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結 追悼孟加拉熱那大廈浩劫

責任主編：孫窮理

• 作者：John Smith（英國金斯頓大學教師）
• 譯者：周世瑀
• 小郎、許鈺羚對譯文用詞提出修正意見，謹此致謝

熱那大廈浩劫遭活埋的製衣工人。（攝影： Taslima Akhter）

引言

2013年4月24日1,133名製衣工人在熱那大廈（Rana Plaza）倒塌時喪生一全球產業總工會（IndustriALL）秘書長萊那（Jyrki Raina）稱之為「大規模工業屠殺」一彰顯了低工資國家的浩繁工人為提供製成品、 中間投入以及歐洲、北美和日本企業的龐大獲利時所承受的工作環境。由於孟加拉工人已然忍受飢餓工資（starvation wages）、超時工作和凡欲改善工作環境即遭殘酷鎮壓，全球數百萬人對孟加拉工人在熱那大廈浩劫再受折磨及其悲慘的境遇同感驚怖、氣憤和痛惡。熱那大廈浩劫使低價服裝的消費者負疚亦使依賴八成至九成價差坐大的連鎖零售業巨頭連忙與此一浩劫撇清。熱那大廈和其劫餘故而提供了一個有用的個案研究，運動者（activists）和工人聯合會（trade unions）如何試圖對飽受剝削和壓迫的工人展現團結。孟加拉製衣業體現了全球南方國家所追求的出口導向策略並彰顯了南方國家勞動人民所面臨的挑戰。

本文第一節首先評論熱那大廈浩劫的關鍵所在，對所有國家之勞動人民至為重要的三議題：生活工資（living wages）、 工作場所安全及工會組織之必要。

第二節審視外包和移民之相互關係，限制工人自由移動正為帝國主義的國家和（南方的）國家如孟加拉工資巨大差異的主因，由於孟加拉移工的海外匯款遠勝製衣工人在該國工資之總合，是以身為全球時尚品牌之供應商的孟加拉尤為誘人。

第三節經由生產已然全球性轉移至低工資國家的孟加拉之例證，進一步審視全球脈胳中的孟加拉，該轉移可視為新自由主義時代最重要的轉型。該「全球性轉移」係北方資本家為削減生產成本遂以「興起的國家」之低工資工人取代高工資的國內勞動，導致帝國主義國家之利潤、繁榮及社會和諧益發依附對孟加拉工人及他處而得的超級剝削 ──帝國主義之高度資本主義形式已然澈底改變了世界工人階級的面貌。

第四節思考孟加拉、中國和其他低工資的工人對全球財富和北方獲利的貢獻何以由於國內生產毛額（GDP） 和生產力數據所隱含之偏見和扭曲而化於無形。本文論證GDP並非如同經濟學者所稱量測「國內產品」，即一國之企業所生產的總值。相反地，GDP所量測者係企業所占有之總值，由北方「領先企業」所占有之絕大部分價值顯現於北方的GDP，該價值係由孟加拉製衣工人和中國iPhone組裝工人所創造。因此，GDP既低估了南方的勞動對全球財富之實際貢獻，也隱蔽了該貢獻之絕大部分已然轉移至「已開發」國家的企業、政府和消費者。

本文最後簡論全球危機之時的工人階級團結（solidarity）。

一、建立團結（solidarity）及國際工人的團結（unity）──孟加拉的啟示

熱那大廈浩劫造成1,133名工人死亡，約2,500名工人受傷，約有800名兒童成為孤兒。（攝影：Rahul Talukder）27 歲的製衣工人瑞塔（Rikta）在熱那大廈浩劫生還，但右臂截肢，日後無法工作。（攝影：美聯社／Kevin Frayer）在熱那大廈浩劫痛失親人的孟加拉青年。（攝影：路透社／Khurshed Rinku）

