說這是知識份子的苛求、這是知識權力的傲慢。同樣回到真實的權力關係中，如果這些權力真的如此巨大、有力，以至於能夠傲慢起來，那麼那些始終支持反自由貿易的、或者支持台獨解決一切的，怎麼會理所當然地就被排除在最終決策之外？
最後一個例子是賴麗芳發表在苦勞網【想像不家庭】系列的文章〈農村＋貧窮＋酷兒＝我不配〉，文章發佈之後，我很直接地看到許多批評也不脫「酷兒搞得很菁英」、「故意寫得沒人看得懂」、「請寫人話」等等。我必須自己承認，我非常不習慣這篇文章的寫作手法，或許是我自己腦袋還是慣於條理式的論述。但講這些話的人迅速貼上這些標籤，似乎就沒有搞清楚之所以事情非得這樣說，就是來自於現實中具體而殘酷的懲罰機制。但在這種殘酷機制底下所能擠出來的表達，對於某些宣稱是「真正不傲慢」、要「貼近群眾」的人來說，這算不上衝撞，而且還是菁英的。
我不否認所謂的「言詞糾察」的權力運作的確存在，但今天運動的決策核心最終依舊排除了那些「傲慢的知識」時，這些「傲慢的知識」究竟握有多大的權力、造就了多少壓迫、促成多少改變？我們能夠具體且紮實地評估這件事情嗎？
知識 vs. 運動
至今為止，我所投身參與較多的三場運動：反媒體壟斷、華光反迫遷和反服貿，恰好也經歷了許多在知識激起的爭辯，我並不覺得批判知識和我的運動參與是對立的。更進一步來說，我正是在參與運動的過程中，不論是身體的經驗，或者思想上的爭辯，從中得到成長與養分。作為一個大學生（至今是研究生），也作為一個參與運動的民眾，我時時不解許多老師總踩在「為學生、為運動辯護」的位置，而他們的辯護卻沒能看見同樣作為學生和運動者的我，繼而反駁那作為我的養分的知識，同時斬斷這些知識和運動的連結。
因此，我反而開始對於這種宣稱在學習街頭知識、群眾知識、運動知識的所謂知識份子感到質疑。宣稱民眾是會改變的、運動是會改變的，所以先不批評、不介入，那麼難道護家盟的群眾就不會改變嗎？就沒有異質性嗎？他們可是一出場就開始被各種知識抓著打、批評他們的邏輯不通、批評他們的愚蠢可笑呀。而聲稱運動還在變化中所以不介入分析評論的社會學家，難道要等到社會停下來不再改變之後才開始研究社會嗎？然而，這種在街頭旁觀（學習），不做評論，只是支持鼓勵學生運動的位置，反而卻是「行動派的學者」；拿起筆來分析、特別是做出某些批評的學者，就被叫做「學院派」？又或者，開始批評起其他學者，卻遲遲不對學生攻訐，年輕人會改變還要學習，難道學者就不會改變？我真的不在乎什麼學者學生或者民眾的身分，我在乎的是權力運作。
所以，到底知識在這樣的運動場域中扮演了什麼角色，不同的知識掌握了怎樣不同的權力？有些知識的「知識」身分幾乎是隱遁地，例如自由經濟的知識，這產生了最弔詭的結果，也就是長期以來掌握最大權力、宣傳滲透最有力的「知識」，在這裡卻顯得最中性。而與「群眾」關係最「格格卡卡」的知識，就成了最傲慢、最不貼近群眾的「高級知識」。但我們到底怎麼從「群眾」的喜好或者聽到這些知識時的舒服與否、受傷與否，來評估這知識力量的溫柔與否，以及該知識的分析是否貼近群眾處境、是否指向更開拓的政治可能性？
運動或實踐的經驗當然時時能夠凸顯出知識語言的不足、理論的不適用，但同樣地，知識理論也時時培育著實踐者的思想，促使我們發展出更多的可能性，以及更貼近我們處境的檢討反思。我們確實需要各種不同層次的理論和實踐。有人擅長在某個特定層次上工作，有人則擅長將多個層次的議題連結橋接，好比有人擅長衝撞，有人擅長組織深耕，有人則擅長合縱結盟。我認為這種「知識 vs. 運動」的對立，不該再被拿來當作鬥爭的工具。
回到我自身的位置吧，我最終是想反對一種粗糙地對於（階級、實踐程度、甚至有沒有判刑坐牢的）「位置」來換取「論述正當性」的原則。雖然因為我在現場待久了，然後也在行政院被警察打了，因而似乎換到了某個較正當的發言位置，但我對此卻無法感到開心。我所設想的是，我們都必須誠實一點地面對自己的位置，作為一個運動參與者，同時也試圖在生產知識。不去迴避關於知識內容的爭辯，也不迴避關於運動路線和效應的爭辯；不躲在任何群眾的後面，也不為了討好群眾而擺出與群眾同在的姿態，而放棄各種實質的批判。如果這樣的位置必定會被視為是「傲慢」的，那麼我也得選擇誠實地站在這裡，面對我的論述或實踐的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