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陳逸婷
3月底，《破報》無預警宣布停刊。《立報》內部進行改版縮編，原本預計於5月1日推出新版，兩位中階主管決定離職、打亂了改版布局，隔幾日後同樣宣告「休刊」至8月1日，礙於大量解雇的法定程序需有60日的通報期，現有員工於7月中全數解雇，之後視個別意願聘回，根據內部員工的說法：「基本上願意留的應該都留得下來。」然而若回看立報體系過往操作解雇的手法，以及目前已釋出的資訊[1]，聘回的條件，可能包含過往年資歸零及改為學校約聘人員，即使解雇程序與資遣條件合於法規，後續發展仍有待觀察。
是的，《立報》大量裁員是有歷史的。這一段歷史如果沒有梳理清楚，便無法理解二報遭遇的本質問題為何。
資遣歷史的忠實再現
《立報》在1997年7月宣布資遣全數員工，重整後「擇優聘回」，年資歸零。資遣全數員工，其實就是關廠。當時的立報社長成露茜認為這是一個「互相選擇的過程」。在宣布全數裁員幾天前，她開始要求主管、編採組長對員工進行能力評鑑，將記者與編輯分為10等，6分以上算是及格，「想留下者至少要有7分以上的實力」。同樣的，基層的記者與編輯群在「上意下達」前完全不知迎面而來的是什麼樣的結果，儘管早有風雨傳言；宣告全數資遣之後，所有的嘗試溝通與辯論都只是加深挫折的過程，雙方回到勞資關係的位置上，而措手不及的勞工全然沒有談判籌碼。一批年輕的媒體工作者就此離開，另闢蹊徑，而《立報》、《破報》則繼續頂著進步的光環，直至今日。
這段歷史掩沒在運動圈屬於愛提不提的那種分類中。沒有人覺得它特別重要，沒有人特別想去挖掘這段過去，但是人們提起立、破二報的薪資與勞動條件時，又多有一種曖昧的理解態度。17年過去，世新董事會再次決定《破報》離場、《立報》轉型暫退，所有員工對去留無從置喙。17年的經營、台灣社會環境的變化，17年所累積的批判性與進步文章，若真能化為音聲只怕都衝破雲霄，這「進步」累積卻完全沒有在立報體系發生，時空就像停在1997年。
事件爆發在學運末潮，陸陸續續有些學生團體及各方來援（相關報導），多數談法把焦點放在「媒體為社會公器」、立、破二報做為長久以來的獨立、進步媒體，具有公共性，其存廢不應只由董事會武斷決議。
不過，若是要宣稱具有公共性的媒體便屬於公眾，需要把「公共性」論述的更加清楚。某種程度上，媒體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共性，然而具有公共性卻和「存廢應由公眾議定」之間還有一段很大的距離。誰應當來承擔公器的財務盈虧，更是容易被倒打一把的陷阱題。
立、破二報從1997年至今，問題都在於資本的本質，而不在公共性的有無。它一直都是私產，不是到今天才變成私產；它從頭到尾都沒有真的「公共」過，它的公共性是氣質而不是體質。它一直就是私人興學、辦報的成果，那麼依循握有資本的私人意志來定其生死，這件事情有什麼好驚詫的？
令人驚訝的是歷史再現。我有點不服氣地問一個前輩大哥「大家每天在講左派、講階級運動，對這種事都消化得很好齁？」，他回問我「一個進步的報社，從未有工會，怪誰？」是啊，怪誰？
工會從來沒有出現，有其結構背景。我訪問《立報》的員工，急著想知道他的感受，然而令人難以理解的是，他的反應幾乎可說是平靜。他說：「一直都有聽到傳言，常常都會聽說要收，這次只是映證了長久以來的預言。」
所以是早有心理準備了？「就，覺得上面的意志就這樣下來了，不感意外。」
這平靜太超乎我的想像。而據說這「平靜」還是《立報》現任員工之間普遍的氣氛。這當然與《立報》此次提出相當優渥的資遣條件有關，但還是不足以解我心中疑惑，我偏執地往下問：「可是這樣的決定直接衝擊到你們的工作權不是嗎？」
他沉默了一會，說：「我想，很少人是抱著久留的打算進入《立報》的吧。」
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上面」說了算
他協助我歸因。《立報》的人員流動率是出了名的高，主管有時都會自嘲簡直就是在幫各家媒體培養人才；「主要是因為起薪雖然相對於其他地方可能算還可以，但基本上卻不會調薪，這使得《立報》很容易吸引到大學剛畢業的新鮮人，但卻不太可能留住人才，或吸引到有經驗的工作者。」
在兩三年可能就算是資深的環境裡，在沒有人打算久待的氣氛裡，就算想組織起來爭取勞動權益，又能組織誰？
