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陳逸婷
然而，此舉卻遭包含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與臺灣諮商心理學會等團體以「將影響人才培育、專業自主、醫事人員素質及醫療服務品質；並影響全民心理健康」等衝擊因素加以反對（相關聯結），上述團體表示，目前每年通過專技人員高等考試，取得心理師資格者近400人，以及目前有超過4000人以上已經取得心理師資格，認為缺額問題只需透過職缺媒合程序便可解決，也在網路上發起連署，獲得2800多人與54個團體的支持。
本文由一位心理系學生的角度出發，反思下修心理師法第二條的好與壞，主要站在「不反對下修」的立場提出見解，也為這波因修法而起的爭議，帶來不同的看法。
近一兩年來，蘇清泉、江惠貞等立委提出了心理師法第二條修正案，以醫療業界心理師配置不足為由，欲將心理師國考的應試資格從原先的碩士級下修為學士級、附加五年的實務經驗為條件，此舉引起心理學界的極力反彈，除了點出醫療財團假缺額之名行節省成本之實，內部號召力最強的聲音，是不希望未經過層層關卡「洗禮」的大學生取代碩士生，進而導致心理服務品質下降、罔顧個案的安危等問題，勾勒出「碩士─專業─有資格vs學士─搞破壞─不夠格」的圖像。
筆者不認同蘇清泉等立委提出的案由，並對修正版本存疑，但對於心理學界與從業界排山倒海的反下修聲浪亦不認同，在此以臨床心理系學生的身分提出自己的觀點與反思。
戕害心理健康的學士心理師？
在這一波反下修的行動中，最能勾起「捍衛專業」意志的標語，不外乎就是以維護人民心理健康、都是為了「受助者」的「他」好的訴求，近三千人連署的「立委濫權修改心理師法，罔顧人民心理健康福祉」平台就是一例，其中不少連署人認為下修會「造成個案二度傷害」，是「草菅人命」，所以要「為品質把關」。
不過學士級的心理師，有些曾經存在、有些則仍然存在，民國90年心理師法通過之前，心理師的資格定在學士／專科，在現今的課堂上也不時會聽到一些老師在大學期間撰寫心理衡鑑報告的實習經驗，按教師普遍年齡推算，多數的教師或同一世代的心理師，在十多年前可能就游移於碩─學士之間，並擔任心理師累積職場經驗。
而在心理師法將職業「證照化」後，有所謂《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心理師考試規則》之落日條款，其中明訂原先之學士臨床心理師，如有在醫療機構服務一年可報考；學士諮商心理師按機構之不同至少從事一至三年之諮商服務可報考。換言之，現在檯面上的教師與心理師，有一部份即為現任、或當年的學士心理師，試問，如果這群人真為心理健康的殺手，那他們在拿到碩士學位前做的，則非但沒有貢獻而總是二度傷害？真的不具備實務能力？在90年至95年間，報考落日心理師或研究所的心理工作者抱持著什麼心態、動機？是為了要精益求精，還是只是迫於「認證」的無奈而服從於證照制度？
國家認證的角力場
那麼民國90年制定心理師法的目的為何？事實上民國80 年至90年間經歷了不少專業人員的證照法制化。而在投入精神／心理工作領域的專業人員當中，就有精神科醫師、護理師、心理師、社工師、職能治療師，彼此的訓練取向雖不同而有理論上的分工，但五者在工作範圍上各有各的重疊，也因此必須在同一個市場中爭奪工作場域與健保資源，心理師法及其資格的上修就是在此競爭環境中的產物。但在這個以專業化為由的證照法制化歷程，終究還是服從了什麼？又造成了什麼負面效果？
證照化是被認可的一種方式，利用自我遴選機制的建立分出好與壞，夠格、不夠格，入學考、口試、實習經驗、學歷、國考等各種門檻的設立，被當做與國家、醫療系統談條件的籌碼：你看！我們是一群受過教育的、科學的、文明的、通過考試的專業人士！但認了這種談條件的方式，不僅讓掌權者對心理工作的想像趨於扁平：通過既定門檻就等於助人專業，使自己便於控管，也順便把自己的專業囿限在特定的框架中，任何多餘的稜角／空隙，都是一種不夠格的象徵，必須要一一消弭／填補，並將之視為一種良性且必經的適應過程。
而在這條路徑當中，也構成了各種角色之間的排擠，以臨床心理學界的氛圍為例，當自己有了臨床證照後，開始企圖排擠其他從業人員的工作領域，像是指責社工師不得做心理治療、指責某些學派的取向沒有信效度、指責沒有證照的心理工作者在胡搞個案，排拒了彼此看見與欣賞的機會。
