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制訂，總是隱藏著階級屬性，在大學學費政策的制訂過程中，所有的議程，都被設定在「如何向人民收取高額學費」，而不是向資本課稅來支付教育費用，足見學費政策的階級屬性。為了遮掩這樣的階級立場，政策的論述與說帖，也就必需以隱藏這樣的階級屬性為能事，政府必需在人民群體中建構出不同的身份差異，激化群體內部的矛盾，製造出無數個偽議題，以達掩蓋階級矛盾的效果，其目的正是讓人民為各式各樣的假象所迷惑，醉醺醺的來思考學費問題。
一旦人們囿於政策所丟出的議程，開始從現象談論現象時，階級問題就自動退居到後台不被處理，或者被冠以不切實際、不夠具體的污名，強迫運動者自我閹割，以放棄階級概念來從現象談論現象。帶來的影響，就是我們怎麼分析，都無法意識到學費政策的本質就是階級關係、就是階級鬥爭的結果。
為了戳破學費議題中的假象，我們得先考察教育部與大學丟出的五種用來分化人民的調漲論述，以及其相關的偽議題。接著說明未來的抗爭策略，應回到真正的對立，並進一步將歷年來教育部各種偷漲的學費以類似學費而外延出去「教育費用」（住宿費、助學金、生活津貼）追討回來！
教育部分化人民的五種論述
大學學費政策，以目前來說就有五種旨在「分化」人民的論述，其身份包括：（一）本地生 vs. 外籍生（二）大學生 vs. 碩博生（三）在學生 vs. 延畢生（四）公校生 vs. 私校生（五）有錢人 vs. 弱勢者。很不幸的，（一）跟（三）已是「完成式」了，其餘三者則是現在進行式，以下我們逐一檢視：
（一）本地生 vs. 外籍生
外籍生的處境最令人最無感，通常也是學費調漲的灘頭堡，一旦外籍生的學費調漲了，接著就是本地生學費的全面調漲。在99學年以前，外籍生與本地生學費並無二致，然而在開放陸生來台期間，教育部修訂了《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與《大陸地區人民來自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 100年度開始，外籍生與陸生的學費就是本地生的兩倍。誠如筆者在「階級語言、分析視角與教育內容的抗爭：高學費問題的觀察與省思」[1]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以政大文學院為例，99年度以前的本地與外籍生的學雜費為24,510元，100年度開始，陸生與外籍生的學雜費倍增為49,020元，見下表 [2]：
（點圖放大）在私立大學部分，若以輔仁大學的文學院為例，本地生學雜費為47,430元，陸生則為56,920元，見下表：
由筆者製表，資料取自輔仁大學學費查詢系統[3]。整體來看，外籍生學費約為本地生學費的1.2倍，多出約一萬元上下。但私立大學已未能領取政府的補助，照教育部的邏輯，理應收取跟本地的私校生同等的學費，豈能為了向陸生再撈一筆，無故多出這一萬多元呢？
若以101年度計算，將有25,452名外籍生及17,454名陸生（含研修生）受到影響。遺憾的是，這種企圖以「本外」的差異與矛盾來提高大學收入的策略已經奏效，猶如英國在調漲外籍生學費3倍過後，接著就是本地生的學費調漲。一旦大學經費持續短缺，外籍生學費很有可能再次調高。
或許會有人說：外籍生沒繳稅，憑什麼享用台灣的高教資源？但試問，台灣的資本家每年享用高等教育所培育的人才，可曾繳過資本稅、紅利稅呢？若說沒繳稅就不該享用台灣的高等教育，台灣的企業當「仁」不讓！何以我們會關注外來者納稅與否，而非追究國家是否向資本課稅呢？正說明了「外國人沒有繳稅」的偽議題，順利地激化了本國人與外來者的矛盾，達到掩蓋資本長年坐享高等教育的成果又不納稅的目的！[4]
（二）大學生 vs. 研究生
大學生與研究生雖分屬不同的學習階段，然而教育費用的負擔並不會因學歷的提升而減少，反之，越是唸到碩博般的階段，生活壓力往往更大，來自家庭的變故和風險也較大學生高出許多，反而更應享有更多的助學金甚至生活津貼。
在現前的《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研究生學費卻可由各校自主報大教育部備查，其實是「open」的，學校可以自主決定要不要調漲。無怪乎台大校長李嗣涔聽聞後激動的說：「如果研究所『不凍漲』，教育部要講出來！」[5]