孟加拉工人不僅僅例證了極端的剝削也彰顯了日益壯大的抗爭，受僱於出口導向製造業的全球南方百萬以計之工人所累積的鬥爭經驗及其政治意識的萌發。孟加拉時有400萬的製衣業工人發動抗爭工潮，在2006年 、2010年、2012年和熱那大廈浩劫後的2013年5月尤甚。該鬥爭有時猶如具體而微的起事，以提高工資、爭取組織工會的權利和確實執行受漠視的衛生和安全法規為其主要訴求。因許多政府官員本身便是工廠所有者，孟加拉政府遂出動正規警察、村莊游擊隊、針對近來工人抗議的「反恐」快速反應部隊和在2010年抗爭潮時所設之工業警察鎮壓鬥爭，工業警察的唯一任務就是監控製衣區及壓制工人。該工業警察現有2,900人的編制，相較熱那大廈浩劫發生之時僅有51名檢查員負責執行孟加拉20萬間作坊及工廠（含製衣業5,000間工廠）之衛生及安全、最低年齡和基本工資法律。孟加拉製衣廠的所有者從未有人因違反衛生及安全法規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 2013年12月22日塔之林時尚（Tazreen Fashions）的所有者和經理人因殺人罪遭起訴還是頭一遭，再早13個月以前 ，112名工人因逃生門上鎖及窗戶封死而在塔之林工廠大火中燒死。熱那大廈的所有者，熱那（Sohel Rana），僅僅遭警方拘留，在浩劫發生近一年仍未遭到起訴。

2012年11月塔之林時尚的火災引發了非政府組織、國際工會聯盟諸如IndustriALL、全球工會（UNI Global Union）和西方服飾業巨頭代表的密切討論。熱那大厦倒塌使其從速商酌，在浩劫發生二週內與會代表便通過「孟加拉火災及大樓安全協定」（the Accord on Fire and Building Safety in Bangladesh）（見www.cleanclothes.org）。IndustriALL在2013年6月6日發布的新聞稿宣稱該協定係針對「孟加拉製衣業所發生之浩劫的有力回應…該協定不僅為自發倡議，亦為具有拘束力之協議，附有申訴機制並對違反者發生效果。」協定的要義旨在新設一個工廠檢查機構 ，並由國際工會、國際企業各推派代表三名、另由國際勞工組織（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擔任主席的指導委員會監督該機構。協定的當事人同意盡「合理之力確保於二年內對本協議所涵蓋之工廠逐一進行初步檢查」並公布安全報告、提出補救和安全訓練。供應商企業須設立由經理人和工人組成之衛生及安全委員會，工人代表須由工會遴選，如無工會，則由民主選舉選任之。雖然號稱「具法律拘束力」，但該協定對供應商企業訂出的罰則僅僅是失去訂單。整個計劃皆由西方「品牌」出資並依各品牌在孟加拉生產的比率分擔費用。

工人聯合會和非政府組織旋即說服了40個左右的品牌，即IndustriALL在6月6日新聞稿所稱「最進步的全球時尚品牌」，為供應商工廠的致命工作環境承擔部分責任。雖然生產區的工會組織是防止危險工作操作的首要防線，該協定卻對大量超時工作，即關鍵的衛生和安全議題和供應商毋須容許工人聯合會的運作一事隻字不提。回顧熱那大廈倒塌前，數百名工人擠在既熱又不通風的作業場所──「火災及大樓安全協定」並未打算明文禁止危害健康和危險的工作環境。為回應工廠所有者對於國際零售業巨頭苛刻地壓低成本迫使其鋌而走險之怨言，該協定的關鍵條款言明「立約品牌及零售業須與其供應商磋商相關商業條件，確保維持安全工作場所之財務可行性。」然而指導委員會和他人卻無權監督該條文的實施，違反者亦不受制裁。