高教化是抗剝削的唯一有效藥？
心理師法將考照資格定在碩士，除了是一種專業感的強化，也是一種拉抬身價的方法，所以反下修的一種聲音是，當學士心理師進入市場，資方可以用更低的價碼僱到心理師，進而導致整體薪資的下滑，甚至有「無止境的剝削」一說，筆者認為下修至學士確實會對整體待遇產生影響，但此說法死板地陷在「愈高教就該有愈好的待遇」、「高教就是專業」的邏輯中，對於研究所訓練、心理工作應是什麼、該有怎樣的基本待遇、又該如何爭取...等議題則缺乏探討。而透過碩士門檻來提升待遇所產生的問題，─是把研究所當成職訓所，擠壓了以學術為志業的學生，一些心理研究所也紛紛打出榜單、考照及格率來「勾引」學生被認證的渴望；二是學術與實務未必直接關聯，因而有互相擠壓之可能，但在這次的風波中，一些研究生與心理師為了將自己在考試、研究上的辛勞正當化，而不斷強調兩者的必然關聯，反而忽略了助人工作取向與需求的多樣性。
而假設真的被剝削了，社群內部又該採取什麼樣的行動？高教化是一種抵抗的策略，但比較是透過由上至下、符合掌權者邏輯的自我控管，把內部不符合「得到較好待遇想像」（低學歷、不正常、「適應」能力差）的人排除，對外做「品質保證」的宣示，而另一條爭取權益的途徑─也就是組織工會─卻時常被忽略。工會是一種由下而上，與權力核心保持距離並與之對抗的組成模式，幹部對於利益的界定來自於工會成員的共識，並一同爭取權利、解決問題，而非一再地於內部複製治理權威。
遺憾的是，即便心理師受到勞動基準法的保障，但似乎沒有身為「勞工」的意識，從（臨床）心理所學生在實習過程中甘願替醫療院所無償工作，卻不甘流於勞工階層上街爭取權益（儘管難得在五一勞工遊行現身，也沒有組織工會的意識，而是一味地反對自己的工作待遇被學弟妹「矮化」）就可以察覺。而反過來檢視，上修歷經了十多年，心理師的待遇看似變好了，但仍因為健保制度的關係，心理師在有限的時間內寧可做給付點數較高的心理衡鑑而非治療；七年的養成看似能與精神科醫師平起平坐，但行使業務前仍需要醫師的轉介，且同樣行使心理治療，在待遇上也有頗大的差異。工作環境與待遇的提升，難道還得寄望在上修到博士、甚至博士後才得以實現？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蘇、江等立委提出的案由確實有向財團靠攏的跡象，下修亦會對心理師整體的工作待遇帶來影響，但從心理師法立法的脈絡可以發現，「碩士就是專業、學士就會搞破壞」為一刻板印象，而強調透過國家認證、高教化來爭取權益的手段，不僅打壓了異己，亦忽略了其他有效的解決辦法。
身為心理系學生的該怎樣與又怎樣
這幾個月來，台灣經歷了318立院行動、停建核四等佔領事件，公民意識逐漸覺醒，愈來愈多人開始察覺到自己有能力、也有責任設計台灣未來的藍圖，而在這當中除了立委與專家學者的參與，「一般人」（鄉民、上班族、家管、學生等等）也開始花心思理解政策內容、表達自己的想法並試著行動，雖然成效看似有限，但能感覺到公民的力量正在緩緩地發酵中。不過在此下修事件中的學生，尤其是與該政策極度相關的心理系學生，往往在「立委vs學界」、「醫療院所vs心理師」的兩股勢力中被「指稱不專業」地消音、收編，然而，大學生絕非沒有獨立思考與行動的能力，且制度也不是鐵板一塊，尚有許多未被討論的可能性，是故，什麼是專業？什麼是心理師工作？要不要下修？要怎麼下修？配套措施該如何制訂？......等問題，不應僅有立委，或被視為專業的心理師、學者、老師來決定，大學生也該有自己的視角與行動。
不過另一方面，筆者雖然站在一個非主流的不反對立場，但以心理系學生的姿態發言，某種程度上也有在利用這樣的位置，來增強言論正當性／可信度的嫌疑。然而我們該思考的是，「本科系─非本科系」、「有照─無照」、「高學歷─低學歷」等等的分類方式，雖然看似有高低位置上的不同，但兩者間是否真有想像中的疆界分明？如果我們相信沒有、或即便有也不該被過度檢視，又要如何打破這種造成差別待遇的分類慣性？是要在一個邊緣的位置默默纏鬥、耕耘？抑或暫且服從眾人對於發言位置的想像？筆者認為這種「被認證」的飢渴、無奈與抵抗，唯有透過不斷地自我辯證與反省，才有可能在利益交織的掙扎中找到自己該站的位置，期許能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