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波拉病毒發現於1976年，為何在長達近40年時間中，醫藥界並未開發出有效的疫苗或治療藥物？本文刊載於《Jacobin》雜誌，原標題為〈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bola〉。作者Leigh Phillips長期關注醫藥產業的發展。他指出，大藥廠沒有興趣研發無利可圖的藥品。同時非洲各國被迫推動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也削弱了當地公衛體系，以及政府的應變能力。綜合起來，釀成了此次伊波拉病毒肆虐的慘劇。
今年爆發的伊波拉病毒疫情，規模為歷年之最。根據《洋蔥報》（The Onion）一如往常，在他們所謂「新聞報導」中指出，伊波拉病毒最慘的疫情爆發記錄顯示，一開始在西非有約1,779人感染，至少961人死亡。7月31日的頭條快訊更祭出這無恥的標題〈 專家：伊波拉疫苗造成至少50位白人死亡 〉。
我們先粗略地解釋為：如果感染伊波拉病毒的是白人，這問題一定會被解決。在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下，藥品公司也拒絕投資這項研究，這些市場因素不只惡化，更掩蓋了疫情的爆發。
種族因素肯定存在。身為感染疾病專家，同時也是世界最大醫療研究慈善團體之一的惠康信託基金會（Wellcome Trust）會長的傑瑞米‧法勒（Jeremy Farrar），他在《多倫多星報》（Toronto Star） 的訪問中說：「你想像在加拿大、美國及歐洲這些地方，有450個人死於病毒性出血熱（譯按：伊波拉病毒引起的症狀），這是多麼地令人無法忍受—而這在西非也應該是如此。」
法勒指出，加拿大開發的實驗性伊波拉疫苗，2009年曾在一個德國實驗室的意外中被拿來做緊急使用：「我們費盡心力以幫助德國實驗室的技術人員，為什麼會因為地點在西非而有所不同呢？」
然而，伊波拉病毒的問題沒有被解決，因為解決這件事賺不到半毛錢。這是一個無利可圖的疾病。
無利可圖 大藥廠不願研發
1976年，伊波拉病毒剛被檢驗出來時，大約已有2,400人死亡。大型製藥公司意識到研究伊波拉病毒治療的成本非常高，但市場是很渺小的。在純粹量化的基礎下，有些人可能（或許正確地）警告著：不要太關注這死亡人數比瘧疾（伊波拉爆發至今有30萬人死亡）和肺結核（60萬人死亡）還低的疾病。
經濟的限制拖延了研究伊波拉治療的發展，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製藥公司正在抗拒開發包括伊波拉，以及其他許多疾病的治療方式。
近十年來，公共部門或擁有國家高額補助的小型生技公司，在治療伊波拉的研究上其實有了大幅度進展。包括核酸基生成物、抗體療法，及若干種疫苗，而其中五個在靈長類動物的實驗裡，皆成功預防了伊波拉病毒。
在這兩個星期裡，美國過敏與感染疾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NIAID）的院長安東尼‧弗契（Anthony Fauci）在媒體上不斷地向那些願意聽的人說：如果不是那些吝嗇的企業，伊波拉疫苗離成功開發也只是一步之遙。
弗契在《今日美國報》（USA Today） 的報導中裡提到「我們一直努力開發伊波拉疫苗，但卻沒有任何企業投資。」另外他在 《科學人雜誌》（Scientific American） 中指出，「我們將一種候選疫苗放進猴子體內後反應良好，然而一個每三、四十年才有少數疫情爆發的疾病，部分藥商缺乏開發疫苗的意願與獎勵。」
幾乎所有熟悉這議題的人都認為關鍵就在於：疫情很少爆發以及受影響的人過於稀少，以致於大型藥商認為不能賺錢，沒有開發價值。
位於秘魯首都利馬的生物醫學研究實驗室——美國海軍第六醫學研究中心（NAMRU-6），其新興感染疾病部門的主任丹尼爾‧鮑施（Daniel Bausch），在接受《VOX》採訪時說「疫情爆發波及了世界上最貧窮的地區，雖然創造了驚人的動亂，但仍屬於相對稀少的事件。假如你了解一下藥商們的意願，他們在伊波拉疫苗試驗的第一、二、三期都不會有熱忱，因為也許只有幾萬或幾十萬人會用到。」
