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王顥中
有了上述的體認後，我們可以嘗試從以下幾個方式來應對當前的事態：
（一）堅持對資本課稅
基於「反高學費運動，實質就是提高工資的鬥爭，是將矛頭指向資產階級」，我們必須堅持透過稅制的重分配來改善教育經費的問題。反對教育部關於「反重分配」的說辭，而主張貨真價實的重分配。一旦放棄了對資本課稅的訴求，反（高）學費運動將喪失了階級鬥爭的意涵，並且落入教育部的圈套。比如，近來有論者認為只要大學財務透明，把錢花在刀口上不要亂花；或者主張取消頂大計畫，讓高等資源重新分配就可免除大學調漲學費的迫切需求，而不進一步主張對資本課稅。
這種的說法難免有過於樂觀的侷限。事實上，只要留意台大的例子就可知道，領取公部門補助以及私人贊助最多經費的大學，竟也是最急於刪減學生獎助學金、認為自己最缺錢，最急著要調漲學費的大學，校內甚至出現了「第一個由學生受雇者成立的工會」。不管大學的財務如何透明，或許都不易趕上台大「得天獨厚」的條件，倘若連台大都喊窮，其他學校單憑著「把錢花在刀口上」、「從教育部多分一杯羹」就能打消漲學費的念頭嗎？或許根本之道，仍在於由政府透過稅制來貨真價實的重分配，對各大學進行「常態性」 的經費補助，讓公私立大學穩健的方展。。
事實上，撇開台灣不課資本稅的事實，以及存在多種免稅措施不說（如《產業創新條例》、《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等等）。縱觀台灣的GDP二十年來穩定成長，賦稅負擔率卻是全球最低，至2010年也只有18.4％，幾乎是全世界最低，如下表：
日本為2009年資料；新加坡不含社會安全捐。（單位：%）舉世最低的賦稅負擔率，透露出一項訊息：台灣一直有足夠的經濟能力，藉由稅制的重分配來提供穩定的教育經費，給予公私立大學穩定且足夠的經常性經費補助。這種理想究竟是否可能呢？只要從當前資本每年四兆八千億的營業利潤中，要求2%的稅收，每年就有增加1000億元的稅收。而公私立大學學費齊一，每年僅需455億，落實完全「免學費」，每年僅需約1200億，不過佔我國GDP 1%而已[14]。教育部本身在102 年4 月新版的《常態性學雜費調整方案草案》[15]中也指出，如欲達成高等教育免學雜費目標，政府每年需負擔約992 億元的支出。饒是如此，台灣的賦稅負擔率也依然是全世界最低！[16]
（二）調漲零容忍
基於大學和教育部的分化策略不斷進行，面對任何群體的學費調漲政策，我們必需不分地區和學校，一律採取「零容忍」的態度，一校有變，各方聲援。外籍生跟延畢生的學費被偷偷調漲這般「回不去」的經驗，不能再有第二次。
（三）從反（高）學費上升至「教育費用」的鬥爭
凍漲和低學費可能不是根本之道，真正的教育費用來自於住宿費和生活費的負擔，除了在學費調降上的抗爭，我們得進一步爭取：
1.無勞動義務的助學金制度，並且要求大學提高助學金預算，擴及所有學生。
2.調降住宿費，以及提供住宿津貼。在2005年教育部調漲學費的官方論述中，還可見到這樣的說法：
不過自2004年開始，宿舍床位就未有明顯的增長，直到100學年度，整整七年之間，宿舍床位竟然只增加了119床[18]！嗣後教育部隊宿舍床位之事隻字未提。以101年度的統計來看，各縣市的住宿率不到三成，以台北市的私立大學來說，10個學生當中能申請到宿舍的竟還未滿一人！情何以堪？見下表：
（單位：人；%）
上述情形，足見爭取住宿津貼，要求教育部逐年增加各校床位以減輕學生負擔的必要！除了反學費的抗爭，關於宿舍費用以及各大學的宿舍床位量也應當納入「教育費用抗爭」的議程之中。
（四）反資本主義的教育內容
最後，得自我警惕的是，縱使台灣一夕間變成免學費的國家，我們所受的仍是資本主義的教育，換句話說，教育還是在為資本服務，誠如日前教育部人才培育白皮書召集人為施振榮，足以說明這個事實，所謂的人才，即是替資本服務的人才！無論學費的調漲或調漲，我們依然生活在資本主義的教育下，並逐漸接受其文化霸權。如何從作為日常的課程與校園經驗出發，嘗試著超克或挑戰這樣的教育體制，在校園中各個場域，發起意識型態的鬥爭，或許是反學費運動（或者左翼的教改運動）更根本的挑戰。
（五）思索更長遠的運動目標
無論反高學費、課徵資本稅以及發起教育內容鬥爭的訴求，或許也只能涵納在更長遠的反資本主義運動中的一環；這些訴求是階段，但無法取代目的，而這個目的不處理，我們的問題將會週期性的上演，改良一旦「過界」，也將會退回原點或遭致反撲。無論是爭回資本主義下的「完整勞動價值」的「工資鬥爭」，或是針對大學「教育內涵」的「意識型態鬥爭」，我們根本的目標仍然是藉由對這些問題的挖掘與啟發，意識到資本主義－其作為各式社會問題的發動機，停止運作的必要。
說到底，我們所在意的問題，若無法資本主義社會中解決，或者改善方案的所能達到的程度，也不是我們能接受的，那麼，我們下一步的運動目標，該會是什麼呢？社會學中，有所謂「社會學的想像」，啟發我們個人情境中的焦慮與社會環境彼此間存在著微妙的連動關係，換句話說，除了投入週期性的抗爭行動來化解各式各樣的社會問題所帶予我們的掙扎和焦慮，是否能進一步讓我們思索另一道命題：「社會主義的想像（必需是）是可能的，我們所面臨的週期性個人焦慮和集體的壓迫，才有根本解除的一天」。而這種從一般性社會參與的「社會學想像」上升至徹底改造社會結構的「社會主義的想像」的思維模式，如何與我們的社會實踐做連結，或許，這正是我們在面對突發性社會事件以及週期性的社會危機時，最容易忽略，又非得要思索和回答的基本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