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王顥中
反服貿運動讓台灣經歷了一場極大規模的政治思辯。待在抗議現場不消幾刻鐘，就能聽到對服貿協議的各種反對聲音。
有的把重點放在程序不正義對民主政治造成的傷害；有的批評黑箱問題，認為人們在面對「不懂服貿」的質疑時，大可承認自己不懂之處，因為這正是政府吝於揭露資訊的最佳證據；有的雖支持自由貿易，卻懷疑這個連本國企業家都無法掌握的政府，根本無力把關外來企業與資金；有的則是關於自由貿易的一般性批判，指出服貿將破壞在地經濟、深化貧富差距；有的並不敵視中國，但視服貿為不平等條約，在貿易條件對等的假象底下，隱藏著台灣中小企業闖不進設有重重無形障礙的大陸市場，對岸大型國企卻能在透明開放的台灣市場侵門踏戶的殘酷商戰……
然而，多數意見不會止於這些對服貿周邊議題旁敲側擊、或者對於核心的社會科學議題僅進行理論性分析的層次，而忘記強調中國作為一個特殊貿易對象的因素，換言之，人們不會忘記強調簽定的對象是中國──是個對台灣充滿威脅的國家。
中國因素
當然，由此將反服貿扣上恐中、台獨的帽子，便是犯了邏輯上的跳躍。特定地因為貿易對象是中國而反服貿者，仍可能在國族議題上抱持較為中性的態度。中國身為一個規模龐大、法制不全而且積極以政治力干預市場的經濟體，人們不必戴上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不必有憎惡、懼怕中國的情結在先，也能得出應該審慎以對的結論。美、日、韓等其他國家，縱然對中國沒有像台灣如此深刻的歷史糾葛，在與中國互動時亦保持高度警戒。
不過，公民論壇的多數發言者自己並不是很在意這道國族中立之界線。有人擔心跟中國往來引發的文化衝擊，「洗頭即洗腦」，以後就算在理髮院跟洗頭小妹聊天都可能感染統戰思想；有人顧慮國安問題，認為中國將掌握台灣的國土資訊；有人害怕經濟侵略，覺得中國會把整個台灣給「買走」，養成台對陸的經濟依賴之後，再以毀約的威脅將台灣逼向政治統一。許多人不諱言表示自己就是不喜歡簡體字與北京腔，大方喊出「台灣獨立」者也大有人在。
不難從人們的修辭方式發現，現場瀰漫著一股多少受泛綠文本影響的國族主義氛圍。當然，這並不意謂著反服貿運動骨子裡是泛綠政治運動；遑論能就此證明在野黨才是運動的幕後主使者。畢竟每個時代的新思想總是批判地繼承自上個時代，同理，如果說民進黨是自白色恐怖的年代發跡，而民進黨如今藉著妖魔化中國以販賣恐懼的技法，亦與當年的反共宣傳頗有異曲同工之妙，這也不能代表藍綠雙方的意識形態具體而言有何共同點。
至於要說這場運動充滿自信的國族主義色彩，會讓左派[1]顯得格格不入，這肯定也是多慮了。畢竟運動本來就不是鐵板一塊，人們共享目標卻依然百家爭鳴。反服貿運動內外，確實都有左派份子堅守不碰觸統獨議題的分際；但另一方面，也有左派與國族主義在其他論戰中以不同方式結合，激盪出更多火花。
反服貿的左獨
國族主義在通俗的政治光譜中偏屬右派；但話說回來，左派的歷史實踐也時常與國族主義合流，而這並不代表這些行動者的思想不協調，或者政治光譜一直都畫錯了。左派與國族主義並不表現為思想內涵的勢不兩立；而是用以貫徹世界觀的向度不同。左派不會優先選擇民族作為剖析議題的切入點，卻可搭配對於共同體的各種想像。可能是個流連於小農市集的地方主義者，可能是個熱衷於母語政策的國族主義者，可能是個上街譴責他國戰亂的世界主義者，亦可能以上皆是，立足於故鄉家國的主體性，與接軌全世界的目標互為表裡。
