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騷擾／性侵害及其創傷主體

責任主編：王顥中

教師節前夕，人本教育基金會再次提起發生在台南特教學校的性侵事件，順勢向教育部官員究責並求償。這看起來像是民間團體站在人民立場與國家政府之間的拉扯與對立，但若實際去看台灣宣揚性別平等意識的歷史，國家政府為符合第一世界打造出的「國際化」，與民間團體之間實有密切合作關係，以官民共治的模式挪用第一世界的性別平等意識到台灣。以人本教育基金會提出的性侵害案為例，他們套用了現下CEDAW的性別主流化及全球治理話語，分析發生在台南特教學校的性侵害案件「受害人38人、行為人38人」，以性騷擾／侵害的加害與被害邏輯，套用解釋學生之間發生的性行為。這套話語權在台灣的使用可追溯至教育部「兩性平等委員會」於1997年彭婉如命案後成立，於2000年葉永鋕案臻於成熟，2004年以《性別平等教育法》等進步法律的方式現身，此後規範著校園師生在性與身體上的互動，透過性騷擾／侵害的邏輯，逐一檢視違反規範的性互動，並利用民間團體作為國家延展出的觸角，伸入「民間」以檢視校園裡的人口及其活動，發現任何疑似性騷擾／侵害事件依法應向國家通報，由國家彙整資料後再向聯合國提出報告。換句話說，2000年以後逐年爆發增溫的多起校園性騷擾／侵害事件，看似揭露了第三世界台灣的各種性別不平等現象，然而這些性騷擾／侵害事件實際上卻是第一世界性別平等霸權的延伸，屬「無差別」[1]全球化平權治理的產物。

教育部推算性別平等的實施從2004年公佈實施《性別平等教育法》開始算起，然而，主流女性主義與國家政府密切合作推動的性平改革，嚴格來說應從1997年開始算起[2]。這個時期主流女性主義的性別平等倡議深受彭婉如事件影響，「防治性侵害」成為國家結合女性主義知識與相關NGO團體的力量，聯手對社會大眾進行性別平等教育，此基調引導著2000年的娘娘腔男孩葉永鋕事件也朝著疑似性騷擾／侵害的方向偵辦，將性侵害／騷擾／霸凌的受害對象從生理女性擴展到娘娘腔、同性戀或跨性別，後續更與2010年桃園八德國中霸凌案的大眾情感接合，以突顯校園內弱勢兒少的邊緣處境，後彭婉如命案的「反性侵害／騷擾」遂與當時逐漸浮現的「反霸凌」論述聯手，在校園內強勢主打「人權─安全」的友善弱勢策略。然而，若將葉永鋕事件所生產出的「玫瑰少年」之溫順乖巧嬰孩雛形，與霸凌案中不斷被再現出的惡少模板相形對照，這個不斷強調人權、保護弱勢的友善策略，實質上操作的是國家／全體公民對「外化之惡」或「外患」的恐懼情感，並透過國家、主流NGO團體與社運團體，共構成一股共管共治的道德力量，形成監控言行舉止的社會秩序安全維護網，治理並打壓行為表現異於常規的性異議分子，成為日常生活中用來打壓社會或校園裡異議分子／性少數的雙刃劍，也就是說，乖巧和善的性少數才能獲得性別平等與友善的對待，而未能確實遵循性平腳本或是行為乖張的異議分子／性少數，現下則必須面對更形嚴峻的懲處。

不／存在的受害者

宣揚性別平等的文化腳本編織著女性奪回性自主權、勇敢「做自己」的美夢，使女性在面對感情的時候敢將不安、不滿、不順與憤怒宣洩出來，但是在這「做自己」的美好中也出現了矛盾。學校裡遇到的狀況劇是：女學生跑來告狀說她遭到性騷擾／性侵害，希望學校能夠利用現有的法律機制來主持公道，經了解後發現導火線是男女同學之間感情破裂，女性利用現成的「性別平等」（即性侵害／騷擾防治）機制來報復男性。原本感情中的複雜向度在糾紛當前，三兩下地簡化為女方單方面的「不舒服」，並且輕易地導向一個最終結論──「都是男人的錯」──前一秒氣燄高張地指控他人的女學生，竟巧妙地隱身於「弱者」姿態背後，以避開自身在情感中的權力位置。在處理糾紛的過程中，男女雙方皆在各自的權力位置上捍衛自身，但是女學生卻站穩法律位置並堅定地要求學校處置到底，我們已不再能循著1990年代婦權與人權運動的套路來形容她們為無助、脆弱、等待救援的「受害者」[3]，她們主動而積極地洞察並利用體制中對她們有利可圖的位置，性別平等（或性侵害／騷擾防治）置換了「父權對女性的壓迫」，變成了此刻提供套用的性別公式[4]。然而，我們也發現，此類投訴或告訴事件所揭露的感情糾紛未必有侵害／騷擾之事實，也未必真有一翻兩瞪眼的「受害 vs. 加害」的善惡對立，但是「受害者」的弱勢位置在腳本中卻來得異常容易，令人不禁要問：到底是什麼原因支撐了「受害者」位置的便利挪用？

