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王顥中
【作者按】美國人類學家、無政府主義行動者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論述2011年，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中思想與行動方法的作品《The democracy project:a history,a crisis,a movement》中文版（譯名：《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和進程》）7月已由商周出版社出版，本文為受商周所邀，為本書撰寫的「導讀」，於本書出版之際，同步刊登於苦勞網。
這是一本書討論何謂「民主」的書。
大衛‧格雷伯（左），2007年，於IWW聲援移工的遊行。（資料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格雷伯認為，「民主」不但不是美國立國的精神，相反地，把可怕的民主給壓制掉，避免富人、銀行家的財產給多數人充公、分配掉，才是建立共和制度的初衷。透過選舉，人民把政治權力，交給少數的菁英，一個包裝成「企業遊說」的賄賂體系，構成「1%」的合法統治；而賄賂，是這個制度的本質，體制內改革的可能，是不存在的。
不用還的債，和不能不還的債
這讓人想起1961年，美國總統艾森豪有名的告別演說中，提出「軍工複合（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概念：私有的軍火工業資本，與科技、學術機構結合，透過遊說、獻金、旋轉門…等方式，在選舉體制下，掌握美國的國家機器，以軍事行動，維持其產業的運作。
這些軍事行動，又進一步，把這「1%」的寡頭勢力，伸向全世界的範圍；格雷伯提到「美國的軍事支出，比地球上所有其他國家的總和還要多」，在海外的七百三十七個軍事基地，至少維持了兩百五十萬軍力。2011年，格雷伯在《債的歷史：從文明的初始到全球負債時代》一書中談到，美國的國債與軍事支出成長的曲線完全疊合，借錢都是用來擴張軍事，以維持在全球的霸權地位。
至今（2013的統計），美國的國債已經超過17兆美元，其中7成以上在美國境外，加上世界各國以美元作為貨幣發行的準備，為了維持自己本身經濟的穩定性，各國只能幫美元「護盤」，不會拿美債跟美國要求兌換，也不會拿美元換黃金，於是美國便肆無忌憚地借錢擴張軍事，回過頭來，維持它在全球的宰制地位。
而相較於美國政府這些不用還的債；美國人面對的是「不能不還的債」，這與「資本主義金融化」有關：政府和金融機構串通，讓人深陷於債務堆裡，學生貸款使未來的工資一大部分落入銀行口袋。地方財政問題，也助長了「金融壓榨」的系統：
這個由賄賂、剝削、利益輸送構成，對抗民主的體制，當然極其脆弱，所以，就像它對外以軍事力量維持霸權那樣，在國內也建立強大的壓制系統，那就是警察、司法以及各種的監視系統。
鎮壓民主的國家機器
格雷伯特別提到了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政府假「反恐」之名，對於社會運動的壓制；2009年，紐約市警局出動「四組反恐小隊，其中包括配備了各種科幻小說式的新奇武器、從直昇機垂降而下的突擊隊員」，只為了對付一群手無寸鐵的學生。
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中，警方對女性施以公然的性攻擊；據說，這麼做的靈感來自埃及，目的是「使女性社運人士遭受的心理創傷最大化，同時意圖激怒男性社運人士，為了捍衛她們而訴諸暴力」，當警方企圖對佔領運動主場祖科提公園（Zuccotti Park）清場時，可以集會，但是不能帶帳篷，只要有人拿個睡袋躺下，就會立即被捕。而無論示威者如何抗議，主流媒體充耳不聞。
警察是這樣子的：
這種狀況，套句美國政府常常喜歡掛在嘴邊的話，這個國家「人權問題，值得高度關注」。沒錯，對格雷伯來說，就是為了壓制民主、避免「99%」的人，對「1%」的人，進行財產重分配而設計的。
格雷伯用上了他的專長人類學的方法，考察了整個被和「民主」掛勾在一起的「西方文明」，根本是假造出來的意識形態，而在更多被「西方文明」認為是「原始、不文明」的部落，像是原住民、海盜、古代的社會，反而有更多的制度，是更接近民主的理想的。