英國衛生公共學會（UK Faculty of Public Health）的會長約翰‧艾胥頓（John Ashton）在《星期日獨立報》（Independent on Sunday） 上發表了一篇評論，他譴責，「製藥產業會不願意投資治療與疫苗的研究，是因為對他們而言，涉及的人數少到不能平衡投資和報酬。」最後在結論中指出「這是在一個缺乏倫理的社會架構下，資本主義的淪喪道德行徑。」
伊波拉病毒的狀況並不是特例。大型藥商拒絕研究新類抗生素已長達三十年之久。由於抗生素的「發現無效」（譯按：discovery void，因為抗生素濫用而產生帶有耐藥性的細菌），臨床醫生認為，我們用來抵抗日常感染的有效藥物將在二十年內耗盡。自1940年代以來，人類發展出來的許多醫療技術及醫療介入方法，是立基於抗生素的保護基礎。現今人類壽命的延長取決於許多因素，而抗生素是不可或缺的一個原因。在研發出抗生素之前，細菌感染是最常見的死因之一。
今年四月，世界衛生組織（WHO）發佈了史上第一份全球抗生素耐藥性的追蹤報告。報告中表示，細菌的耐藥性已經達到了「警戒等級」。聯合國健康部門也警告：「這個嚴重的威脅不再只是預測中的未來，這是世界上所有地區正在發生的事實，並且有潛力影響任何年齡層、任何國家的任何人。」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很簡單，製藥公司自己也承認：將8億7千萬美元（資本成本18億美元）投資於人一生中只有幾次感染機會才會服用的藥物，並沒有意義。相同的金額投資在糖尿病或癌症等慢性病上，相較之下獲利非常高，因為病患終其一生都必須持續服用藥物。
根據美國疾病管制局（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資料，美國每年有約200萬民眾感染了抗生素耐藥性病菌，其中有2萬3千人因此死亡。
在疫苗的開發上我們看到同樣的問題。民眾常年購買哮喘藥或胰島素，但人一生中卻只需要一至兩劑的疫苗接種。數十年來，許多製藥公司不只是放棄了疫苗的研發，甚至放棄生產疫苗。到了2003年，美國開始有疫苗短缺的情況，其中以兒童疫苗最為明顯。狀況嚴重到美國疾病管制中心設立了網站，專門追蹤疫苗短缺和延遲生產的現況。
早在1976年就發現了伊波拉病毒，但因為受害者多為非洲居民，生產疫苗或治療藥物無利可圖，所以藥廠遲遲不願投入資金研發。（影像來源：美國疾病管制局）公部門挹注 新藥現曙光
儘管市場拒絕投資，國防部基於對伊波拉病毒的關心，並為了國家安全撇開了自由市場運作原則，出面介入。
位於加爾維斯敦的德州大學醫學科病毒學家托馬斯‧嘉士伯（Thomas Geisbert）向《科學人雜誌》 透露了他對VSV疫苗（譯按：水皰性口炎病毒製成的疫苗）的期待，這是最有希望抑制伊波拉病毒的選項之一：
「我們試著取得經費來進行人體實驗...... 而這取決於對開發這些疫苗的小公司的財政支持。人體實驗昂貴且需要政府大量贊助。伊波拉病毒只占全球市場的小小一塊，大型藥商沒有太多動機去研發疫苗，因此政府的資金是必須的。」
製藥公司BioCryst Pharmaceuticals的醫學主任，同時也是實驗抗病毒藥物 BCX4430的研發者威廉‧雪里登（William Sheridan），他描述伊波拉療法研發所面對的資金困境是：「大公司根本理都不理。」
但像他這種小公司，聯邦政府不只贊助研究，例如BCX4430也是和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USAMRIID）共同研發的，政府更承諾購買伊波拉藥物的庫存，作為抵抗生物恐怖主義的預防手段。雪里登在美國國家公共電台（NPR） 上說：「市場還是有的，那就是美國政府。」
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和加拿大衛生局（Canada’s Public Health Agency）正在共同協助ZMapp的發展，這是一種單株抗體血清，由聖地牙哥的一間小型生技公司「MAPP生物製藥」所開發。上週ZMAPP幫助了肯特‧布蘭特利（Kent Brantly）和南希‧萊布（Nancy Writebol），他們是兩名在福音基督傳教團體「撒馬利亞救援會（Samaritan’s Purse）」工作的美國醫生。
