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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上的冷血殺人與冷血的殺人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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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21
苦勞網記者

責任主編:孫窮理

捷運站喋血殺人,媒體第一時間報導兇手疑似酒醉,甚至直接以「醉漢」稱之,直到稍晚警方偵訊,才發現酒精濃度檢測並不高,且兇手不僅意識清醒,甚至大方坦承自己早有預謀。整起事件之印象,於是在兩個故事間擺盪:一者,是神智不清的醉漢酒後的無意識瘋狂之舉;另一者,是清醒理智的青年不知何故有著常人難以理解的動機預謀隨機砍殺。

假使警方的偵訊內容,透露出後者較為貼近真實,那麼究竟為何首波報導如此失真?或許那絕不只是簡單的第一時間資訊不足可以解釋,而是社會面對衝擊訊息所啟動的自我保護防衛機制。雖然一個醉漢在無意識狀況下的捷運站殺人會帶給社會相當大的衝擊與恐怖效應,但再怎麼說,一個意識清醒、沒有前科、年僅20歲的青年毫無理由地預謀隨機砍殺,還是更為駭人。

正因為「毫無理由地砍殺」這一事件無法在民眾尋常生活當中獲得理解、衝擊甚鉅,以致於無法為常人所置信,大眾的自我保護機制的作用則在於自行替毫無理由的事件填補進一個簡單「理由」:雖然事件恐怖,但這恐怖還是有原因的,原因是可以避免的(如避免酒醉、避免醉漢搭乘捷運...等)。一旦恐怖的對象有了具體所指,那麼恐怖的效應也可以被掌握在一定範圍以內,人們只消擔心(或排除)那造成恐怖的來源,而不再是惶恐於身旁的每個人皆有機會忽然拿起刀朝你砍殺而來。

對大眾而言,真正的「恐怖」並不在於三條人命的消逝,而是那死亡缺乏可以被理解與掌握的理由。然而,衝擊事件的發生,情感在短時間內不斷堆疊渲染,事件真相的資訊又過度真空,找尋「理由」如何可能?最簡便的供應源頭就是社會偏見。媒體第一時間報導兇手「渾身酒氣」,事後證實酒測值僅0.04,「社會偏見」是社會大眾避免直面衝擊的理由,正如校園情殺與愛滋病多半被歸類到同性戀問題。

毫無意外地,媒體與大眾現在開始檢討捷運站內的警力配置比例,之後更可預期將進一步探討更嚴格權威的公共空間秩序管理。然而,與其說權威保證了秩序的重建,可避免死亡(意外衝擊社會)的發生,不如說,權威是將死亡保證在尋常生活的範圍以內,並且不溢出系統性權威本身,成為一個可供管理計算與掌握的死亡「參數」或者機率,如此一來,死亡的陰影也將不再帶來恐怖效應。

媒體報導有民眾批樂青抗爭恰逢捷運咧血殺人案「冷血」。

喋血殺人事件稍晚的另一列車廂,有樂生隊伍的靜默舉牌。樂生院十年來的鬥爭,犧牲者何止三人,長期高喊走山危機威脅人命,所威脅的不僅是樂生院民,更是週邊住戶與捷運往來乘客的生命安全問題。特定個人毫無理由的殺人事件極其恐怖,但技術官僚顢頇下的殺人工程,卻有著公共利益與大眾交通等冠冕堂皇之理由,而死亡的恐怖威脅則被換算為邊坡穩定係數乃至於技師公會的地層監測數據,是專業話語中的數字問題。

列車上坦承隨機殺人動機的兇手,與列車上為樂生靜默訴求的隊伍,奪人生命者與守護生命者,共享了媒體所給予的「冷血」指控。生命的秤何曾不是偏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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