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探裕元罷工的啟示

責任主編：王顥中

今年（2014）4月，位於廣東東莞的台資寶成企業裕元鞋廠，爆發了近年來中國最大規模的一場罷工，以抗議資方短保或未替員工投保「社保」（如同台灣的「勞保」），使資深要退休的員工恐領不到退休金。一時之間，數萬名勞工齊一行動，讓這全球最大的製鞋廠生產線停了下來。

事後資方做出「加薪」以及「勞資共同補足社保費」的承諾。儘管員工不滿，但最後仍在缺乏組織以及資方強迫出勤下，結束了長達20天左右的大罷工。我曾有幸在罷工中期親赴現場訪問罷工勞工。如今3個月過去，有不少細節或許值得再進一步討論。

「以廠為家」的日常生活

每當中國或第三世界國家發生大規模勞資爭議，常被外界指控為「血汗工廠」。但現實究竟為何？拜罷工所賜，工友們來來去去，宿舍並沒有多加看管，我走到了裕元的宿舍區內一探究竟。

裕元廠區外，約百尺的距離，就是集合式的員工宿舍區。每間房間大約都擺了5張上下舖的床架，最多可共住10個人。曾有媒體報導宣稱員工生活猶如「奴隸」，飲食住宿狀況都相當不堪；但我看到的情況，格局大約和台灣的大學學生宿舍頗為相近，只不過每個人只有一張床墊的空間，並沒有書桌可用。的確空間使用上侷促了些，但或許還稱不上是「奴隸」般的處境（儘管的確有可能存在處境惡劣的個案）。

部分宿舍樓下也有休閒區域，包含閱覽室、交誼廳、桌球間等。只是罷工期間，一律關閉，都沒亮燈。偶遇到路過的員工，我好奇一問：「這平常有沒有開啊？」他們說，「會，但不一定。」

走在宿舍區，放眼望去，十多棟的集合宿舍住宅。我數著，一間若住滿10人，一層大約有40間，每棟都有6、7層高，光這個區塊，就可以容納兩萬到三萬名員工住宿，相當可觀。無怪乎每到上下班時間，人群總有如遊行一般湧入湧出。裕元在東莞還有另外兩個廠區，狀況應該也是雷同。

集體宿舍的安排，雖然某種程度上壓縮了員工的生活空間，但對勞資雙方來說，成了對彼此最節省、最有效率的做法。員工能節省居住開銷；資方能有穩定出勤的勞動力。

沒有細察是否有家庭房。但一位工友這麼告訴我：「家人都住在這，我們真的是『以廠為家』，一住就十幾年，小孩都長大了，很多也進了裕元。」他指指旁邊一位20歲左右的年輕女工說，「我就是看著她長大的阿。」大家都呵呵笑了起來。

罷工期間，裕元員工照常前往工廠「打卡」，打卡後即全體離開。（攝影：林柏儀）

罷工的不同出路想像

除了爭取社保之外，罷工人士還想要的是什麼？透過密集的對話，以及觀察QQ、相關的網路社群討論，我們可發現主要有三種積極參與罷工的聲音。

一種是最多數、也最素樸的罷工參與者。他們單純認為社保沒有被保，權益受損，對於公司提出來的改善方案又不滿意，所以堅決應該要有罷工行動來維護權益。在直接的權益爭取之外，對於政治或經濟制度的變革，則沒有太多的想像。

另一種聲音，則是勞工NGO團體或支持勞運人士的聲音。他們許多駐紮在深圳一帶，此次透過直接服務或網路喊話，也延伸影響力來到了東莞。一般來說，他們除了支持勞工爭取權益、繼續罷工外，也建議勞工推舉勞工代表來與資方談判，落實集體談判權。他們同時也訴求官方改善勞資協商的制度法令，以及增進人民的政治自由。在政治想像上，他們經常是相對傾向政治自由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的一群人。

再者，有一種聲音雖然較少數，但依然存在的，是講求回歸毛澤東時期的政治團體。它們通常指控：中國共產黨已經背叛了工農階級，因此主張受害勞工不能夠只是罷工，應當要將行動升級到指向抨擊當前的共產黨當局，回歸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路線，才能夠有效解決遭遇的壓迫。

這類言論相當激進，在一些網路社群上也頗活耀（甚至還有地下廣播電台），似乎也沒被管制；這和一般外界所以為，中共將全面鎮壓任何異議言論的印象，似乎有所差別。雖然，或許是因為勞工害怕當局整肅，或對政治冷漠，或對毛時期的反感；這些論述要能夠影響普羅勞工，在當前看來並不是很容易。

