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底由馬政府所發動的年金改革工程，歷經了各界輿論批評、社會團體大規模動員上街反對、內閣改組人事更迭、國民黨九合一地方選舉挫折，連同藍營自家立委都放話：「若再推關中版年金改革，就絕不幫銓敘部排任何法案！」，目前看來，要馬英九總統在未來僅存的1年4個月任期內通過改革草案，機會十分渺茫。
回顧年金改革歷程，在草案去年（2014）4月送入立法院前，無論是朝野之間或執政當局與社會團體之間爭議最大、歧見最深之處，莫過於勞工保險財務體質是否健全的爭論。根據《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費率精算及財務評估委託研究報告》指出，勞工保險基金將在2018年出現收支失衡，並在2027年用罄且開始虧損（p.37），但這份報告直指的「破產」卻被批評是「假議題」（相關報導），因為只要在隨收隨付的財務處理基礎之上，根本就不存在「潛藏債務」的問題。換句話說，委外精算報告是以「完全提存準備」的標準進行估算，透過「提存比率」（funding ratio）來衡量財務流量，同時找出最適的平衡費率，「基金危機」是這個精算模型下的產物。
擺盪在隨收隨付與提存準備的爭議
然而，隨收隨付就不會面臨任何財政挑戰嗎？事實上，「隨收隨付」是年金體系最為常見的財務型態，立基於契約本質的世代互助，國家無須為未來年金請求權積累準備基金，而是將現下工作人口的保費收入，移轉供應當期老年退休給付之用。也就是說，薪資總額越高將愈有能力承擔年金支出，而「薪資總額」是「平均薪資」乘以「受僱者人數」的結果，只要兩者皆為增加就十分有利於隨收隨付制的運作。
不過，現實呈現出來的結構性問題卻是勞動力人口／退休人口的比值下降，這主要是受到出生率下滑、提早退休與平均餘命延長的影響，加上薪資持續成長的幅度又隨著經濟走緩而停滯。總而言之，隨收隨付不僅特別容易敏感於人口結構的變動，經濟環境與投入勞動市場的積極程度也是變數之一，只有高薪資成長、高出生率與高勞動參與率才可以確保健康的財政體質。
德國年金改革的轉向
經常被視為隨收隨付年金體系典範國家的德國，自1980年代以後就開始著手進行年金體系的改革工程，尤其重視公共年金支出的成本控制，手段包括減少提早退休、延後法定退休年齡、調整費率，以及最富爭議的降低給付水準。經歷一連串的改革措施，以一位「標準退休者」（年資約45年）為例，淨所得替代率將從原先的69%降為52%，未來將難以單獨倚賴國家提供的公共年金來維持退休生活。德國政府在出手管理財政永續之餘，同樣關注如何保障退休人口的經濟安全，不隨國家緊縮措施的介入而淪入貧窮，因此從2001年的年金改革之後，德國大力推動有助於私人年金擴張的政策，藉由稅式優惠、直接補助或政府認證等，鼓勵勞工與自營作業者購買私人年金產品，即所謂的「李斯特年金」（Riester Rente）；此外，施洛德政府也在「企業年金」著墨甚多，一方面提供勞工繳費的稅式誘因，另一方面則是賦予勞工在工資談判時向資方要求設立企業年金的權利，無異是希望企業或個人年金可以「補足」政府砍公共年金後的「差額」。
可以發現，德國在改革過程中逐漸撤回政府在老年經濟安全保障的責任，發展非政府的私人年金角色，將政策重新導向年金私有化的路徑，一定程度也意味著隨收隨付的公共年金面對十分龐大的財政壓力，迫使傳統年金體系作出轉型。值得提醒的是，私有化並非是解決人口老化與退休保障的萬靈丹，有時甚至衍生出更多複雜的風險。
當前年金改革的論辯都放在開源節流的技術細節中拉扯，然而問題的根源其實還是必須回歸到勞工的生活處境去觀察，低薪、高工時與生育率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不完善的照顧體系亦無法支持友善養育與勞動參與的環境。結構性問題不根除，再高的費率、超低的給付、又老的退休年齡，年金危機始終無法徹底被逆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