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徐沛然
1989年，黑名單工作室發表「抓狂歌」專輯，當中王明輝作詞作曲的「台北帝國」，把戰後40年台灣「經濟起飛」，到80年代末金錢遊戲的歷程，透過音樂，表現得活靈活現。
如果把1989年，當作某一個時代的終結，而「忠孝東路」作為這個時代的象徵，歌聲中反覆的「忠孝東路擱卡過去就是墓仔埔」所指向的，就是以這一年為原點的過去，和未來。
而這個「未來」，也就是25年後，我們的「現在」，我們已經走過了忠孝東路和它的時代，那麼，這個未來，是不是王明輝所預言的「墓仔埔」呢？
泡沫的年代
1989年8月26日，無殼蝸牛夜宿忠孝東路，面對暴起的房價，都市住民感到「住不起」的壓力，集體走出來、躺下來，在那個政治解嚴、社會力衝撞不斷的年代，無殼蝸牛成為對那個浮華的時代最後的抗議。
後來怎麼了？泡沫就有泡沫的宿命，1989的第二年，1990年，就在台灣股市衝破1萬2千點，市場散戶瘋狂殺進，喊出1萬5、2萬點就在眼前，不相信這樣的榮景有結束的一天時，泡沫破裂了，台股大盤從2月的1,2495點，崩跌到10月的2,485點，跌掉1萬點，跌幅達到8成，在1987到1989這三年瘋狂的漲勢之前，台股大盤才剛剛歷史性地突破1千點。
經過30年「出口導向」經濟發展，長期貨品出口、貨幣流入的累積下，1980年代末，累積過剩游資的威力大爆發，那個時代，地下投資公司到處流竄，熱錢到處找炒作的標的，不只是股市，炒手目光所及之處，萬物皆可為獵物，像是紅龍魚、蝴蝶蘭…等商品被炒到天價，成為某一種奢華身分的表徵，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被稱為「賭博共和國（Republic of Casino）」。
賭博，不只是一個比喻，那個時候「大家樂」成為全民運動，賭博性電玩禁不勝禁，有人一夕暴富，也有人傾刻傾家盪產；與政治解嚴同時的，是過渡剩餘所造成的社會浮動現象。
台灣在全球產業鏈位置的改變
金錢遊戲當然不會放過房地產這個最重要的標的，1988年，台北市平均房價比1987年翻了一倍，1989年漲幅也超過50%，忠孝東路的房價一坪被炒作到一坪超過50萬以上，已經超過受薪階級一生工作所能負擔，金錢遊戲導致生活必須的居住，成為奢侈的負擔，這是1989無殼蝸牛夜宿的背景。
1989年無殼蝸牛夜宿忠孝東路。（圖片來源：巢運）這個現象，隨著1990年，泡沫的破裂，乍然終止，不過房市沒有如股市這樣暴起暴落，泡沫化後，房價就停在炒作起來的價位，而這一停，就停了13年。
從1990到2003，房價跌多漲少，而整個出口導向經濟，隨著世界各地的廉價勞動力移動，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從發展裡獲利的資本家，將勞動階級拋棄，台灣開始出現關廠潮，「產業升級」成為流行但無法實現的話語。穿「麵粉袋仔做的短褲」的時代過去了，「台灣錢淹腳目，日本人賺未完，歸陣招來北投扒酒家」的時代也過去了。
美金依然「比咱台幣卡大塊」，從「援助」、「政策指導」，到建立前進生產基地，再扶持起全球流竄的台灣代工資本，台灣在全球產業鏈位置的改變，深深牽動幾代台灣人的生存處境。
尷尬的90年代
1997與2000年，台股大盤兩度重回萬點，與1980年代末期不同的，是房市與股市脫了勾，產業轉型困難，使得經濟發展找不到軸線，無論是「亞太營運中心」、「知識經濟」，或者「兩兆雙星」…等口號，無法實現，在這些表面的產業發展目標下，讓台灣政府深感憂慮的，是帳面上的經濟成長，以及日益吃緊的國庫與地方政府負擔。
綜觀90年代，政府在政策面上，企圖作多，希望提振房地產的低迷，態勢是很明顯的，1991年，郝柏村內閣所提出的「國家建設六年計劃」，其中高鐵、台北捷運、第二高速公路，以及「廣設大學」等政策，不同於過去，由「以農養工」與「進口替代」發展出口經濟，帶動產業發展的各期計劃經濟，從今天的眼光來看，六年國建剛剛好畫出了一幅幅的「土地炒作地圖」。
在政策面上，1998年《都市更新條例》通過，2000年《農發條例》修正，開放農舍與農地自由買賣，2001年「全國經濟發展諮詢會議」，資本不斷提出「釋出（農地、工業區、國有）土地」的要求，而在經發會確定放寬兩岸經貿之餘，另一個面向就是回應資本的這些需求，土地的釋出，並不如表面上是為了產業發展，而是在資本的全球／兩岸佈局下，以此做為炒作獲利的籌碼。
房價一飆沖天