「沒什麼力氣去改變反正是上面說了算的局面。」另一方面，「比較有鬥性的人可能待一陣子就會想走了，留下來的也都是比較能接受現狀的人，沒有長久待在這裡的打算，也就不會想積極地去改變它。」
除了流動率高、難以組織之外，還有另一個更主要的問題：《立報》，一如其他的披著公益性、進步性外衣的非營利組織，容易使外界以及自己內部的員工都忽略當利益衝突發生時，勞資仍然對立的本質。「《立報》員工幾乎都是社會新鮮人，這個生嫩的身份，對組工會其實相當陌生的。當你置身自詡左派的媒體，說真的，你會很自然、完全忽略組工會的必要。或許你會說，有歷史（1997年）的前車之鑑，但事實上，除了主管之外，其實絕大多數人根本不曉得當年的情況，更甚者，根本不知道有發生過這件事。人員快速流動跟歷史能否傳承，我想也有緊密的關係。」
「在《立報》工作的員工，除了主管之外，可能從進來到離開都從未見過所謂的『資方』，講白了『天高皇帝遠』成為常態，以至於根本沒有意識到『資方』的存在。」
動能無法蓄積、身在所謂左派媒體，導致無從意識到自己亦為刀俎上魚肉的可能，我笑說：你們真的放很鬆，但心裡知道這絕非工作者單方面的問題。從這種敘薪方式推測，資方根本就是有意為之。任何一個看重「人」與組織之間累積性與經驗值的單位，不管是營利或非營利，都不可能不隨年資來調整員工的待遇，我想到1997年，孫窮理等人在這場大規模的資遣中離開《立報》，先成立《石皮客》網站，一段話放在〈這是一場搶奪社會公器的戰爭－對外連署聲明〉中：「人不是機器，機器壞了，還要重新再買，人撐不下去了，換一個就好！」這句話描繪了所謂進步報媒背後不為人知的多少辛酸風景。
擺到現在的脈絡底下看，我們能不能終於穿透與剝離所謂「進步」的迷霧、看清在《立報》進步性的背後，一如任何一個畏懼勞工有朝一日生長出自己力量能坐上談判桌的資本家，其實是想方設法地「避免」建立一個健康的勞動環境、涵養願意長期耕耘的工作者。
兩次全數裁員後聘回，倘若都要求員工同意年資歸零，這是開倉庫出清C/P值下降的商品。年資與休假、退休金、薪資調幅有絕對關係，年資就是聘用成本的增加；透過假性的「雙方選擇」來逼走、淘汰不願接受這種條件的高成本商品、與彷彿透過員工自主同意接受而得以重新調降成本的活化舊商品，《立報》管理階層就是這樣看待組織內員工的，何處有任何一點情味可言？
這是它的慣性，是它解決問題的方法，恐怕也是再多的進步言論與公共性都掩蓋不了的事實。
「至少薪水從來沒有遲發、至少我們沒有斷炊過……」我的受訪者說身在其中的人其實感到平穩，我心裡在想，可是薪水不遲發，是一件很基本的事；而且，「雖然它不會遲發薪水，可是它可能隔幾年就會來這麼一次盤點清倉...」我如此回應，受訪者他默默無語，其實我並不樂意讓他無語。
媒體如何「獨立、進步」？
17年來工作者處境沒有改變，雖然這次不認為自己受苦、受委屈，但這沒受苦受委屈，追根究底是因為工作者本身對勞動權益的期待降到極低，而非資方有所作為。訪談結束之後，我在想，這17年間若立、破二報曾成功組織起工會，事情能有何不同？資本不是仍然握在世新董事會手中？存續與否不是一樣由他們說了算？
我能想到的，至少在「上層」時興這種黑箱決策的環境中，勞工有可能早一步反應、往上要求參與決策。不至於一次一次在高層意志之下，說賣就賣。最少，爭取一些從內部改善體質的機會。沒有組織便沒有力量，沒有力量就只能任其行事，沒有與之抗衡的機制，便只能仰賴資本家的善意存活。
我問「社方讓你們選擇去留，你的決定是？」，受訪者說他還在觀望；我又問「還想留下來的原因是什麼？」他說「不管怎麼說，《立報》還是給記者很高的自主性，這是在別的媒體工作沒有辦法得到的。」誠然。《立報》多年在進步議題的耕耘、傳遞，價值不可抹滅，成家父女辦報的膽識與遠見也應被肯認。但是讓我們再尖銳一點：二十數年來的文化資本最終是累積到誰身上？現在眾人記得成露茜，有多少人記得第一線被逼走的記者？
這件事還得回到勞資處境來看。與其到了死局，才來和資本家求情、論理，真的必須看清其本質。不管號稱有多進步的理念，在利益衝突浮現時，如何面對、回應勞資對立的局面，才能明示理念與實踐的距離。若對彼此位階沒有清晰的認識，並及早健全自身組織，所謂的「獨立、進步」媒體，再換幾組經營者都不可能真的獨立與進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