他們在賴比瑞亞照顧伊波拉病患時受到感染。當時布蘭特利的狀況快速惡化，也和妻子通電話做最後的道別了。但在他接受實驗性血清治療後，一小時內情況便開始好轉，呼吸順暢、皮疹消退。隔天一早，他便能自己洗澡。當他撤離賴比瑞亞到達美國時，能夠不需他人幫助自行爬下救護車。至於萊布，從賴比瑞亞首都回到亞特蘭大後，現在同樣也可以「站起來走動」了。
然而，對於這藥物是否治癒了這兩位傳教士，我們必須萬分慎重才能做下結論。因為在這個「臨床實驗」中只有兩個樣本數，而且是沒有隱瞞受試者及控制組做比對的情況。到目前為止，該藥未進行人體的安全及功效性測試，此外，任何疾病的患者皆有一定比例的人數能夠自行痊癒，因此我們不確定ZMapp是否為造成明顯康復的原因。不過，這起事件的確帶給我們很大的希望。
在加拿大國防研究與發展中心（Defence R&D Canada）一項安全計劃（Canadian Safety and Security Program）的投資下，位在加拿大溫尼伯的國家微生物實驗室（National Microbiology Laboratory） ，和一間位於多倫多的「生命科學生物防禦公司」Defyrus，這兩個單位的研究人員們獨創研發了兩種ZMapp抗體。而在馬普生物製藥公司（MappBio）與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美國衛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及加拿大國防威脅降低局（Defense Threat Reduction Agency）的合作下，以雞尾酒療法製作出了第三種抗體。接著，這些公司與位於歐文斯伯勒（Owensboro）的肯塔基生物工藝公司（Kentucky Bioprocessing）合夥培植帶有抗體的煙草植物。肯塔基生物工藝是一間蛋白質生產公司，今年被母公司雷諾煙草公司（RJ Reynolds Tobacco）買下。
一聽到五角大廈和加拿大國防部的聯合編制，有些人會跳進陰謀論裡。沒錯，ZMapp看起來就像能夠完美地引起大眾強烈關注：基因改造、大型煙草公司、五角大廈，以及看起來有點像疫苗的注射劑！
但是國防部門的投資不應該被認為是邪惡的。相反地，這是公部門作為守護者與創新驅動者，的一個優秀證據。不是所有無利可圖的疾病都會是上校們擔憂生物恐怖的對象。而且，為什麼私人機構就該嚐到賺錢的甜頭，公家單位就只能撿剩下沒得賺的呢？
假設，基於追求盈利的首要目的，製藥產業在結構上就是無法生產那些社會所需的產品，而公共部門（在這起案例裡為軍方）必須持續地填補市場失靈的缺口，那麼這個單位應該國有化，讓可盈利的治療收入去支援其他無法盈利的療法研發與生產。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甚至不必再爭論是否預防瘧疾、痲疹或小兒痲痹更值得優先考慮。我們能夠同時處理眾所皆知的疾病，以及受人忽略的疾病。即便有公共資金的挹注，也無法保證能夠馬上解決問題，但同一個時間，私人藥廠們甚至連試都沒試。
這正是社會主義者所說的，資本主義是讓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禁錮。我們關注的不僅僅是大型藥廠不道德地拒絕正視受忽略的熱帶疾病、疫苗以及抗生素研發。更因為有些如同聚寶盆般的新產品和服務，可造福人群並拓展人類的自由。但是卻因為自由市場的頹靡與缺乏抱負，限制了這些生產的潛力。
新自由主義 疫情擴張的兇手
專注於疫苗或藥品的研發是重要的，但若忽略了西非公共衛生與基礎設施的惡化，以及更廣泛的經濟因素造成人畜共生傳染病爆發的可能，例如伊波拉。充其量只是試圖用水桶將水從一艘進水下沈的船中撈出來而已，治標不治本。