這樣的觀點對那些比較開明、新式的左派而言自然不足以造成困惑。在此只是想補充另外一點，那就是這樣的觀點在較早期的左派當中也已有跡可循：
這段話後續的政治意義並不大（後來的中國顯然並未認真對待這段話，到了這段話被收錄進〈毛語錄〉的文革期間，中國僅剩下美帝、蘇修等革命用語的包裝，讓國族主義與世界主義保持著乍看之下的結合），但在1938年提出的這段話本身代表的是一種非常純粹的左派理想。同時也非常務實，因為國族主義的語言更容易感召群眾、擴大結盟。左派不等於保持國族認同上的真空，而應該權宜地將國族主義與眼下的鬥爭目標結合在一起。
至於服貿協議作為全球化浪潮當中，一個巨大經濟體併吞小型經濟體的條約，其結果將是導致資本的自由流動與更大規模的勞力向下競爭。既然反自由貿易與反中之間存在著利益的交集，一個人自然能同時是個左派、亦是個獨派。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這場運動的多數參與者仍是懷抱著泛綠國族主義的思維，但最活躍的核心成員在政治光譜上卻是偏屬左獨的位置。陳為廷在想想論壇上「台灣獨立」加「打倒資本主義」的作者介紹、林飛帆與史明的互動以及議場內的鄭南榕像皆是象徵。
但在另一方面，策略性結盟帶來的風險之一，便是國族主義的喧賓奪主與運動的變質（這點可再次在毛澤東的中國看出端倪。）即使本次運動的核心人物偏屬左獨，但經過與決策圈內其他公民團體的交涉往來，最終做出的決策調性並不算左，甚至帶了點為人詬病的布爾喬亞價值。而在場外還有更多聲援者，將運動包裝成非左派所樂見的樣貌──泛綠陣營趕來收割，在立法院彼端開起馬政府的批鬥大會，將問題窄化為政府無能、國共聯合賣台的老調；而同情運動的外界輿論雖然不致將運動抹綠，但各種主流價值仍不動如山，只是轉而為運動服務，面對政府「不簽服貿會影響貨貿與TPP」的反擊是「海協會都說服貿貨貿能同時談了」、「AIT也說服貿無關TPP了」而非「那就別簽」，此時左派恐怕也只能尷尬以對。
如何避免左獨反被收編並化約為獨派的一部份，將是檢驗策略性結盟成功與否之重要判準。
挺服貿的左統
相較之下，已不大流行的左統處境則頗為侷促。
左統在修辭上或許有著比左獨更不容挑剔的政治忠貞。如〈評反服貿運動之一：反服貿運動、全球化與階級問題〉 與〈「不反服貿的反服貿運動」──試論三一八學運的性質及其可能的啟示〉 等文所示，他們大多熟於操作左派社會科學用語，較少混雜田園牧歌式的文學用語[3]。 但如果這算優點的話，這也似乎是左統論述僅勝於左獨之處，另一方面還反而讓左統的弱點欲蓋彌彰，令人眼花撩亂的雄辯取代了明確的表態，過度氣急敗壞地批評對手暴露了自身立論的空洞。
左統看來面臨了左派與統派價值的矛盾；畢竟反對自由貿易對左派而言可謂幾無妥協空間，最適合為此下註腳的當屬馬克思的一番話：
然而，這種矛盾並非沒有統合在另一種視角底下的餘地。對於那些相信中國仍未偏離左傾路線的人而言，中國對外的經貿往來並不能以自由貿易的方式理解。這種立場的中國史觀，一方面可以是將改革開放以來的體制，視為修正了極左、冒進錯誤後的務實社會主義（如此一來，改革開放便是一個歷史斷面，切割了兩種不同的實踐嘗試）；另一方面可以是如陳明忠先生的觀點，將可溯及馬列的兩階段轉型理論加以變通，論證共產社會通常應是以資本主義的發達生產力與社會主義的平均分配為基礎，但中國這個後進國家卻直接利用社會主義階段先求均再求富，越過資本主義並持續朝著共產主義邁進（如此一來，49年以來的不同體制便存在著一脈相承的關係。）