而這就涉及格雷伯對於無政府主義的組織與行動的信念，格雷伯提出了「垂直派」與「水平派」組織的對比，「垂直派」指傳統有明確的層級、領導人的組織與行動模式，而「水平派」則是每一個群眾平等地以「直接民主」的方式參與的組織、強調「共識決」。
集體的想像力：無政府主義方法
經過「黑旗（無政府）與紅旗（傳統左派）並舉」的1960年代晚期，1970年代，美國基進女性主義思想家與行動者Jo Freeman曾提出《無架構的暴政》（參閱陳信行的翻譯）概念，從實踐的過程，發現共識決容易出現由於缺乏組織制度的規約，在媒體的需求下，產生「明星化」的結果、這些明星變成非正式的發言人與決策者。
結果是水平派的「無架構」，比起垂直派的「架構」更糟，也沒有團體的規約可以約制自然產生的明星，本來追求的「直接民主」、「共識」這些東西，被摧殘得更慘。
不過，畢竟1970年代已經過去了40年，無政府主義的方法論向前面走了不少，格雷伯在這本書裡面，用了很大的篇幅，仔細地處理了「共識程序」的實踐，使得這本書的後半本，幾乎變成了類似「（無政府主義）組織方法ABC」。
格雷伯對於決定我們應該擁有什麼樣的經濟體制的興趣，少於對做出這類決定的工具的興趣，因此才這麼仔細地處理了「共識程序」的操作方法，這也是對於Freeman「無架構的暴政」在實踐上的一種回應。
而根本拒絕接受在現有的法律和制度下解決問題，也是格雷伯的重要原則，他區別了「直接行動」與「公民不服從」的差異：
格雷伯舉了砸毀肯德基行動的例子，印度甘地主義分子質疑各地砸毀肯德基、麥當勞、星巴克的行動，不是因為這樣做不對（事實上，砸毀行動本身就是甘地主義者帶頭做的），而是他們認為無政府主義者砸了店之後，沒有等在那裏給警察抓，因為這樣才有進入體制裏面申辯、表達訴求的機會，那如果你砸了店，然後就跑掉了，他們不知道這樣要幹嘛。
對啊，要幹嘛？格雷伯解釋，占領華爾街的原初概念，就是「拒絕承認任何既存政治秩序的正當性」，沒有政治主張，會得到群眾支持嗎？他如此辯論著：
並以一種「集體的想像力」為這本書作結：
捍衛民主，誰的民主？
（資料來源）
對於由金融資本主導，透過全球性的軍事擴張的美國帝國主義的批判，是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核心關懷；這一場發生在全球問題核心的「佔領運動」最大意義的所在。現階段，帝國主義除了掌握WTO這種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制高點之外，也透過如TPP等區域經濟協定，以超越WTO規範的方式，進行更深入的榨取，面對佔領華爾街運動，這些都是絕不能遺漏的組成成分。（圖片來源）
寫到這邊，我想該拉回台灣，去審視一下可能很多人都會想到的發生在今年（2014）3、4月間「佔領立法院議場」的「反服貿」運動。
當然，兩場運動有一些相同的背景：個人可以掌握的網路傳播發達、參與者非傳統的組織群眾，還有「1%」決定「99%」，在全球資本主義發展下，日益分配不均的環境。但是除了這些客觀的條件之外，我們的運動者創造出的這一場運動，實在跟格雷伯口中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實在太不像了。
在這一波「向西（中國）怒吼」的反服貿運動中，對於美國，這一個全球帝國主義的霸權，幾乎毫無意識。
有人將2010年代發生在全球各地的抗議事件湊起來，用一個「全球正義行動」的標題來概括，假設真的有這樣一個全球運動的脈絡，那麼它發生在美國的華爾街，與發生在世界任何的地方，絕對有不同的意義；就如同格雷伯所指出的，包括美國人在內的全球人民共同的敵人，是美國，這個政商一體、以賄賂作為其本質的體制，對內打壓民主、對外以軍事、政治、經濟的力量，為金融霸權服務。
美國帝國主義，是許多全球性問題的根源。
反服貿運動的主調，是一場因自由貿易協議引發的反中運動，在這個主調之外，如果這場運動也關心自由貿易問題的話，是不可能不將一直主導台灣自由化發展的美國帝國主義思考進去的，特別是今天，它正面臨區域中的競爭者，並以TPP這個「超WTO」規範的協議，要將台灣推向更加自由化、服膺於「1%」秩序的處境裡。
