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陳逸婷
翻譯：王顥中（苦勞網記者）、胡清雅（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本文原標題為"Why I can’t celebrate Malala’s Nobel Peace Prize."（Middle East Revised），此篇短文質疑了西方敘事下的人道關懷與救援行動，並提出這可能正是造成人道危機的共謀，透過既定意識型態文本下所框定的苦難敘事，卻刻意遮蔽了西方帝國主義區域介入的角色，使得歡慶這類人道救援敘事文本的西方世界，無需反身所譴責的「惡魔」（暴行）背後，所處的帝國主義侵略行徑自身，就是共犯。如果在一國範圍之內，我們早已熟習統治者胡蘿蔔與棒子的治理邏輯，在剝削的另一面表揚「模範者」、培養各種代理人；在國際政治的尺度中，我們也必須認識到，諾貝爾和平獎作為西方全球文化治理的工具之一，必然含有肅清政敵、為霸權的侵略進行合理化粉飾的功能，所表揚者，不超出經我所援救、為我所認同的那些「優秀的受壓迫者／反抗者」。
（延伸閱讀：卡維波〈誰能得諾貝爾和平獎？〉）
本週五，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印度的凱拉西‧薩塔亞提（Kailash Satyarthi）和巴基斯坦的馬拉拉‧優素福扎伊（Malala Yousafzai），肯定他們反對兒童受壓迫、爭取包含受教權在內的青少年人權。這是一個好消息，而且它或許同時意味著，繼歐巴馬在2009年以「為了強化國際外交和民族之間的合作，所作出的非凡努力」為由，以及歐盟在2012年以「在過去超過60年，致力於和平、和解、民主以及人權在歐洲的進步」為由相繼獲獎之後，諾貝爾和平獎終於再度有點道理了。
不過，仍有些事情非常困擾我。為何我們（西方）總是能指認出那些受虐兒童曾經也必須經歷的東方的「惡魔」，正如同馬拉拉經歷塔利班，但我們卻總是無法指認出我們自己也參與了這個「惡魔」的打造？為什麼我們絕口不提我們的政府又是如何對待巴基斯坦、敘利亞、伊拉克、巴勒斯坦，或葉門的兒童？就以 「無人轟炸機」為例吧，喬治‧葛拉維（George Galloway）去年的一帖twitter或許可以說明這樣的偽善。
（如果馬拉拉是被無人轟炸機所謀殺，英國媒體甚至不會告訴你她的名字。#噁心的偽君子）
葛拉維完全正確。我們甚至永遠不會知道她的名字。然而，我們所有人都會知道馬拉拉的名字，因為馬拉拉的故事符合「東方壓迫」的西方敘事（在其中，這些壓迫究竟是如何被創造出來的，則被省略掉了）。正如 Assed Baig 所說：
❝這是一個土著女孩被白人拯救的故事。將這個的故事搬到英國，西方世界得以自我感覺良好，因為他們將這個土著女孩，從她自己國家中的那些「野蠻男人」手中拯救出來。這是一種歷史種族主義的敘述，而這樣的敘事已經被制度化了。記者與政客們醉心於這種案例的報導與評論：一個無辜的深膚色兒童因為要求受教育，而被野蠻人開槍射中，而接著就來了一個身穿閃亮盔甲的騎士，並拯救了她。於是，西方的一切行徑，無論是轟炸、佔領與戰爭，現在看起來都相當合理了。「看吧，我們早就跟你說過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介入、拯救當地人。」❞
問題是，成千上萬的「馬拉拉西方拯救者」有份製造了永無止盡的戰爭、侵略、干預、無人轟炸機...。在約翰‧奧利維（John Oliver）的談話節目〈上週今夜〉（Last Week Tonight）中，我們總算知道了自己對於「無人轟炸機」（關於它的目的、目標以及它所造成的結果）的理解是多麼缺乏。去年在一場國會聽證會中，歐巴馬政權下的前五角大廈官員、喬治城大學教授羅莎‧布魯克思（Rosa Brooks），如此解釋美國對於「無人轟炸機」的政策：「現在，我們已要求行政部門提出主張，基於秘密證據的秘密原因，通過由無需驗明身分的官員所承辦的祕密程序，它（無人轟炸機）有權在地球上的任一角落、任何時間，殺死任何人。這嚇壞我了。」
以下的作品來自一個包括巴基斯坦、美國、與法國藝術家 JR 的藝術集結團體。這個作品裝置在開伯爾─普什圖省（Khyber Pakhtunkhwa），靠近巴基斯坦西北方與阿富汗的邊境。這個團體表示，他們製作這個作品，是希望讓美軍的無人轟炸機操作員看見他們手下犧牲者的臉孔，而這些犧牲者所居住的區域，一直以來都是他們頻繁轟炸的目標。
這樣的現實，從未被呈現在我們眼前。另一個現實，則是關於一位名叫 Abeer Qassim Hamza al-Janabi 的伊拉克女孩的故事。2006年，年僅14歲的她在家中遭到5名美軍士兵輪姦，並遭到殺害。在她被輪姦與謀殺之前，她的父母與6歲的妹妹 Hadeel Qasim Hamza 都被殺害了。值得一提的是，在美軍入侵以前， Abeer 本來都有去上學，但之後她必須停止就學，因為她的父親擔心她的安全。
Abeer Qassim Hamza al-Janabi
當西方為馬拉拉鼓掌叫好（因為他們應該如此），我擔心這是為了錯誤的理由、或錯誤的觀點。這似乎是，西方希望得到一個得以符合他們自身或是政策的議程，這也是為什麼馬拉拉對伊斯蘭的觀點，鮮少被呈現。她用個人的信念去伸張教育的重要性，而不是拿伊斯蘭作為壓迫的理由，人們很少提及這點，因為它同樣「不合時宜」。
因此，當我這週五得知諾貝爾和平獎的消息時，我的想法在不同層次上相當混雜，直到現在都是如此。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場新的戰爭，而在看過這張照片後，和平獎的頒獎典禮顯得格外荒謬。
（一名102歲的敘利亞難民 Ahmad 。照片：A. McConnell, UNHCR）
當然，我們必須認可那些為了打造更美好的世界，而進行的各種努力，但當這些努力，是經由一種精心計算、單一向度的方式來進行的，並承載了各種秘密的議程以及大量的偽善時──我就是無法與之同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