或者如中共官方的觀點，辯證地結合這兩個方面，承認中共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犯了錯誤，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政治動員造成了不必要的巨大犧牲，但諸如橋樑道路與工人的生產線紀律等軟硬體遺產，皆與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如此飛速成長不無關係；因此中國雖曾經犯過錯誤，但正是自錯誤中汲取了脫胎換骨的養分。
如此一來，左統可以歡迎服貿將鄉鎮企業、華西村等經營模式引入台灣，達到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滲透資本主義的效果。
然而即使上文證明左統自成一格的世界觀能化解自相矛盾的批評；卻仍難以免於招致昧於事實的指控。單從大政府與統制經濟等表面特徵並不能證成一個國家的左傾路線，例如納粹與兩蔣等極右派政權都會以非常嚴密的國家機器干預經濟。一旦進行更仔細的考察，便可以從近來中國民眾抵制家樂福、打砸日系車等仇外行動，看出中國已成為激進的國族主義國家，而本次反服貿也出現了台灣留學生遭中國網友圍剿、台灣樂團引發中國樂迷眾怒等新聞。如前所述，國族主義當然不等於右派，然而如果這個國家真的對左派思想仍有忠誠可言，他們該如何對自己把國族主義應用於與階級鬥爭、世界革命毫無關聯的議題上，以及不支持台灣追求經濟自主的事實自圓其說呢？若再進一步考察中國在經濟方面是否有真正追求平等，將生產成果返還給工農階級；政治方面是否有落實新民主主義、人民民主專政的理想，對中國走在左傾路線的命題，又將造成何種衝擊呢？
左統在面對這些否證中國為左派國家的報導時，反應往往十分消極。他們可能會指出台灣的輿論媒體受到歐美影響，對中國的實際狀況缺乏客觀認識。這雖是一定程度上的事實，但對於解決眼下的問題沒什麼幫助。
又如許育嘉的〈「反服貿，反自由貿易」？別再混淆不清〉一文嘗試在不涉及中國現實的情況下支持服貿（或者按作者自己的說法，他不是挺服貿而是討論一種「灰色地帶」），論證服貿能使台灣參與亞洲區域整合、協助其他國家牽制歐美新自由主義霸權。既然左獨能有其策略性結盟，按相同標準，左統與中國的結盟也不必以中國仍走在左傾路線為前提。
然而這歸根究柢仍然不能真正繞過對於中國現行體制之釐清──中國若也算是資本主義，或者更糟地，若中國算是一種專制腐敗的黨國資本主義，那麼這種幫助資本主義世界重新分配權力、乃至支持一個劣於資本主義的體制繼續存在之訴求，便顯得跟左派的信念毫無瓜葛。況且，反對自由貿易卻不反對牽涉更複雜資金、技術、勞力流動的服貿協議，只是會使這種立場變得更加荒謬。
該文同時示範了左統較常見的一種「先統後左」之論述策略。其最後一步的陳述方式是回頭放眼台灣，提到經濟發展對工人運動的重要性，讓步至這種程度根本呼應了主流經濟學「真的關心工人，就該先讓資本家賺錢」的涓滴理論，也就是乾脆在統派與左派之間取捨了。我並無意指稱這種立場行不通，而是這種搖擺出左派界限的立場已不在本文所欲討論的範圍。
出於論證中國現況方面的弱點，導致左統在本次運動的論戰中，比較可行的反而是採取以批判對手親美、泛綠或布爾喬亞，代替主動立論的反面策略，如上述「批判與再造」中諸篇所示。