美國和歐洲零售業巨頭運作了幾個月使得該協定為40多個領導品牌背書，除GAP和沃爾瑪（Wal-Mart）二個顯著的例外。萊那稱該協定為「歷史性」，UNI Global Union秘書長傑寧斯（Philip Jennings）則稱該協定為「終結全球供應鏈向下競逐（the race to the bottom）」的「轉捩點」。可是我們已然目睹1990年代時校園內一波波反血汗工廠行動主義促成了美國總統柯林頓（William Clinton）所稱的「服飾工業夥伴」（the Apparel Industry Partnership）的設立，「服飾工業夥伴」嗣後搖身一變成了「公平勞動協會」（the Fair Labour Association）。該協會找來了美國工會和零售業巨頭共同宣示消除血汗勞動和改善勞動權利，然而該協會也因為由著唯利是圖的耐吉及蘋果以「友善勞工」的形象沽名釣譽為人詬病。企業不僅挹注該協會的財務，並支付協會人員高薪，對企業而言是花點小錢為產品換個「公平勞動」標章。孟加拉「協定」也由立約企業挹注資金。雖然現下論斷該協定尚言之過早，我們當可預期有人付骯髒錢，情況可有改善，也可以減少人命的犧牲，但是該協定不會「就此終止向下競逐」而參與該協定也不意味一個企業「最進步」。

再回到爭取生活工資一事­­，因熱那大厦浩劫後隨之而來的一波波罷工及大規模抗議，孟加拉政府遂發布命令將製衣工人的工資調高77%。此為一重要勝利，但成果與工人在工資鬥爭中要求170%的調幅仍相去甚遠。調整後的工資仍不足以使家人溫飽和支付住屋費用。根據亞洲最低工資聯盟（the Asia Floor Wage Alliance）數據，即亞洲工人聯合會和運動團體例如潔淨衣料運動（the Clean Clothes Campaign）所組成之聯盟，新基本工資僅為一製衣工人為求溫飽、住屋所需工資的五分之一（!），假定一位成年人及其受撫養的孩子二名（見計算生活工資）。2013年的工資調漲──至入門工人每小時0.32美金和技術工人每小時0.5美金──是2010年後工資的首度調整，由於通貨膨脹使得整體物價上揚了28%，基本必需品諸如食物和食用油上漲尚不僅於此。房東已然調高了房租，而先前經驗顯示許多僱主拒絕支付調整後的全額工資。如此微薄的工資卻仍與孟加拉最低的工資相距甚遠，達卡的每日星報（Daily Star）報導指出孟加拉茶園工人的工資僅僅為每日0.71美金。

遭列入黑名單、國家的壓迫和求職的激烈競爭在在阻礙了於工作場所組織工會，全孟加拉僅僅數十個工廠有著正式的工作場所之工會組織。工會的付之闕如使得製衣工人的鬥爭添了火藥味，促使美國政府和歐盟對孟加拉當局施壓，放寬反工會法律，以此安全閥調節工人憤懣。孟加拉政府2013年７月以修改勞動法規回應。然而相關修正反遭孟加拉工會譏嘲為表面工夫和開倒車。要想組織工會得有30%的工作場所從業工人同意參加，儘管工會要求政府降低標準，既有規定卻依舊延用。2013年７月前僱主還針對了組織工會的連署名單進行大量解僱。新法雖禁止僱主取得連署名單，不過工人也明瞭僱主花點錢行賄就能辦事。新法禁絕在加工出口區內組織工會，而許多最大的製衣廠正好坐落在出口區，新法也禁止公部門工人參與工會。人力車司機和進入非正式經濟的工人因不視為工人，所以無權組織工會。

