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陳韋綸
林義雄週二22日宣佈將為核四停建無限期禁食。（攝影：孫窮理）對於林義雄家庭所遭遇的歷史性悲劇，我感到由衷的悲憤。對於林義雄先生事後的堅毅，我們也必須心有所感。然而這與核四是兩回事。
核電是嚴格的政治經濟問題。雖然現在的普遍爭執都限在安全與否、電量足夠否等「科技性」層次，然而早在1980年代，左派、右派仍未正式決裂的「黨外」時期，科技的「政治性」就已經被揭露了（參考《前進時代》第6期，1984年2月）。除了戒嚴時期島內巨大的黨、政、軍分贓結構，更重要的是「美國核電工業在美洲大陸受阻後，大力向第三世界推銷」的國際分贓背景（參考《前進週刊》第2期，1988年6月）。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與美國政府於1978年底斷交，但斷交前後卻幾乎是最緊鑼密鼓地重新定位「台灣」角色的時期。四座核電廠都是1970－1980年間規劃，也都是由奇異、西屋兩家公司輪流負責反應爐與渦輪機的製造。官方至今仍以「石油危機」、「經濟發展之需」等說詞以服國民，但不可忽視，「核電」科技之輸入，是在巨大的政治經濟結構、依賴關係下，台灣半受迫的接受。
受迫，源於國際的政治經濟規定性，但也涉及了台灣本地資產階級的自身巨大利益。這也是1980年代台灣左派提出「反共波拿帕國家」一詞的分析性雙重意義（參考《遠望雜誌》第22期，1989年8月）。二戰末舊金山對日和約下，以及二戰之延長的韓戰爆發，台灣因美國軍事幫助而建成獨裁性的階級政權，也成為了美國重要的軍事戰略地與生產、消費場；台灣統治機器因此具備了對內剝削、與外同謀的特性。
要反核，就不能不看到「台灣政府」的、政治經濟的角色。否則就無法理解，「反核」絕非「個人意志」也非「政黨」層次。晚近反核運動提出「是人就可以反核」，彷彿藉由道德提昇運動高度，但越是這樣就可能越無法接近「核四為什麼蓋？」的歷史物質條件、社會關係與結構。
因於這樣的歷史背景，「反核」可能意謂著與美國的全面決裂（抑或要加入日本；日立、三菱已加入核四製造）。我們當然歡迎這樣的、與新帝國主義的決裂，並且在反核的過程中清理國際關係、檢視台灣政權與政府體制的冷戰個性，只是在道德化了的反核行動中，特別是圍繞林義雄的高度象徵性的反核行動中，可能達不到。
義雄一出手，論述都圍繞在「忍心看林義雄這樣嗎？」的語言。信眾輾轉流傳林家血案的故事。連蘇貞昌與馬英九對談時，面對馬英九「蘇貞昌任內追加核四預算」的質疑，也只回嘴「再拖林義雄就會死」。
林宅慘案發生在1980年2月28日，恐怕是殺人者的愚蠢；「二二八」在今天已經扭曲變形為日後「台灣人／外來者」的虛構對抗。這種歷史顛倒的「二二八」閱讀法，缺乏階級視野，只能接續「政黨輪替」這單一選擇。事實是：民進黨與國民黨一樣，也甘心握有此具備「反共波拿帕」體質的政府機構。於是，國民黨執政時代擁核，民進黨也一樣只能拖著不在它的執政時期認真反核。
台灣充滿了悲劇。林義雄、鄭南榕......都是我們尊重的前人；林義雄甚至是在民進黨執政時期退出民進黨的。只是，受難與悲劇本身是歷史性的、社會性的政治災難，受難者可讓我們安息心靈，卻不等於我們就能夠全面倚賴悲劇、悲劇英雄，因為受難者也不是萬能、全對。何況台灣在「反國民黨」的巨大旗幟下，「受難」的扭曲演變，總是忽視了特定的「政治受難者」：那些以性命反對國民黨、爭「民主」的共產黨、統派。
象徵運動的危險，圍繞英雄、類「神」論，會落入唯心的「個人」、個人意志論。但是核四並非馬英九的個人意志所能決定，也不是陳水扁的意志能決定，自也不是立委諸公集合起來的幾百票個人意志能決定。可是真正的問題是如何認識我們的政治與社會體質，面對真正造成此種政治地景的物質條件、歷史條件，如何不指向既有「政治結構」的輪替遊戲？要不，就是信眾終得打造自己符合新一輪統治的需要，繼續載浮載沈於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