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媒體報導一起發生在東華大學的「集體霸凌」事件，事件描述幾個學長姐利用既有的權威之便，半夜叫學弟起床灌酒，其中一名學弟因酒力不支又暈又吐。校方依照的是「校園霸凌防制準則」1的標準作業流程，先依校安系統通報教育部，找出「加害」的學長姐予以記過處分，並依循條例程序，校方最終極也最重要的責任是針對事件中「受害」的暈吐學弟進行關懷與輔導。針對這個事件，人本教育基金會則提出「加害者過去也曾是受害者」，意在指出霸凌結構中被列為被「加害」與「被害」兩者之間不必然對立的關係，對照以過往介入南部特教學校調查出百起性侵／性騷的事件，人本的立場都是在「保護學生個體」，並且強調所有罪惡的根源不是學生本體，而是結構中既存的權力不對等關係，也因此，真正要接受究責與懲處的不是學生個人，而是「體制」2。
在「體制」這個層次上，我與人本的看法並無二致，只是我覺得應該更仔細的去區分所謂的「體制有問題」到底指的是什麼？是指學校制度本身的權力不對等嗎？那權力不對等關係又是指什麼？是指老師欺負學生、學長姐欺負學弟妹這種上對下的權力不對等關係嗎？如果僅僅停在這個層次上究責，那麼我就無法同意了。這種看待權力的解讀，只停留在上對下的單線關係，並未實際去分析表面上處於劣勢者，也可能利用劣勢位置來謀取利益，例如：在抗爭現場利用性騷擾語言宣稱「要女警」以延緩警方阻攔衝撞的效率，在這些狀況下，上對下的權力結構常常是可以被既定印象中的劣勢者巧妙運作並且翻轉成功的。
通常，被學長姐欺負的時候，學弟妹們會一起討論怎麼反擊，每個事件的權力關係鬆散與否、嚴苛與否、有無逃逸空間，反擊到哪個程度不會遭到報復？每個受欺負的位置也都不太一樣，所以也不能一概採取「加害」與「被害」，或是「今日的被害將變成明天的加害」這種除了揪出加害也加強受害輔導，卻對既有權力結構毫無改變亦毫無衝擊的說法，在整個正義追殺加害者的過程中，竟然完全不認為這種仇恨並且犯罪化所有權力關係的單一解讀有何問題。
「霸凌」在臺灣的語意出現也不過是近幾年的事情，特別在2010年桃園八德國中的霸凌事件透過網路及媒體報導廣傳後，迅速激起了人們或是憤怒（施虐者怎麼會如此殘暴）或摻恐懼（將自己投射於被毆者，害怕自己也無力反擊）的公民情緒，這個情緒啟動了整個公民社會快速而整齊地進入「反霸凌」的邏輯思考，迅速通過各項立法，嚴格限制特定語言的使用，如：「幹你娘」、「娘娘腔」、「男人婆」…等用詞全數歸類於「性霸凌」的範疇，全民實施情感教育，請專家學者教導身體可被觸摸的界線範圍，身體隨著性別知識化的語言分類，被摸到不該摸的地方要有不舒服的感受（否則就是不正常，性觀念有偏差，需矯治），男孩被教導尊重女生（「尊重」作為情感教育的一環），鼓勵女孩感覺任何不舒服情感，並且要有立即說「不」的勇氣。我們可以發現，這整個過程非常依賴情感，我們也可以想像人的身體周遭有各種情感感應器，某些知識結構刻意將特定感應器敏銳化，例如：提高性別意識，遇到性騷擾就馬上通報，由於這些特定的情感感應器特別敏感而脆弱，一旦被啟動後也常常快速地進入一個暫停不下來的處理程序，程序中也相當依賴情感技術來對現代化的性身體進行各種管理：教育與再教育、輔導、諮商與矯治。
臺灣自1990年代以來的人權運動與性別運動總強調「改變權力結構就是對主體重新充權」，但是20年過去了，即使女性主義者坐上了國家政策的諮詢圓桌，用母性的保護政策滲透常民身心，我們看到父權的大他者（the big Other）現在也多了母性的形象，既有的權力結構依舊沒有太大的改變，所謂的主體充權也不過就是性別平等實驗室裡頭，那一具具全身裝滿感應器的性別化身體，總是專家學者告訴你做為一個平等的現代人，什麼樣才是正確的感受。也正因為我們處在一個不斷往前走的時空裡，或許這個時候我們更需要的不是「加害者」與「被害者」的霸凌解釋模式，也不是官僚權威幫忙揪出壞分子，更不需要什麼公民團體組織來幫幫忙，我們需要的是暫停這一切3，暫時先拔掉身上的感應器，像每一回都從惡靈古堡中甦醒的愛麗絲，明知追來的不是什麼好東西，不過還是得好好地想一下：我被欺負了，我現在可以怎麼辦？
你或許要問：「我還是不知道這樣暫停一下究竟要幹嘛？有什麼差別嗎？有什麼改變嗎？」暫停的意思是說，我們現在停在這裡，先去回顧20世紀已經浮現（表示不是普世價值）的身體管理技術，延用精神、心理、醫藥科學等招攬生意的伎倆，在晚近開拓心理、精神有病......等等各種醫療類別，除此之外，打造「健康」的概念，推出害怕健康不保、害怕死亡的恐懼讓人體吸收，一旦人們害怕，就會花錢來買藥，就會需要投資治療，當然，這時候能夠開發出的類別越多就越賺錢，果然是門好生意。於是，這門生意製造出各種情緒分類，整個情緒工業鼓勵人體自行分泌情緒膏物，如: 感覺憂鬱、感覺孤單、感覺婚姻有問題、感覺愛與被愛......面對人的犯罪也傾向心理化解讀，去探究一個人的家庭背景、教育過程或性別認同，是單親嗎？是新移民子弟嗎？是同性戀嗎？曾有霸凌經驗嗎？曾被教師權威壓制過嗎？家庭教育父權嗎？......