人畜共生傳染病，佔人類歷史上傳染病的大宗。隨著人類與其他生物間更加密集的接觸，感染的可能性也會增加。（影像來源：ebola el virus）同為系統地理學家和生態學家的羅伯‧華萊士（Rob Wallace）清楚地說明了，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如何為傳染病疫情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幾內亞、賴比瑞亞和獅子山是地球上最貧窮的幾個國家，在聯合國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排名中，分別是第178名、174名及187名。
如果傳染病爆發在那些擁有全球最佳醫療設施的北歐國家，疫情可能已經得到控制。
野外醫院的不足、現有醫院沒有適當的衛生措施、尚未建立標準的隔離單位，及缺乏受專業訓練的醫療人員，以至無法妥善地追蹤並隔離感染病患等等，都是造成疫情惡化的原因。或者說，不論提供的實質治療為何，更好的支持治療才是導向好結果的關鍵。當地政府的機能衰退也會加劇疾病的擴散，政府應該要能夠更整體性地控管人民移居、處理相關後勤問題，並與其他國家進行合作。
流行病及傳染疾病學家鮑什（Daniel Bausch），在最近這次疫情爆發的災區附近進行研究任務，他七月發表於《公共科學圖書館》（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期刊的一篇論文＜被忽略的熱帶疾病＞（ Neglected Tropical Diseases）中，描述了他是如何第一手地「見證了疫情的『去發展』。每次重回幾內亞、每次從科納克理（譯按：Conakry，幾內亞首都）前往雨林區的漫長車程上，總是看到當地的公共建設似乎每下愈況——曾鋪好的路更壞了、公共服務更少、物價更高了，森林也更稀疏了。」
華萊士提到，這裡和許多的國家一樣，在西方政府和國際金融機構既鼓勵又強制的推動下，進行一系列的結構調整計畫：私有化並縮減公共服務、在持續農業補助之下移除關稅，以及使農作物以出口為目標來犧牲自給自足的機會。這些都導致了飢餓和貧窮，反過來說，食物和出口作物之間在資金、土地及農業投入方面的競爭，引發出了更多土地所有權的兼併問題，尤其是限制小農使用土地的跨國公司。
伊波拉病毒是一種人畜共生傳染病，它經由動物傳染給人類（或者相反）。人類的傳染病歷史中，約61%是人畜共生傳染病，例如流感、霍亂和愛滋病毒。
人類的活動範圍擴張到野外，和野生動物接觸的機會隨之增加，這就是造成人畜共生傳染病提高的最主要原因。當新自由主義的結構調整迫使人們離開土地，都市卻沒有相對應提供足夠的工作機會。華萊士指出，人們只能跳進「更深的叢林來擴張地理範圍、追捕獵物、取得製炭的木材，或深入礦坑來取得礦物。而處在這些偏遠的角落，將會提高接觸到伊波拉病毒或其他人畜共生傳染病病原的風險。」
就像鮑什所說：「生物和生態的因素或許會讓病毒自叢林出現，但很明顯地，社會與政治的時局決定了它接下來的發展—是一、兩起的個例，還是疫情大規模的持續爆發。」
因為缺乏基礎建設和資源，在那些人畜共生疫情爆發的起源地，結果往往是無法依照預期跟計畫發展。例如二戰結束時，美國南方爆發的瘧疾，就在美國疾病管制中心早期的一次任務中被消滅。
號召全面運動 建立公共醫療
過去幾個月以來，伊波拉病毒史上最嚴重的疫情爆發，揭露出了我們醫藥發展體系的道德淪喪。爭取美國的公共醫療，以及聯手對抗西方國家醫療私有化的戰爭，只有做到一半。當一個新的運動設定了以下目標，問題才可能真正獲得解決：將國際醫藥產業重整為公共服務部門，以及改變那些間接破壞公共衛生體系的新自由主義政策。
我們能以80年代末及90年代初的愛滋行動團體作為靈感，例如愛滋平權聯盟（ACT UP）、治療行動小組（Treatment Action Group），及21世紀初時南非的治療行動運動（ 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他們在嚴謹的科學認識下，結合行動和非暴力的公民不服從來抵抗企業和政客。
但這次我們需要一場更大規模、更全面的運動。因為這不只是一個疾病，更是市場失靈所漠視的疫苗發展、抗生素失效、熱帶疾病，以及所有因貧窮而被忽略的疾病。我們需要一個以科學為基礎、長遠、有野心且可行的治療行動，以民主征服醫藥產業。
我們需要一個運動，終止那些無利可圖的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