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王顥中
我們知道，資方為打壓、阻止勞動者透過團結、組織與行動來爭取勞動權益，可能會特別花費聘請專業的「工會打手」（union buster），企圖以各種奧步，瓦解工人所可能採取的集體爭議行為。然而，對於台灣的私立大學資方（董事會）來說，他們連聘請工會打手的花費都可以省下來了。因為，當身為主管機關的教育部，本身就代行了「打壓工會」的任務，資方又何須另外花錢請求外援？
2011年我國《工會法》修正後，教師終於能依法組織、加入工會，但在開放的背後，事實上仍隱藏了諸多保守而不合理的限制，諸如：教師不得參加「企業工會」，公立學校簽訂團體協約時，還須經主管機關核可等；此外，最根本的限制是，國家依舊剝奪了身為勞動者最後（往往也是最重要的）一項爭議權利：「罷工權」。
暫時不論上述諸多荒唐限制，《工會法》的修正對於教育產業勞動者而言，好說歹說也是小小地跨出一步。特別以台灣現況而論，在政府放任生師比惡化、缺乏董事會監理的諸多錯誤性政策下，加上私校資方配以各種假評鑑之名，實則逼退、剝奪教職員工作權的做法，高教工作者簡直腹背受敵，法律上的組織結社權利實在來得太晚。
對於大學教師工會組織者來說，這簡直是一場邊走邊打的硬仗。一方得對內凝聚高教工作者的勞動意識，一方又得立即性地對外因應各種高教亂象（非法解聘、欠薪，或如高鳳、永達突然性倒閉的問題）。不但如此，這兩年多來，高教工會竟然還得面對教育部在各種爭議行動當中，所採取的惡意打壓行徑。
當然，在資本主義的政經體制下，勞動者原本就不可能希冀國家機器，會良善地站在勞工這一方。但至少在為維持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權穩定性與正當性之下，政府原則上也應「形式」地顯示出在勞資對抗議題上的「中立客觀性」。要做到像台灣教育部技職司官員如此粗暴而不顧形象的打壓工會，也實屬真誠而難能可貴。
今年（2014）1月農曆年前，高教工會偕同永達與高鳳的工會會員前往教育部陳請，這兩所大學在少子女化衝擊，與董事會不當經營之下，教職員面臨著長期欠減薪的問題。30多位教職員在今年冬天最酷寒的一日，於教育部靜坐苦等一天，當時教育部蔣偉寧拒不出面，僅派技職司司長李彥儀出面協調。協調中，高鳳的工會成員雖不斷表示想進部內，與官員進一步對話，卻屢屢受阻。
勞工原本就是因個人勢單力薄，因此才透過集體組織工會，在勞動條件上與資方進行談判。這麼基本的道理，就算入了法，在教育部技職司的眼中，似乎還是天方夜譚。實在難忘司長李彥儀竟在當下，公開且赤裸裸地對著高鳳的教師說：「跟你們談可以，但工會不能在場，否則就不談！」
這樣粗魯排除、打壓工會的戲碼，無獨有偶地在這一年多以來重複上演。在我們日後出席永達資方、勞方、教育部的三方對談場合時，教育部仍繼續以「這是校內事務，『外人』不准在場」作為藉詞，試圖打擊工會成員，以此來暗示其他教職員，有事大家私下好商量，就是不要加入工會、不要找工會。
又在今年7月，工會與中州、台北城市、育達科大及台北海院的教師前往教育部抗議校方違法解雇的行動中，當天教育部人事處先是承諾要召開校方、教師、教育部與工會的四方協商會議。這樣根本還稱不上是戰果的基本要求，竟然在協商前夕的一次技職司與教師會談（說是要「了解狀況」）的當天，再度遭教育部技職司的瓦解。作為會議主席，李司長會議開始前便立即聲明「不准當天的會議中，有任何高教工會的成員在場」。雖然這四所學校的教師都表明由工會代表他們談判，是法律所保障的權利，司長不該違法剝奪，但李司長力展「魄力」，二話不多說，立即「宣佈散會」。為阻擋工會，完全不顧承諾跳票，讓與會教師們開了眼界。
長官帶了頭，部屬馬上學。上個月初，因突然停辦而失去工作的永達教職員們，找了工會陪同出席立法院的一場協調會。會議進行前，永達的工會會員們再三表示：希望工會代表在會議中能協助大家統整意見與訴求。協調會進行中，我才正舉起手準備發言，技職司副司長饒邦安，見獵心喜、有樣學樣，望著主持會議的立委，大聲表明「她不是永達的老師！」、「她不是永達的老師！」、「她不是永達的老師！」
到底什麼原因，讓教育部技職司的官員，拚了命似的，寧可花時間阻擋教師依法參加工會行使勞動權，也不願將這時間放在好好檢視台灣高教技職體系中的諸多問題？若不是過度缺乏勞動基礎教育，顢頇而欠缺現代化思維（那就該建議勞動部好好替教育部開幾場勞動教育課程），恐怕就是有意圖地作為工會打手，來阻擾教職員的團結組織。或許他們很清楚意識到，透過私下個別擊退單一勞動者，會是對政府與資方來說，最簡單省力的手法。
教師組織工會起步的晚，在沒有足夠的時間對內部會員進行完善的勞動教育之下，勞工在面對資方與政府當下的分化，很可能因缺乏互信基礎與團結意識，而選擇暫時卸下自身的工會會員身分，以換得各種可能的承諾。我們也不乏遭遇過面對官方「力阻工會」，就誤信而選擇暫時和工會切割的會員。問題是，幾次經驗下來，往往能看到，官方在排除工會介入勞資談判之後，勞工根本沒有因此而獲得任何的具體承諾。
這樣幾次打壓工會的行徑，竟也慢慢地讓勞動者意識到，排除工會，是官方的一套伎倆，目的是為了分化勞動者的聯合，草草將抗爭了事，而不是真心為了解決問題。反過頭來，倒成了教育部為我們會員所進行的「勞動教育」，讓會員瞭解到，團結行動、不輕易受分化的重要性。
我們沒有這種好奇心與雅興去探索教育部究竟是迂腐還是高招，也不可能期待勞動者總是在一次次被欺騙、出賣的情境中，以失去權益為代價，來換得團結的意識。說到底，因為起步晚而低度發展的組織率和團結意識，才是讓政府官員或資方有機可乘的根本原因。能怎麼辦？組織吧，加入工會吧！將他們掃入歷史的灰燼，教師失去的只是打手，我們將得到邁向解放的新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