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12/10）適逢「世界人權日」和《世界人權宣言》頒布70周年，但仍有許多攸關人權的法案卡在立院未能通過。台灣人權促進會等民團上午召開記者會，強調明年是本屆立委任期最後一年，呼籲立院盡速通過《集會遊行法》、《社會團體法》、《難民法》、《都市更新條例》等四個法案的修法，將「人權功課」做完。

本屆立委將在2020年1月底任期結束，立院初審通過但未能二三讀通過的法案，基於屆期不連續的原則，未來都得重新來過。台權會和反迫遷連線指出，包括《集會遊行法》、《社會團體法》、《難民法》、《都市更新條例》等四個攸關人權的法案，目前都處於卡關和冷凍狀態，呼籲立委應盡快審查通過。

其中，《集會遊行法》的爭議在於「禁制區」和「命令解散」條款，過去這兩大條款成為當權者箝制集會遊行自由的工具，但修法版本中，這兩個威權條款又以「安全距離」和「強制排除」的名義被保留下來。

台灣人權促進會副會長周宇修指出，《集遊法》的修法版本容許劃設過大的禁制區，違反憲法保障人民集會遊行權利；他表示，《集遊法》已爭議20年，蔡英文選前承諾修法，但從2016年審竣完畢至今，延宕到今日還沒修正通過，毫無道理可言，應盡快修法還給人民自由。

此外，與《集遊法》同樣被視為是威權遺緒的《人民團體法》，因管制人民結社自由備受批評，蔡政府上任擬訂《社會團體法》取代《人民團體法》，但目前也卡關未能通過。

台灣人權促進會執行委員、淡大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涂予尹表示，新政府上台後研議《社會團體法》的修正，這是好的方向，而針對民團對特定條文的質疑，今年5月黨團協商時內政部和立委也幾乎採納民團的意見，目前已爭議不大，修法只差「臨門一腳」，呼籲立院加快腳步，把立委該做的功課做完。

基於台灣有越來越多來自外地的政治庇護人士，台權會秘書長邱伊翎表示，台灣也應制定《難民法》給予保障。邱伊翎指出，對過去來台尋求政治庇護的異議人士，台灣政府都只能專案處理，缺乏制度性的難民處理機制，不論藍綠兩黨執政，都未能將《難民法》三讀，她對此感到很遺憾，並強調國際社會也相當關切《難民法》的進度。

此外，過去《都更條例》有強拆民宅侵害人權的爭議，因此民團也相當關注《都更條例》的修正，預計明天立院將針對此案進行黨團協商。反迫遷連線理事黃慧瑜表示，《都更條例》始終因反迫遷團體和建商團體的拉扯爭議，沒能完成修法，擔心這個會期也因為業者壓力等因素，讓《都更條例》被冷凍甚至修惡。

黃慧瑜說，《都更條例》由於民間業者主導，以及政府的容積獎勵政策，而產生巨大利益的衝突，難以落實居民的居住權保障。不過最近的修法版本，反迫遷團體仍爭取到一些成果，例如第37條保障居民可撤銷同意書、第56條增設爭議協商機制，避免強拆的弊病，呼籲明天的黨團協商能更充分討論爭議協商機制，並通過目前的版本，勿向建商傾斜。

近一個月以來，一場空前的運動正在法國發生。

2018年11月17日，根據警方說法，全法國各地至少有2,500個路口和收費站被封鎖，出現了30萬名以上的黃背心抗議者（之所以稱為「黃背心」，是因為抗議者身穿根據法律規定必須放在車上的反光安全背心）。接下來的一週，封街抗議在二線城市跟鄉村地區持續進行。11月24日，又發生了許多行動：超過10萬名參與者在各地設下超過1,600個路障，其中也包括巴黎香榭大道上的8千名抗議人士。

這場運動並非任何政黨或工會發起，而是徹底透過社交網絡所建立。其訴求反對預計在2019年1月1日生效的「國內能源商品消費稅」（TICPE）調漲，這項措施將造成燃料碳稅增加，漲幅每公升柴油達6.5分歐元，每公升九五無鉛汽油也將調升2.9分歐元（分別約為新台幣2.3元與1元）。2018年，對柴油的課稅已經調漲7.6分歐元。目前每公升柴油為1.45歐元，其中稅金就佔六成，約85.4分歐元。法國政府計畫在2020年和2021年時，每年再調高6.5分歐元。這是英國和義大利以外，歐洲第三高的柴油稅率。但與其他歐洲國家相比，法國的柴油是消費大宗，佔燃油總體消費的八成。過去一年內，柴油價格就上漲了23％。