以上的種種情感分析與積累，可說到了21世紀已經生產出豐沛的能量，不僅可供情緒繼續生產而自足，也成了21世紀人類身體的基礎物質條件，連結在一具軀體週遭的許多情緒感應器，在遭逢某些特定或偶然的契機時，交互作用並啟動一具具性別化的身體4。人本教育基金會介入調查南部特教學校的性侵／性騷事件，不查還好，一查後才赫然發現，案件量增爆為幾百件，人本覺得發生在這間學校的事簡直慘絕人寰，一直想不透如果不是學校教育太爛、教育人員怠忽職守，那還有什麼其他原因？在陳昭如改編的小說《沉默》中，她也有提到這似乎不是個體純然造惡的問題，她覺得是體制出了問題，但是陳的提問也不過到此，她沒有再分析究竟是什麼結構？什麼問題？人本一直以來在意國家權威，在意公務員官官相護，看到的也不過是結構中的一台笨重的官僚機器而已，但我也必須說，這種看法未免也太給這台老舊破爛的機器面子，事實就是，我們看到的上對下的結構，也就是──官僚體制（或霸凌，有一說法是校園霸凌來自於學校官僚的權力運作）──力量並沒想像中的那麼強大，它在很多時候都顯得陳腐而無知，也因此而產生許多縫隙與漏洞，對身處劣勢的人來說，反而容易蒙混過關。
那麼，「我們」（現代性打造的軀體）真正面對的體制「敵人」到底是什麼？不管是東華大學的霸凌事件，或者南部特教學校的性侵案件，真正有意思的，其實是事件的瞬間爆發，所有情感的瞬間累積，啟動了佈滿現代性身體周遭的感應器，軀體循著模式操作「加害」與「被害」的分類，非事件主角的協助者（學者、專家、社工、NGO工作者）伸出援手協助，旁觀者（家長或老師）或哀傷或心疼或冷眼，甚至連事件主角也開始用既有模式，去心理分析自己到底是「加害人」還是「受害人」，一旦歸為加害人，則或感覺抱歉、感覺憤怒、感覺膽怯；若是受害人則感覺受傷、感覺恐懼、感覺恍然大悟、原來如此，情緒噴發消耗的過程中又再度產出大量情緒，有些情緒消耗了，不過有些情緒累積下來成為能量，足以撐到下場爆發的來臨。換作資本邏輯來看，身體使用了情緒而耗損，於是透過自體生產情緒而儲蓄，而擁有情緒財富的人可看作是資本家，處在情緒爆炸的時代，一般常民或多或少都是小資階級，有那麼一點資源但又算不上富有，於是人們開始節省情緒、儲存情緒、消費並購買情緒，對於底層的人來說，或許還可以從位階高的人身上搞到一些憐憫、施捨、同情......沒錯，因為資本家有的不再只是貨幣，他們的儲蓄遠比你想像得更多，他們也儲蓄情緒，同時他們也需要你把你的情緒交出來放到他的銀行裡，你買越多「加害」與「被害」的帳，他們就賺得越多。
如果我們暫停一下，然後想一想，加害與被害的情感與道德操演，正是一筆資本積累的好交易。
- 1.可參考教育部「校園霸凌防制準則」。另外，各校通常會再依照教育部的主要法規，根據學校的員額編制更細緻地訂定防治流程與責任分配，因此，各校處理流程雖說稍有差異，不過大體仍遵循著：通報→調查→懲處→輔導等四個主要步驟。
- 2.人本說法與事件新聞可參見本則報導。事件後續又爆出校方為霸凌者辯護而遭鄉民撻伐，由於我不主張直接跳進「加害」與「被害」的對立關係中，在這個當下也拒絕一味袒護所謂的「受害者」。我在這裡試圖理解的是：「判斷霸凌事件成立與否的現代情感是怎麼樣建立起來的？」如果它是當代時空下產出的情感，那麼表示這些支撐情感的時空條件改變的時候，情感道德就會隨著時空變動，既不是普世價值，也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生存準則，那麼就沒什麼理由該把情感全投資在「加害」與「被害」之間既對立又共構的關係裡，因此我的問題意識比較是：「還有什麼其他理解可能？」在這裡不針對事件後續的正當性與否加以討論。
- 3.這裡的「暫停一下」是參考甯應斌在〈暫停女性主義〉一文中的說法。
- 4.參考甯應斌、何春蕤《民困愁城》。另亦見Jasbir K. Puar, "The Cost of Getting Better: Suicide, Sensation, Switchpoi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