經發會後，在會中並不是「共同意見」的土增稅減半，成為最優先辦理的政策，我們看到，在海外動輒雇用數十萬人的台灣資本，這些「實業家」像是鴻海（苦勞評論〈「深圳的郭董」和「南港的郭董」〉）、寶成，在台灣換上另一張面孔，莫不以土地炒作為目標。
2003年，時機來了，擺脫了林肯大郡（1997）、九二一震災（1999）與SARS風暴（2003）的陰霾之後，房市終於開始一飛衝天，從2003到2013年，11年間只有2009年房價呈微幅下跌的趨勢，雖然沒有瘋狂的1987到1989那樣驚人，但是，十年連漲，加上炒作的技術趨向精純、標的集中，部份地段地價比起1980年代末飆漲十倍到數十倍，更嚴重的問題，是自從2000年之後，工人的實質薪資，在這十幾年持續下跌，房價和薪資越拉越大，受薪階級買不起房屋的現象，比起1989無殼蝸牛夜宿時更加嚴重。
觀察2003年房價的「反轉」，還有一個決定性的因素需要注意，那就是「利率」。
這個故事，得從美國說起，1990年代，美國沉浸在一片「高科技」的dot-com泡沫榮景裡，同樣地，泡沫吹得快，破得也快，2000年到2003年，美國納斯塔克指數暴跌74%，面對泡沫的破裂，在葛林斯潘主導下的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開始用另一個泡沫來承接，那就是房地產。
格林斯潘的泡沫
2001年，聯準會大規模調降聯邦基金利率（federal funds rate），一年裡狂降11次，從年初的6.5%，降到年底的1.75%，在低利率的作用力下，大量資金從銀行體系裡逃竄出來，流向不動產。
對於以房地產市場取代股票市場支撐經濟這一點，2002年4月17日，葛林斯潘在美國國會發表證詞，葛林斯潘，以房地產交易成本大、交易後屋主經常必須就要搬家，以及房地產移轉的經常性遠不及股票，極力為「房地產不會發生泡沫」做辯解。
後來的故事，我們都知道，美國房市從2006年起暴跌，導致次貸風暴，終於引發全球金融海嘯，不過葛林斯潘「房地產不會發生泡沫」的說詞，並不是因為愚蠢，事實上，不動產的不易炒作特性，正是葛氏的「問題意識」，各種不動產證券化、債權交易的手段，正是面對不動產不易炒作特性的工具。
1980年代以降，在新自由主義的作用下，美國進行了一系列解除金融管制的措施，創造了炒作的環境，而台灣的「金融自由化」，可以1989年7月《銀行法》修正，開放新銀行設立、逐步走向利率、匯率的全面自由化作為重要的轉折點，當然，這些自由化的改革，是在美方的壓力下進行的。
產業、金融與房市的連動
在上面的圖表中，我試圖呈現股市、房市、匯率的交互關係，並把「美國因素」放進來看。美國降息與台灣的關係是什麼呢？調降利率，使台灣的利率較美國高，這個時候，就會引起美國方面的熱錢流向台灣套利，除了投機的熱錢將造成經濟的動盪之外，台幣的需求上升，造成升值的壓力，而台幣升值，會造成台灣出口的成本上升，這種情況，對於以美國為主要輸出市場的台灣產業，是無法承受的，中央銀行不可能不設法把台灣的利率給調降下來，以接近美國的水準。
2001年之前，台灣的（以五大行庫標準存款利息為指標）利率，維持在4%到5%，利率在這個水位，已經是為了回應80年代末期炒作風氣而採取收緊銀根的9%左右降下來的，隨著聯準會的大動作，台灣的利息迅速向下探底，直逼1%，錢放在銀行趕不上通貨膨脹（通常在1.5%到2%），一定越來越薄，勢必要流到市場，而利率的降低，也讓房地產持有和交易的成本大幅下降；在90年代的政策面一一到位，六年國建逐漸完工的條件下，寬鬆的資金終於點燃房市的野火，一發不可收拾。
忠孝東路擱卡過去
從過去30年，台灣房市的起伏，可以看出，房地產市場與產業、金融具有高度的連動性，近年台灣超過實際使用需求的工業區、科學園區、都市計劃，乃至農地的流失、保護區的開發、原住民失去傳統領域，與各地脫離「公益必要性」的土地徵收，以及都市更新計畫，一直到被稱為「民怨之首」的高房價問題所凸顯的貧富差距，都緊緊地嵌在這30年土地炒作的歷程裡。
隨著台北車站、捷運的建設，1980年代，台北市的都心東移，舊時忠孝東路五段的墳墓，已經找不到蹤跡，而1989年，王明輝「忠孝東路擱卡過去就是墓仔埔」的描述，在「台北帝國」反覆的歌聲裡，漸漸從舊時情境的描述，轉化為一種警世的預言，台灣的高房價將我們逼向貧富懸殊的深淵，25年後的此刻，虛華的都市景觀，掩飾不了近乎死亡的蒼白。
阿豆阿阿豆阿阿里阿豆…
阿豆阿阿豆阿阿里阿豆…
忠孝東路擱卡過去就是墓仔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