結語
上文已經簡單討論了左獨與左統在本次服貿論戰中的自我定位、維持又「左」又「統／獨」之論述一貫性的情況。在我看來，這個問題對左獨要比左統更容易。畢竟左獨所面臨的情勢，與其他弱國面對列強環伺而激發出左派國族主義意識的歷史並無二致；但左統卻不但必須違逆這種與弱者站在一起的基本立場而行，中國根本已經不怎麼左傾了的現況，也令左統焦頭爛額。
最後，僅以上文進行國族主義討論時產生的兩個延伸啟示結束本文：
首先是希望確立對自由貿易的一般性批判作為左派的基本立場。
服貿確實不能簡單地理解為自由貿易，它是開放策略與策略性開放之結合，既算是、亦不算是自由貿易──很遺憾地，我的意思是指中國政府在此示範了積極主導各項產業發展的策略性開放；台灣政府則示範了一味相信自由放任的盲目開放策略。反自由貿易不等於鎖國，反服貿也不應導引成反對中國的那種貿易策略；正因反自由貿易，我們應該要求自己的政府更加倣效對岸那種對於哪些弱勢產業產業該在保護環境下吸收外來資金人才與技術、哪些強勢產業該獲准對外開拓市場版圖都有精準掌握的，有計劃、有節制的開放。
左派能基於鬥爭目標的需要而權宜地與國族主義相結合，這個目標應置放於反對自由貿易的層次。因此，左獨應該努力引領思考，讓國族主義聚歛而來的輿論進一步得到昇華，而不只是停留在反對跟中國貿易的格局。左統也不該被國族主義所困而幫自由貿易開脫，導致言不由衷或「先統後左」的困境。
第二個啟示則是希望從本文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出發，延伸出關於政治光譜的再思考。為了與主流輿論盡可能保持一致，本文是採取一種直觀而通俗的、相對於病因學而言的形態學分法──不是先確立左統左獨的立場並討論他們對服貿的態度，而是從挺／反服貿的結論回推出左統左獨的立場。這先入為主地排除了更精緻論述之下的不同組合，例如〈中國大陸的資本積累與開放的邏輯〉 一文便指出服貿將使兩岸的工人同時遭到跨國資本的壓迫，採取此觀點的左統並沒有什麼不能反服貿的道理。
那麼同時，本文也就繼承了通俗分法的粗糙問題。如果說左右派本是各個時代政治事實的層層堆疊、而非理性思辨的產物，自然會有定義不嚴謹的問題（例如無政府與法西斯等主義，至今仍很難在政治光譜上畫清位置）；那麼，統獨亦然。況且統獨的他者色彩亦十分明確，雙方皆是在刻板印象中認識對方，以致於泛藍國族主義文本誇大了所謂「獨派」樹典忘祖、刻意挑撥國際秩序等傾向；相對地，泛綠國族主義則誇大了所謂「統派」賣台、媚共的傾向。
藉特定議題進行政治光譜之定位非常簡單明瞭，而在不同陣營長時間的對立之下，人們也養成了自動選邊站的反應，以致於這個作法能夠發揮差強人意的用途。然而無論是是在統獨向度上，同樣主張維持主權現狀並與中國和平共存的多數群眾，因為該主權應作中華民國或台灣的名目爭議而被分為統派獨派，繼而互相視如寇讎，或者在左右派向度上，連左派份子自己有時也可能誤以反核、反開發等證據定義左派，而忽略了左派在某些脈絡下提出不同看法的可能；我們確實應體認到，這種膚淺的作法會招致混亂。畢竟政治光譜不只是關乎特定議題之選擇，更重要的是對其論述內涵、修辭及背景脈絡等細節進行更為細緻的考察。
這不只是為了理論上的精確性；更是為了付諸實踐，讓不同陣營的人們真正傾聽彼此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