而主張「社會主義民主」──既批判官僚化的中國共產黨，又反對朝向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為出路──的左翼觀點，則還沒有顯著的聲音。不論是觀察檯面上流傳的政治綱領，或是勞工們的私下言語。儘管，這可能是較合乎工人階級利益的中國未來方向。

素樸的不義感與堅持

無論如何，雖然當前多數一般中國勞工似乎還缺乏清晰的政治思想，或在超越維護自身權益之外已存有明確的整體改革藍圖（這似乎也是當代全球工人階級的常態？）。但他們對政府的缺失，不是沒有感覺的。

不難發現，罷工現場的工人們對於政府有相當程度的不滿。除了集會遊行時警察打人、將帶領者逮捕進管教所之外，他們也主動對資方短保社保的問題歸因，指出了政府的缺失。

「我們以前有過親自跑一趟政府的社保局，想要詢問我們的社保投保紀錄，他們居然不把投保清單列印給我們！」一位工友憤憤不平地和我說著，「我問說為什麼不能給？他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還推說是上級規定的。」

「到了罷工之後，情況才不一樣。我今天早上去社保局，他們才終於印給我。才知道投保出問題到什麼情況。」他露出了一絲帶有自信的笑容，對於罷工能對政府產生壓力，顯然是肯認的。他做出了結論，「這事情，政府有問題。」

「我在這，從小姐做到老媽了！」一位說從21歲就開始來到裕元工廠，已經有20年年資的女工，和我說著；另一位年紀相仿的女工說，「本來來這邊工作的時候，是聽政府宣傳，說好有『社保』，將來老了會有保障的」、「把青春都奉獻在這邊，現在老了，有病痛了。才發現社保有問題，真的是一無所有！」

「有的員工和小孩子關係差，沒辦法靠子女養。有的人小孩子也還在念書，沒有辦法拿錢回來。這到底要我們怎麼退休？怎麼辦？」她們無奈地說著，對晚年才遭遇這種狀況，深深地不滿。所幸，這種對資方與政府的不滿，化為了一種要堅持爭取的動力。

「大家其實都很想上班。」不只一位工友這麼和我說著。他們並不覺得罷工特別輕鬆，反而久了沒進廠裡做事，竟然有些不習慣。「只是，廠方總要給我們一個交代，才有回去的理由。」

「坦白說，其實我們也不是要他們把所有社保的錢補繳回去。那樣我們也得要繳，絕大多數的工友都是『月光族』，根本不可能補繳這筆錢！」、「其實廠方只要把這筆社保費，和我們談，打折直接給我們，我們也會接受阿。」、「廠方沒給回應，我們就跟他耗下去！你等著看，明天這邊有沒有人會上班。」

第一代中國農民工，前往何方？

我詢問現場的工友，他們家鄉在哪裡？「我們都是外地來的。大多數來自湖南、湖北、江西」。彷彿可以看到，珠三角沿海的工廠聚落，其勞動力來源的腹地是往北推了上千公里，大量的農村人口流向了沿海工廠，成就了這世界最大的生產中心。

只是，沿海城市並不是他們安定終身的地方。「你們這邊退休了之後，會繼續留下在這邊嗎？」我問，多數的人回答我「肯定不會」、「這邊生活費太高了，當然是回去家鄉」、「我們是家鄉第一代出來打工的，家鄉還在那，當然要回去。」

在裕元廠外，大約3百公尺的地方，就有一間裝潢精緻的大型運動鞋專賣店。從Nike、Adidas、Reebok、Converse......等各式球鞋、休閒鞋，一應俱全。我好奇地走進去一看，客人不多，與其說是鞋店，不如說更像是展示中心──世界上最大的運動鞋工廠的生產成果展示。

我瀏覽了一下鞋架，仔細看了價格。和台灣、香港看到的價格，沒有二致。一雙Nike球鞋也要5百到7百人民幣。看來，這個全球化生產、全球化消費的年代，商品價格在世界各地是日趨一致的。但生產商品的勞工呢？後進國家第一線的製造業勞工，承擔了全球的商品生產，竟連最基本的退休、維生需求，都難以滿足，分享不到他們生產出的商品的價值。

該負責的、該被改變的，究竟是什麼？裕元勞工們用他們自己的艱辛處境，向人們提出了這些疑問。但真能提供解答的，應該還是回到他們自己身上。這群新興的工人階級，還是得在政治上漸漸做出抉擇：中國的未來，究竟要前往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