法國大報《巴黎人報》（Le Parisien）引用了一份反對漲稅的線上請願書，這份請願在10月中旬取得數十萬人的簽名，11月初更有超過百萬人加入連署。從那之後，全國各地出現了數百個臉書群組，網路上反對稅改的影片被播放了數百萬次（包含由極右派「法國站起來」（Debout la France）的地方代表所製作的影片）。一名卡車司機呼籲在11月17日封鎖巴黎環狀道路，後來數以千計的地方倡議團體，便決定在該日封鎖道路與圓環（兩名黃背心參與者建立了網頁清單，羅列封鎖行動的地點）。主流新聞媒體（特別是BFM電視台）採用了這樣的說法，並且放大了這個現象。

從單純的連署請願行動開始，如今這場運動如野火蔓燒。

這是場什麼樣的運動？

這場運動不但與政府對立，也與工會和政治領袖們對立！這場運動在大眾階級間擴張，並且博得廣大的同情，特別是在工作場所裡得到多數人的大力支持（11月14日前有七成的人支持這場運動）；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這場運動在許多左翼圈子裡被畫成諷刺漫畫，還被譴責、被認為是一團糟，甚至被認為是受到公路運輸業雇主和極右派的操縱。然而，所有公路運輸業者協會共同譴責封鎖行動，並要求政府排除路障。對於極右派而言，從10月中旬開始，「法國站起來」的領袖杜邦-艾尼昂（Nicolas Dupont-Aignan）就一直積極在媒體上秀出他的黃背心。同樣地，勒龐（Marine Le Pen）所屬的民族陣線（Rassemblement national）也表達了對運動的支持，但同時否定封鎖道路的行動。黃背心運動的多數組織者顯然希望與這些令人尷尬的支持保持距離。法國共和黨（les Républicains）和社會黨（Socialist Party）1小心翼翼地對這場運動表達同情。另一方面，雖然法國不屈黨（France insoumise）的領袖如梅朗雄（Jean-Louis Mélenchon）2或魯芬（François Ruffin）3在幾次電視專訪中表達了對這場運動的支持，但例如新反資本主義黨（NPA）的貝森薩諾（Olivier Besancenot）、所有主要工會——不只是法國民主勞工聯盟（CFDT）、法國工人力量總會（FO），甚至法國勞工總聯盟（CGT）與法國團結工聯（Solidaires）都拒絕支持這場示威，堅持抗爭者受到極右派與公路運輸產業的老闆所操弄。

事實上，黃背心運動反映的是大眾階級間的深刻運動。每天有1,700萬人在他們居住城市以外的地方工作，這個人數佔全體經濟活動人口的2/3。在這2/3的人之中，又有八成開自己的車。因此，燃油花費是大眾所關切的，在大巴黎地區更是如此（即使在巴黎市區，也只有一半的勞工以公共運輸通勤）。顯然，附加稅的問題涉及廣大的受雇者！

勞工，特別是勞工的家庭，被迫遠離市中心而居，不穩定性更擴大了勞工與工作場所的距離。在巴黎，搭公車上班的那一半勞工，通常是那些被迫居住在城市邊緣，或者從事工時交錯（staggered hours）的彈性工作的一群。

在官方通膨率被當作工資凍漲的藉口下，汽車運輸成本，特別是柴油價格已經爆炸了。黃背心將民眾的怒火極端化，這種怒火在購買力、工資和退休金方面，表現出顯著的階級性格。

黃背心的怒火，進一步催化在社會中擴散的憤怒，這樣的憤怒起因於政府失信、對購買力與退休金的攻擊，同時給予富人與資本家諸多優惠。反過來說，歷屆執政黨的失信也必須為當前社會形勢擔起責任。馬克宏從這種失信中受益，並因此勝選，現在卻自作自受。

政府透過稅改——取消富人稅（ISF，對資本利得課徵的固定稅）——最富有的1%人口的財富在2019年將增加6％，最富有的0.4％人口的購買力將提高至28,300歐元，最富有的0.1％人口更可以上升到86,290歐元。與此同時，最貧窮的20％人口將面臨收入降低、社會福利增加停滯、住房補貼改惡、退休金減少，以及物價上漲的惡果。

失去民意及執政危機

馬克宏被大部分人認為是富人的總統。在給予富人階級上述好禮後，燃料稅打擊了最低薪的受雇者，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不僅如此，馬克宏政府因為其階級政治與不被信任，自夏天起便陷入持續惡化的危機之中。貝納拉醜聞在夏天被揭露。馬克宏的私人保全貝納拉（Alexandre Benalla）在今年5月1日攻擊示威者而被定罪，顯示總統利用國家資源服務個人需求，也令人想起總統競選前夕的費雍醜聞。4貝納拉醜聞後，馬克宏政府內負責環境事務的余洛（Nicolas Hulot），也因為環境承諾多次被否定而宣布辭職。之後，內政部長暨馬克宏早期支持者科隆博（Gérard Collomb）也在初秋宣布辭職。一連串的內部危機，證實這個政府的腐蝕加劇，以及其政治與社會基礎的脆弱。