熱那大厦浩劫後，萊那誓言「傾IndustriALL之力為製衣工人創造永續條件，使其有權加入工會，得享生活工資、安全和衛生的工作環境。」西歐和北美的工會僅是讓反血汗的運動者去抗議、倡導慈善，並未發動工會成員表示團結。北美的工會紛紛加入2013年6月的「行動反對危險建築物的國際日」，然而未有證據顯示工會對此事確有實際的作為。工會的反射行為反倒是與帝國主義的政府和國際品牌沆瀣一氣。隸屬於IndustriALL的英國聯合工會（Unite the Union）和北美的鋼鐵工人聯合工會（the United　Steelworkers）在熱那大厦浩劫後數日發布了聯合聲明，呼籲美國及歐洲政府「立即暫時取消孟加拉在（世貿架構下）享有的普及特惠稅制度（the Generalised System of Preferences）」並「制定法律…禁止進口血汗勞動的產品。」[2]如此幾近不加掩飾的保護主義遭到孟加拉的工人聯合會和工會運動者的反對，IndustriALL、UNI Global Union並未對此推波助瀾，孟加拉工人聯合會正為兩大全球工會的會員。

二、孟加拉的移民與勞動市場情況

孟加拉提供了一顯例，在新自由主義時代外包和移民何以成為工資差距驅動的全球生產之轉型之一體兩面，論及1980及1990年代， 西廸奎（Tasneem Siddiqui）表示「工作年齡人口持續外流…對於使失業率持平起了一定的作用。」[3]根據國際移民組織（the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for Migration）數據，540萬孟加拉人在海外工作，半數以上在印度，其餘的人則分布在西歐、北美、澳洲及中東，尤其是沙烏地阿拉伯。2012年時約莫140億美金的匯款流入孟加拉的家戶，相當於孟加拉GDP的11%。同年，孟加拉從製衣出口賺得190億美金，即孟加拉出口總值的80%，但該金額卻包括了進口棉花和其他布料，通常約占生產成本的25%。換言之，2012年製衣淨收益大致與孟加拉工人的海外匯款相等。雖然僅有一小部分出口收益用以支付工資，工資卻直接流入了貧窮的家戶。

世界銀行報告指出英國的21萬孟加拉移工（其孟加拉移工集中度為帝國主義的國家中之最）每人平均匯回家4,058美金，該金額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平均值相近。相較於2013年後調整的孟加拉紡織業平均工資為每月115元美金，或一年1,380元。可以歸結每名孟加拉人在英國工作一年的匯款相當於其妻子、姊妹或女兒（絕大多數孟加拉移工為男性）在製衣廠工作三年的所得。

在2004年與2012年間孟加拉的GDP成長率大約為6%至7%之間，在2009年曾短暫跌至5.7%。然而此一成長率僅能每年增加平均1.4%的就業率，勉強吸收了剛進入勞動市場的人口。二個因素可以解釋此一落差：每週正常工時的增加（孟加拉工時已然為全世界最長）和工資並未隨著勞動生產力同時提高。[4]根據國際勞工組織觀察，「受僱者超時工作的比率增加，然而在所得足夠之事卻鮮有進展。」[5]更有甚者，「從事不穩定的工作和進入非正式僱傭的勞動人口持續攀升。就業與人口的比率之趨勢顯示雖然工作機會增加，但機會往往是不穩定的工作。」[6]孟加拉工人遭遇極為不利和惡化的情況也反映在非正式僱傭，即不受最低工資和工作日上限等法規約束的僱傭，對工傷亦無賠償，更遑論產假，帶薪休假等等。根據國際勞工組織數據，非正式僱傭的比率自2000年已然極高的76.2%再躍升至2010年的87.5％。此一情況對女性工人的雙重壓迫更為顯著：在2010年時有93.3%的女性工人處於非正式僱傭，相較於85.5 ％的男性處於非正式僱傭。

製衣工廠之僱傭（高達85%為女性）被譽為是提高孟加拉女性的社會地位，將女性自家庭的禁錮中解放並進而提高其經濟獨立。然而僱主之所以偏好女性勞動者正因女性地位卑下。根據國際勞工組織數據，女性「機械操作員及作業員」工資僅為男性工人的73％，即便女性大量湧入了製衣工廠，孟加拉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仍為全世界最低。2010年時工作年齡的女性之受僱比率為33.9%，相較於79.2%的工作年齡男性。