果然，在教育部「講出來」後，政治大學即將在下學年度調漲研究生學雜費，理由是辦學不易，油電雙漲唯學費凍漲，而要學生們「共體時艱」。此例一開，預計各大專院校將紛紛跟進，試想連政大都帶頭漲，其他大學不漲情何以堪？當前，以101年度計，共有碩士生183,094人，博士生32,731人，一旦政大開此先例，將直接衝擊這215,825名研究生，後果不堪設想。
（三）在學生 vs. 延畢生
除了向外籍生和研究生開刀，近來，各大學向校內的延畢生收取雜費也蔚為風潮，以巧令名目的方式向學生收取費用，各校的延畢生，已然被收取部分雜費。
如台大、政大及交大等多所大學皆紛紛對延畢生加收雜費。台大100學年下學期開始，原本延畢生修九學分以下只要繳學分費，但之後得加收雜費，依不同學院要多付七千到一萬五千元，十學分以上更得繳交全額學雜費[6]；交大未滿九學分，雖只付學分費，但延畢生每學分費除一千二百元外，還要加收一千五百元的學雜費基數[7]；政大自101學年開始，便針對九學分以下的延畢生加收雜費，理學院、傳播學院延畢生若修至九學分，得要多繳九千八百多元[8]。此外，台北藝術大學的手段更是高超，為了增收研究生學費，前兩年先把各系畢業門檻的學分費收足，倘若學生延後畢業，則還得再繳一次學分費，被撥兩層皮[9]。
增收延畢生的雜費，對各種身份的學生來說無疑是一項警訊，因為我們無從得知下一步，教育部和大學又會以何種藉口，向校園中相對少數的族群或身份開刀。而延畢生以及校園中相對少數的他者，也將在「某種身份是否該收更多學費」的討論過程中被針對、被污名。縱使真的調漲成功，對大學的營運來說也是杯水車薪的蠅頭小利。各大學貪取教育經費，竟可如此不擇手段、斯文掃地，實讓天下讀書人蒙羞也。
（四）公校生 vs. 私校生
激化公私立學生的矛盾，是近來教育部及國教院的「常態性學雜費調整方案」[10]最主要的任務。草案中以「反重分配」為名，大談「讀私校的多為弱勢學生」，念「公立大學的學生多是有錢人」，因此欲以漲學費來改變這種「反重分配」的現象。新推出的「常態性學雜費調整方案」 企圖對公立大學的新生調漲6%的學費。接著若經濟成長率（GDP）達3%，不分公私校還可再調漲5%
那麼，「反重分配」之說可以成立嗎？我們不妨從學費調漲後「哪些人」能多「分配」一些來思考。首先，到底誰是「弱勢者」？究竟誰的學雜費在新的方案中被減少了？若以當前合乎學雜費減免的身份來看，包括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人士及其子女、原住民族、特殊境遇家庭子女、軍公教遺族等，都可享有全額或部分的學費減免。難道，學費調漲過後，教育部還會發一筆賃居或生活津貼給這些「弱勢學生」嗎？且不論如今國立大學砍助學金都來不及了，誇口漲學費來照顧弱勢學生豈不可笑？
第二，根據教育部每年針對大專院校休退學人數的統計，至100學年底，就有6,607人因「經濟困難」停止學業，有18,584人因為「工作需求」而選擇休學，佔了總休學人數的27.8%。此外，在統計中，還有將近五成的學生（49.9%）是出自「其他原因」而選擇休學。這些學生，不全然是合乎學雜費減免的身份，然而，在「反重分配」政策中，卻很可能被當成應該「多繳一些學費」的對象（如國立大學學生），反而加重了一般學生放棄學業的可能。無論公私立大學的學生，倘若家境普通，但未達中低收戶的標準，很可能在新的草案實施後，被莫名其妙的調漲學費而無法順利完成學業。教育部連眼前這群學生都無法顧好，還有臉談什麼「反重分配」？
教育部處心積慮地去操弄公私立大學的對立，正因為背後涉及是一種相當表面的「階級」的矛盾，營造出一種庸俗化的貧富落差，造成大學之間的相對剝奪感，而認同「一起」來漲學費。但這種「矛盾」，並非資本家與受雇者間的最根本的階級矛盾，事實上，國立大學的學生也可能來自受薪家庭，更別說，他們畢了業也絕大多數將成為受薪階級。
眼前的「常態性學雜費調整方案」，不管怎麼漲、怎麼調，始終都是人民負擔的越來越多，不管是國立大學或私校生，沒有人會在「常態性學雜費調整方案」中減少應支出的學費。再看教育部屢次提及的助學貸款政策，表面上是國家替學生分攤學銀行的利息，但事實上，卻是將納稅人的錢源源不絕的送給銀行，學生依然得償還學費，但銀行卻可大賺了一筆。這就是學費政策一部份的本質，不管它如何調整、如何配套，顛來倒去，都是資本獲利越來越多，人民要承擔的教育費用越來越重。
有時候，一件事物的本質與他所呈現出的表象會產生矛盾，明明是不利於人民的政策，可是表面上看來，又好像是在追求社會正義，還一副道貌岸然的樣子。