與前法國總統歐蘭德（Francois Holland）同期相比，馬克宏在各項民調的支持度都低於前者。

「黃背心」的訴求

無論是在社交網路上或是封路現場，所有「黃背心」的訊息都要求撤銷燃料稅，除此之外還有對於生活成本的不滿、主張重新課徵富人稅，或者僅僅要求馬克宏下台。

為了合理化燃料稅並且獲得大眾支持，政府強調對抗全球暖化，以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與懸浮微粒的必要性。政府發言人格力沃（Benjamin Grivaux）譴責「抽菸與開柴油車的人」，試圖爭取生態左翼的支持。但是，燃料稅調漲在具環保意識的選民之中也沒得到良好的迴響，此外政府輕蔑與傲慢的態度並未讓人留下好印象。

根本原因在於：之前的執政者與現任政府，都忽略了生態政策的當務之急：在偏袒汽車與柴油的政策之後，卻未在郊區與城市邊緣發展公共交通，導致工人階級必須跋涉更遠的距離，才能前往工作地點與城市中心。對無法改變通勤模式或交通工具的民眾徵收更多費用，展示了政府令人難以接受的傲慢。政府意圖移除超過1萬1千公里的鐵路，對於法國國營鐵路公司（SNCF）是一項打擊，同時大部分的鐵路貨運也因為道路貨運（業者）的利益而被犧牲。與此同時，道達爾石油公司（Total）卻可以恣意採礦而無須繳稅。此外，關於2019年財政法案的辯論，揭露了5億多歐元的燃料稅並不會用於生態轉型，而是填補2019年預算赤字，即補償取消財富稅而短少的稅收。

數週以來，政府與媒體帶著居高臨下的藐視態度，試圖污衊這場運動，例如稱它為一場來自「被遺忘的領域」或「法國邊緣」的運動，或是指涉這場運動是一群沒有教養、對氣候變遷無感的「農民起義」（jacquerie）。

有組織的工人運動在哪兒？

「黃背心」運動並非由工人運動與組織發起，顯示後者在許多地區及工人組織中失去影響力。如同「課徵金融交易稅以協助公民組織」（ATTAC）與哥白尼基金會（Fondation Copernic）在《世界報》（Le Monde）專欄所說的那樣，這也是社會運動近年來累積的失敗的結果。「黃背心」迅速設下路障並且採取直接行動，也是對於傳統街頭示威模式的拒絕，同時延續了近年具戰鬥性的社會部門所採取的封路行動。

此外，工會領袖採取的策略，暴露（他們）無能承接運動的這個弱點，這是大有問題的。這樣的策略，以「黃背心」受到「極右翼」操弄或是這是一場「去政治」的運動為藉口。但是一如ATTAC與哥白尼基金會在專欄中所說的：「要對抗這種公然的挑釁、極右翼對於運動的工具化，以及反稅主義的風險，無法通過『空椅政策』（藉由缺席方式凸顯自己存在的策略）或是責怪示威者的方式達成。相反的，我們必須進入運動中去制衡，並在裡頭對抗試圖支配運動的極右翼與雇主，來贏得文化與政治的鬥爭。」

不過，許多工會下級單位及社運人士，毫不遲疑地支持並呼籲參與「黃背心」運動。特別是法國勞工總聯盟冶金分會、聯合民主團結工會工業分會、法國工人力量總會交通分會，以及其他許多個別部門都呼籲提出一個主張提升工資、反對打擊大眾階級的間接稅，以及提倡累進制所得稅的工業綱領。這些呼籲經常清楚反對燃料稅，同時強調一套真正能打擊道達爾的生態政策，並且發展公共交通與鐵路貨運。

在社運網絡中或是報章雜誌上，所有的報導都證實這個運動具有民意的現實。運動基本上由受雇者與退休人士組成，同時也包含自僱者與小企業主，這些人的收入微薄，並且飽受政府全力攻擊所苦。參與路障或是發放手冊的新反資本主義黨行動者，也見證了運動歡迎——更重要的是——全面同意恢復課徵富人稅，以及終止給予富人的優稅減免。