我們的運動，好像也還有另一個主軸，就是「民主」。但是，相較於格雷伯對於美國制度的根本批判，反服貿的論述，是護衛現有制度的，擔心台灣的「民主」遭到中國（及其代理的馬英九政權）破壞。然而，正是在這個制度下，產生了「1%」的寡占、獨裁，制度本身有沒有問題呢？進一步追問，運動所要捍衛的「民主」有沒有問題呢？會不會（像美國一樣）只是個騙人的幌子呢？
只要對照一下格雷伯對「民主」，這一個他的核心關懷所下的功夫，就會發現台灣的反服貿運動，多麼缺乏格雷伯所強調的對民主的想像。
無架構暴政
美國這個被格雷伯徹底否定的體制，就好像在台灣許多人愛掛在嘴邊的「中國因素」那樣，在內部進行鎮壓，對外則是侵略與擴張，不過，美國不一樣的地方，是「民主」的謊言；對格雷伯來說，為了打擊民主而存在的美國體制，在逐漸消滅了他的敵人之後，竟然鳩佔鵲巢地，宣稱它本身就是民主。
這種對於「民主」，尤其是「美式民主」缺乏問題意識，甚至有意無意地為其服務，我們的運動者甚至還到為跨國資本打造的「貿易授權（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TPA）」制度當中去找「兩岸協議監督」機制的答案。這與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核心關懷，當然是背道而馳的。
缺乏民主想像的後果，也呈現在運動的組織與決策過程，格雷伯提出「勞工掌握（worker's contrl）」與「直接民主」兩大原則；其中「勞工掌握」指的是「任何積極參與某項行動計畫的人們，在該計畫應如何付諸實踐上，都該擁有平等的發言權」而其建基於「均衡的工作綜合體」（balanced job complexes）：每個人都必須擔當一定程度的生理、心理與行政勞動，這樣的基礎之上。
在占領議場行動最後，我們只要看一看勞役與決策權不均的「二樓奴工」所發表的〈退場聲明〉，就可以知道這場運動與佔領華爾街運動所揭示的理想的距離有多麼遙遠。
而當格雷伯心心念念以「無架構的暴政」為念，展開「共識程序」的實踐之時，我們的運動者則完完全全掉入Freeman所說的「無架構暴政」之中，在媒體的簇擁下，聚光於學運明星的光彩、不可自拔。
最後，相較於佔領華爾街拒絕體制內改革的態度，我們的運動對於體制順服的程度超出想像，整個佔領行動的過程，出現與警方「共治」佔領現場的現象，而最後的訴求，落在「制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訴求上，最終回到國會裡（1%的）兩黨政治邏輯（參閱孫窮理〈法制化、佔領行動與民主的悖論〉）。
運動，或者反動？
在這本書的一開頭，格雷伯曾梳理了「全球正義運動」的脈絡，這一場起於1994年，墨西哥查巴達民族解放軍（Zapatista Army of National Liberation, EZLN）行動，至1999年西雅圖反WTO示威帶入美國，隨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而發展出「反樽節（減支）」運動。
而2011年初，從突尼西亞人民對高失業、貧困現象的憤怒發動「茉莉花革命」，接著，一連串的「花系列」、「顏色革命」在全球爆發。這些各有其脈絡與性質的運動，其實已經難以歸結到「同一個浪潮（有一些甚至根本是美國政府趁機鼓動的）」底下。
從格雷伯所揭示出全球正義運動脈絡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看，我們的運動，無論就形式或內容，竟處處站在它的對立面上，當然，如果要斷言反服貿，是佔領華爾街，或者全球正義運動的「反動」或「反挫」，那也未免過分，畢竟，本書所關懷的許多事情，似乎從來不曾進入過這些行動者的腦袋裡。
而這，也正是這本書的價值所在，資本主義由全球化發展到區域經濟體，扯碎了工人階級的連帶，也造成全球性的分配不均現象，對於像格雷伯這樣的行動者而言，已經難以使用在全球資本競租環境下被扯得支離破碎的「工人階級」來描述行動的主體，而採取了「99%」對「1%」這個模糊的概念。
不過，一場全球的行動畢竟是展開了；而對於不管多麼年輕的世代，台灣社會仍沉溺與冷戰話語中，追逐著虛假而空泛的「民主」軀竅、淪入不自知的反動輪迴，而自以為跟上了進步的潮流；對於促成趕上這一個早已跨越國境的對話與行動，格雷伯的諄諄之言，應當是重要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