就如同「反重分配」之說看似合理，口口聲聲要替私校生和弱勢生掙得一時的公平。一旦人我們細地去考察這種政策的本質，假象就不攻自破了。
（五）弱勢者 vs. 有錢人
第五種分化的論述，事實上是第四種論述的基礎。教育部預設了念國立大學的都是「有錢人」，私立大學的則以「弱勢者」居多，因此試圖透過漲學費來改善「反重分配」的現象，如同先前我們所處理過的。
這種偽裝的社會正義，有時連運動者本身也會著了此道，認為「有錢人」應多繳交一些學費，或者是受了某教授「誰是台大學生？」的「啟發」，頓時茅塞頓開、醍醐灌頂，跟著認為念台大的學生多設籍在大安區，承擔高額的教育費用是理所當然的。這時，「有錢人」與「弱勢者」的矛盾就在運動的群體中蔓延了，讓人覺得調漲一部份的學費有其正當性，而忽略了「真正的對立」。
那麼真正的對立是什麼？何以我們不能接受讓「有錢人」多承擔一些教育費用呢？因為，多數的有錢人，不過是收入相對優渥的受雇者。第一，縱使「有錢人」的收入稍微高一些，但可能因為他的生產力較高或者過去受的訓練較多才比較有錢，例如那些專業階級或熟練工人，被剝削的不會比較少，有時反而可能更多！第二、「有錢人」可能是以不同形式的方式被剝削，如服務業員工，可能賺得錢多一些，但其本身仍作為受雇者被資本剝削。第三、「有錢人」的小孩，日後也有很大的機率成為受雇者。
事實上，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下，除非我們掌握了生產工具，否則日後接難逃成為受雇者的命運，醫生、教授、科學家、工程師等皆是如是，這些行業表面上收入被視為小康，但都面臨著替服務資本，受其剝削的的過程。甚至，這些「有錢人」基於其專業訓練及熟練的技術，越是需要在一個資本集中的條件下（醫院、實驗室、大型廠房），才有辦法順利出賣其勞動力換取工資。換句話說，「有錢人」生產力越高，但也越受制於資本，其被剝削的程度也可能越高！
所以，根本對立，並不在於「有錢受雇者」或「貧窮受雇者間」的對立，而在於壟斷生產工具的資本，與廣大人民之間的對立。教育費用的來源，必需由那些掌握生產工具的資本來承擔，在資本主義國家對這種訴求的想像，即是課徵資本稅或紅利稅。我們簡要論述如下：
- 在實然層面，高等教育根據資本及其產業的需求而配置，大學提供大量、優質且日益廉價的勞動力供資本使用。所謂培育人才，則是培育對資本有用的人才。
- 資本必需享用高等教育所提供的勞動力，否則它根本無法剝削剩餘價值從事資本的積累。
- 倘若資本拒絕承擔勞動力再生產的費用，當它無替代性的勞動力供其驅使時，其積累的過程將會發生問題。
- 資本為了其自身，必需承擔勞動力再生產（其中包含教育）費用，確保有源源不絕的勞動力替資本創造剩餘價值。
- 在此意義下，工資得要包含學費，讓工人本身和下一代能夠完成勞動力的再生產，從事替資本創造剩餘價值的工作（否則沒工人可剝削，資本就沒錢可賺）。
- 具體而言，由資本承擔教育費用的方式，在勞資階段是調高基本薪資；在重分配階段是課徵資本稅或企業紅利稅來承擔教育費用。
學費或說教育費用，本該包含在工資的一部份，資本的積累才可順利進行，倘若教育費用逐漸由人民來承擔，正意味著工資的減少，這點我們還可以回顧馬克思的著作：
──馬克思《工資、價格與利潤》
台灣的反高學費運動，早在10年前就從馬克思的勞動力再生產理論意識到這樣的事實，今重新引申如下：
──新世代青年團[11]
企業支付給受雇者的工資中，至少必須包括以下三項：（1）勞動者本人所必要的生或資料的價值；（2）勞動者子女所必須的生活資料的價值；（3）勞動者及其子女一定的教育和訓練費用。如果工資無法滿足以上三項需求，受雇者的生活就無法順利地再生產，因為一旦受雇者自己或者子女的生活條件變差、或者無法接受教育，那麼以後資本家階級就算有錢，也可能無法雇用到具有一定技術能力以及健康良好的工人。──反高學費必殺Q&A [12]
因此，「弱勢者與有錢人」的對立，正是一種分化人民，掩蓋「真正的對立」的說辭。這樣的分析視野，同時也涉及了運動者對社會本體的認識及分析，以及如何認知學費議題根本就是階級關係，就是一場階級鬥爭的運動。我們從這樣的視野出發，才有可能免於來自官方各式各樣的分化論述，操持科學分析的語言進行回擊。否則，我們將只剩下人道主義的口號來反對學費調漲，若圖反攻，也只有在這個立基點出發，透過階級鬥爭訴求課徵資本稅，減少國家不斷對資本的讓利的舉措，暫且舒緩高等教育在經費上的匱乏。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