三、工業生產全球化及工人階級全球化

新自由主義時代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家經由低工資勞動取代高工資勞動以削減成本和增加獲利之行徑既驅動也塑造了工業生產之全球化。摩根史坦利（Morgan Stanley）資深經濟學者羅奇（Stephen Roach）一針見血地指出：「經由離岸外包壓榨開發中國家相對低工資工人的產品儼然成為已開發經濟體之企業日益急切之生存戰略。」北方資本家實際上有二種方式可自低工資工人身上「榨取產品」：一是將生產過程移往低工資經濟體或僱用移徒至帝國主義國家之工人。國際貨幣基金（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對此事之解釋相當精闢，「先進經濟體可經由進口和移民通往全球性勞動力供給池」，該組織並觀察外包「係較為重要且迅速擴張的管道，其主因在於移民在諸多國家仍備受限制。」

跨國界、工資驅動的生產外包在資本主義的早期階段已有諸多前例可循。然而外包在新自由主義時代益發普遍，成為充盈剩餘價值的來源並維持了帝國主義國家的利潤率。生產外包已然重塑了世界工人階級：全球居住於「興起國家」的產業工人之比率在1980年時為二分之一，在2010年已然躍升為五分之四。同年度，根據國際勞工組織數據，5.4億產業工人居住於「低度開發區域」，1.45億產業工人居住於「已開發區域」。其生產轉移之實際範圍還不止於此。1980年時絕大多數的南方產業勞工是為受保護的國內市場從事生產。新自由主義瓦解了該保護亦消烕了絕大多數的相關工作，同一時期出口導向產業之受僱者劇增， 嗣後，南方工業就業人數的成長經由整合嵌入了總部位於歐洲、北美和日本的北方「領先企業」所掌控的全球價值鏈。該轉移的規模從南方貿易的組成變化中可清楚得悉。在1980年時五分之四的非洲、亞洲及拉丁美洲出口物為「初級商品」，即自然資源及農產品。及至1995年，製造品的比重已然從占南方出口物之五分之一快速成長為三分之二。

新自由主義的勝利並非大勢所趨。並非1970年代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唯一可能的結果。帝國主義的國家加劇之階級鬥爭與越南、伊朗、尼加拉瓜、格瑞納達及他處當年或有可能開啟反帝國主義及通向社會主義發展之門。然而，諸如不團結及領導錯誤等因素終至錯失機會及挫敗。致使革命的古巴踽踽而行。對低工資國家的統治階級而言，以資本主義路線轉圜該危機的唯一方式即是屈服於「結構性調整」（structural adjustment）（此係帝國主義的政府泡製、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執行的新自由主義解方）並經由為跨國企業和「全球買主」提供活勞動（living Labour）步入出口導向工業化一途。南韓、新加坡、香港、台灣占了「先驅」優勢，而其他同樣採行出口導向工業化的國家則是日甚一日「向下競逐」，此一結果早為諸多研究所證實，密爾柏格（William Milberg）和溫克勒（Deborah Winkler）的研究正為其中之一，兩人歸結道：「關於鮮少有國家經歷泛基礎性經濟升級（broad-based economic upgrading）的研究發現已然由近來的研究證實，由大多數開發中國家在1980年代所採取之出口導向的成長策略所創造的附加價值是微乎其微，意味其微不足道的經濟升級」[7]英國工會聯合會（the Trades Union Congress）秘書長歐格雷帝（Frances O'Grady）言道：「孟加拉已然是全球工作環境向下競逐的終點線。」