接二連三的新聞事件，如〈女求「陪我到天亮」 男嘿咻後閃人挨告〉 、〈裸男床上陪聊天 女怕男友生氣提告性侵〉 、〈數學不好 15歲女愛愛害男友吃官司〉 也有雷同之處，從記者下標或者網友回應中，不難看出事件本身的荒謬性，但是類似事件卻一再出現，突顯出的是不同事件中所共有的「女主角」位置並非偶然，這個控訴自身受到性騷擾／侵害的主體，乃是「反性騷擾／侵害」的性平秩序所編織出的文化產物──「女性受害者」，我們雖難以清楚判斷主體形貌，但「它」卻可以輕易地被掌握，隨時可以在男女／男男／女女的情愛關係中套用自如，「她」有時是生理女性，有時是生理男性，有時是娘娘腔男孩，有時是同性戀，有時是跨性別，有時是女老師，有時是特教學生，有時是兒少[5]...「她」作為「受害者」主體本身是個空缺，「受害者」的意義本身並不存在，它必須透過圍繞在其周圍的能指方能反身定義自身，亦即，只有在敘事中找出「伸出魔掌」的「邪惡」並與之對照，甚至，有時這個圍繞主體而生的「惡」的對照，僅精簡為生理男性或權威上位者（他們成為陽剛氣質、男性暴力的代理者，一種非人狀態的文明落後野蠻主體），在如此「惡」的映照下，「女性受害者」的主體完整性──性純潔或性自主──方得以續存。這個空缺像黑洞般將環繞在其周邊的符碼撕裂後吞噬，將吃下的符碼殘渣反芻並建構自身的主體性，於是一個主體位置得以在荒腔走板的情節下，仍繼續維持自身人格的完整與正當，並確保下次這個主體位置可以不斷地因著各種原因而被重複使用著（一時興起與一時反悔的一念之隔或是未成年少女的父母親想要錢）。正因為「她」翩然來到性平符碼秩序面前，提出告訴的同時已等於通過性別秩序的質詢，「她」已回應並佔據了在這個秩序中「受害者」的空缺，他人對待主體的「惡行惡狀」是主體維持自身穩定性的幻覺，用來維持主體在事件中荒謬卻「不敗」的正當性。

性別平等的失敗與失落

但或許這類主體的「不敗」之地，正是性別平等的失敗之處，若失去周邊的符碼能指，它將失去自身的主體與能動性，也因此必須不斷重複意義的鎖鏈，不斷回到「女人在父權文化下必然弱勢」，及其相干情感副產品：鎮日深陷害怕性侵害、性騷擾的陰影...等創傷場景中，一遍又一遍地去經歷那個重創它的文化事件，最終可以得出的是：佔據這個空缺的身體實為一個歇斯底里、前後反覆的精神病主體，「它」在性別平等的文化腳本中重返「女性受害者」的位置，以女性身體自主權為權杖，前一秒索求性愛與陪伴，後一秒翻臉不認人。這類的精神病主體歇斯底里地意識到外在於自身的「惡」乃出自於本體（in me and more than me）[6]，既是主體形成的重要條件，又同時遭到主體排除，也因此，排除的任務終將導引至失敗。我以為李心潔主演的《見鬼》很能解釋這樣的創傷主體，發生車禍的女主角換上了一隻他人捐贈的眼睛，看得見魑魅魍魎的這隻眼，使得女主人翁得以獲得重生，生命質地也得以重新形塑，這隻眼睛帶著她日復一日夜復一夜地重返（並經歷）跳樓自殺的創傷場景，我們看見女主人翁鎮日害怕、擔憂、恐懼的不安場景，整部片的詭譎、焦慮和歇斯底里氣氛不是來自「鬼」，而是女主角自身，當她搭著電車看到玻璃窗上倒映出一副重疊的鬼影時，晃眼間，那個鬼影不是別人，而是她自己。

現下不管是藉由法律或是教育所欲達成的性別平等，是為了開出那一隻具備性別平等意識的眼，這隻眼看得見「鬼」──與性別平等的常人在長相、生命或道德狀態皆相異的社會「它者」，性別平等的意識形態教導世人看見這些「鬼」與正常人之間的差異與共同價值，尊重並且包容，甚或在某些特定時刻，性別平等的主體極須挑戰、克服並超越「鬼」的狀態而成為人，須正義凜然、大刀闊斧地剷除父權的遺跡（陽剛氣質、男性暴力），被視為異己的他者陷入「魑魅魍魎」、「邪惡」或「非人」等「負面」狀態，這些「負面」的意義一方面是主體建構的重要部分（像照鏡子一樣，沒有「它」就沒有「我」），幫助主體獲得新的生命價值（去尊重、去包容），但是在另一方面來說，這個過程也象徵著無可避免地排除，也就是：性別平等教條包裝出了一個新的且充滿未來感的「正常人」主體，以這個「性別新正常」（the newly-gendered normativity）為中心去思考並重構安全、友善且平等的公民社會。在這裡的質問已經不再向外指向那些讓性平主體感覺害怕、企圖傷害性平主體的魑魅魍魎等「外物」，而是反身指向性平主體自身，回頭去質問「自身」的位置從何而來，一隻身軀如何重新植入那隻性別平等的眼，而這隻眼又帶著哪些知識、階級、道德或情感來指導著國家政策與法律制定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