孟加拉例證了工資驅動的生產全球化的一顯著特性：女性大量湧入低工資國家的工業生產。聯合國一報告寫道，「在全球化脈胳下的工業化，其女性導向已然與出口導向旗鼓相當。」極度貧窮、渴求經濟獨立、開拓的社會視野解釋了何以不同文化和社會的貧苦女性皆向跨國企業或其當地供應商求職。何以解釋對女性勞動者的需求？勞工經濟學者咸認，視女性勞工為廉價、溫順、靈巧的看法應為主因。國際勞工組織報導了貿易及投資自由化所致的性別給付差距，認為此一結果源於「女性不善於談判工作待遇與條件」。謝古諾（Stephanie Seguino）就曾指出性別給付差距最大的經濟體其成長反而最為迅速。例如，南韓的快速成長係得全世界最高的性別給付差距之助。1980年時女性的工資僅為男性的工資之44.5％。然而由女性對低工資和高工時的積極抗爭引領了群眾運動，推翻了美國在韓國扶植之軍事獨裁統治，並為1980年代大規模的工運鬥爭開路。」[8]工廠的女性工人亦於1988年領導了推翻印尼蘇哈托（Suharto）專制政權的鬥爭，作者撰寫本文時，女性工人亦身處柬埔寨罷工和抗議之第一線，去年在孟加拉，女性工人挺身而出抵抗軍人、警察和公司僱來的流氓。與資本家的希望與期待恰恰相反，前述及諸多例子顯示，工人階級運動之潛在鬥爭力量因眾多女性參與其中遂得大為提升。　

四、工資、生產力與GDP假象

由於全球工資差距在新自由主義時代舉足輕重，我們得回顧一下工資差距究竟有多大。平均工資的數據掩藏了國家間日形擴大的工資不平等，低工資國家由於只計入正職，忽略了層出不窮的短付工資和非法低工資，相關數據不免格外令人生疑。中國工資數據往往排除了移工並且忽略了重要的區域差異。美國政府勞工局的統計報告指出，儘管數十年來美國工資停滯不前和中國工資調幅高於通貨膨脹，美國製造業工人平均每小時的「勞動薪酬」（工資和福利）仍遠高於中國勞動薪酬20倍（每小時34.74美金vs. 每小時1.71美金）。全球情況尚不僅於此，原因是加拿大、法國、德國薪酬皆高於美國，而印度、斯里蘭卡、印尼、越南的工資則又遠低於中國。孟加拉的工資又為全球最低。

樣版的失業統計數據在貧窮國家時遇資料蒐集不善和政治操控的問題。統計數據並未考量在缺乏社會保障（social security）機制時，勞工不敢失業，故而不得不進入新興的非正式經濟工作的情況。因此世界銀行提供的孟加拉失業率低得可笑，僅只5%，然而國際勞工組織的數據卻顯示，在2010年時孟加拉有23.26%的工人正處於「不穩定／臨時僱傭」，男性一週的工資為2.2美金，女性則為1美金。

無疑地，工資相當容易受到勞動市場的情形左右，例如打壓工會、大量失業、就業不足、極度的鄉村貧窮、性別與族群分野的操弄，上述因素無一與工人工作的生產力相關。這使人質疑主流經濟學者咸信「興起的經濟體」之低工資純粹是反映其工人之低生產力。西方企業對外包生產到世界的另一端樂此不疲正是低工資並非受低生產力所累的明證。此事為何要緊？因為，大體而言，國際間工資差距如未反映生產力的差異，則必然反映了國際間剝削率的差異。較高的剝削率意味工人創造的財富之中有更大部分為資本家所占有，並經由競爭轉成了利潤。要理解此事如何發生，為何解讀經濟數據時此事卻隱而不見就十分重要。

相較於扭曲工資、就業的因素，GDP、貿易和生產力的統計數據存在更為嚴重的缺陷。問題癥結係概念上的，而非技術性的。孟加拉的製衣出口業就是個明擺著的例子。鮮少有人否認Primark、沃爾瑪、馬莎百貨（M&S）和英國其他主要的零售業巨頭藉由剝削孟加拉製衣工人獲利。細想一下便察覺還有其他受益者：坐擁建物的商業資本家因租賃建物給零售業巨頭獲利，林林總總為前者提供廣告、保全和其他服務的公司；此外尚有政府對企業的獲利、企業員工的工資課稅以及針對每一筆交易課徵銷售稅。然而根據貿易和財務數據，英國企業利潤或政府稅收中並無一分錢來自於製造產品的工人之血汗勞動。在生產成本上再外加大約六成至八成乃至於更高的巨額價差此時卻以「附加價值」之名義在英國和其他消費該產品的國家顯現，擴張消費國GDP的程度遠勝於擴大該產品生產國的GDP。

附加價值係指一企業支付其投入價格及出售其產出之價格兩者間的差距，此即GDP的內涵。根據主流經濟學理論，「附加價值」等同於該企業於其生產過程中產生之價值，其假設為產生的價值絕不會流向其他企業或為其他企業所占有。因此生產過程不單單是個黑箱，我們只知支付投入的價格及自產出而得的價格，生產過程本身亦為排除了其他黑箱的封閉黑箱，價值斷無於黑箱間轉移或重新分配之理。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駁斥此一悖理並提出了大相徑庭的概念。附加價值實係占有價值（value captured）。附加價值量度者係工人產出的總價值中為一企業所占有的部分，附加價值與受僱於企業內活勞動產出的價值並未對應。實際上，看似創造附加價值的企業僅僅是經營非生產性活動，諸如金融、安全和廣告等實未創造任何價值。

若一國經濟體內，由工人在一企業產生的價值（即一生產過程）得以經由競爭重新分配至其他企業，可以斷言在全球化生產的時代，該價值轉移也會在不同國家的企業間出現。同理GDP已然與一國產品之客觀、大抵正確的近似值漸行漸遠。GDP實際上成了遮蔽幕，遮掩了南方活勞動遭受北方資本家變本加厲的剝削。

將「附加價值」重新定義為占有價值澈底改變我們對全球經濟的認知。我們得以認清由中國、孟加拉和他處低工資工人所產生的絕大部分價值已然為帝國主義的企業和政府所占有。

結論

孟加拉清楚闡明帝國主義經濟體的企業獲利及政府稅收在新自由主義時代何以日益依賴經由外包／離岸外包和移民的方式超級剝削南方工人，熱那大廈浩劫例示了全世界數以億計的勞動人民如何以人命為「發展」付出龐大代價。此外，變本加厲的超級剝削使資本家及其政府得以打壓工人權利及加劇對北方工人的剝削。然而此事僅僅為複雜圖像之一隅。得以取得更為廉價的消費者產品減輕了樽節政策及壓縮工資對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其生活水準之衝擊，同時北方及南方工人益發激烈的競爭導致了反射性的保護主義，戕害了建立國際工人的團結。企圖以訴諸「國族」的對策保衛現有的生活水準及社會福利成果不僅僅圖勞無功，反倒強化了仇外情緒，更與資產階級政客操作的國族、種族、性別分野相呼應。

本文以討論惡劣的環境、2013年4月熱那大厦浩劫以來工人的英勇鬥爭和孟加拉工人取得的些微成果以始。文中尤其探討了反血汗工廠運動和國際工會聯合會針對工作場所安全的運動和部分具體成果。國際工會和國際品牌所達成的協定或可使安全稍有改善。日久就可見真章。一時興起關切起安全的國際品牌日後可能會大肆宣揚工人安全。然而孟加拉及其他低工資國家的男男女女仍會在損害健康的場所長時間為飢餓工資工作，充盈西方企業和政府的獲利。

由熱那大厦浩劫引發的鬥爭之主要成果是使參與者意識到其潛力、其賦予工會組織之力量及其鬥爭已然贏得全球勞動人民的同情。若要將同情轉化為真正的團結，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必須加入勞動人民的鬥爭，廢除國族體系的種族位階。此為除自相殘殺、向下競逐外唯一的選項，亦為抵抗仇外情緒及法西斯主義的唯一道路，也是達成真正的全球化之要件，即一個無疆界的世界，在此世界無人之工作權利、教育或人生凌駕他人，正如麥爾坎‧X（Malcolm X）所言，「每人皆得自由或實無一人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