運動的當務之急

無論最終結果為何，這場運動都有重大的政治風險。關鍵在於如何讓它的結構更加民主，同時與工人運動的組織匯合；這些工人運動組織希望藉由對政權全面宣戰的方式，領導一場普遍的鬥爭。政府希望「黃背心」只是一個插曲，之後便可返回「正常」的政治與社會生活。11月17日後，所有媒體大幅報導各種衝突，在封路現場受傷的群眾，以及被撞死的「黃背心」參與者。媒體也凸顯運動裏頭的種族歧視與恐同行徑，藉此抹黑整個運動；雖然這些行為不可接受，卻僅僅是運動的第一小部分。比起其他社會運動，政府對於黃背心的處理更加謹慎，但是仍大力鎮壓封路行動，特別是11月24日香榭大道上的示威。雖然黃背心對街頭示威與衝突感到陌生，卻並未阻止他們設下新路障的決心與意志。政府希望衝突的畫面，以及（運動）年終歡慶般的示威方式，能夠導致運動的消亡。如果工人運動也有相同的想法，將大錯特錯。處於邊緣位置的極右翼正等待突擊運動的機會，並且希望沒有任何反資本主義的觀點進場給予運動新的視野。時常被拿來與黃背心做對比的2013年義大利「乾草叉」起義（Forconi）5，對於反資本主義者也是一項提醒。這些反資本主義者不只想把民眾憤怒與社會不滿用來對付為富人服務的政府，更要用它們為反資本主義的攻勢鋪路，達到解放的目的。

• 1.法國兩大政黨，政治立場分別為中間偏右與中間偏左。
• 2.法國不屈黨是梅朗雄於2016年總統大選時創立的左翼政黨。
• 3.國民議會議員，曾在2016反對勞動法改革的不眠之夜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
• 4. 2017年，費雍代表共和黨參加總統大選，卻被媒體揭露於擔任國會議員期間，虛設助理職位，讓妻子白領薪水。
• 5. 2013年底，義大利爆發反對政府撙節政策的示威，該運動以「乾草叉」為象徵，參與群眾來自農民、卡車司機、學生、失業者等社會各個階級，同樣以封路為手段，運動組織也很鬆散。

因應春節疏運，交通部再度向勞動部提出申請放寬客運業「七休一」，讓客運業勞工連上10天班，勞動部預計明年（2019）1月提上會議討論。此舉引起客運業工會不滿，今日（12/12）偕同汽車貨運倉儲產業工會、郵政產業工會到交通部和勞動部抗議，堅決反對放寬七休一，並呼籲政府排除貨運業適用八周變形工時，遏止血汗勞動。

勞動部長許銘春昨日證實，交通部針對客運業春節運輸需求，已向勞動部提出鬆綁七休一申請，讓駕駛可連續上班10天，預計1月上旬將在勞動基準諮詢會中討論。對此，臺灣汽車客運業產業工會代表范光明強調，客運業近年過勞情形不減反增，政府現在還偏袒資方，想在春節期間開放七休一，將造成更大的安全疑慮，工會堅決反對。

物流業勞檢 違法超時、沒給加班費氾濫

除客運業外，今日貨運及物流業工會也一同前往交通部和勞動部抗議，要求政府嚴格執法，遏止血汗過勞。

汽車貨運倉儲產業工會在端午假期前後發起物流業勞檢行動，結果包括嘉里大榮、新竹物流、宅配通、中華郵政都有未給加班費情形，另外還有超時和妨礙勞檢的情況，整個產業違法氾濫。工會理事長林志雄表示，貨運業和物流業長期人力不足，疲勞駕駛頻傳，今年景山貨運國道三死案已凸顯出疲勞駕駛的嚴重性，2016年更有2,304人次疲勞駕駛肇事，造成2,675人次傷亡，交通部對違法雇主不應再毫無作為。

林志雄強調，《公路法》第47條規定「汽車運輸業經營不善、妨礙公共利益或交通安全時，得限期改善或停止營業」，但交通部都未嚴格執法，呼籲交通部應將違法過勞的企業慣犯勒令停業。

交通部公路總局運輸組長劉育麟出面回應表示，已開出11件限期改善，後續會再針對工會提出的公司加強督導。

工會要求檢討八周變形工時 勞動部不願承諾

隨後工會一行人轉往勞動部抗議，針對貨運業去年（2017）六月以來開始適用「八周變形工時」，造成貨運司機可連上六天班免付加班費，加上年初《勞基法》修惡，工會認為已給予資方過多彈性，要求勞動部檢討八周變形工時制度，將貨運業排除適用八周變形工時。

對此，勞動部工時科長李怡萱表示，因汽車貨運業有淡旺季問題和彈性需求，勞動部才指定開放八周變形工時，但公司仍需經過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才能適用，也不能違反七休一。言下之意，是勞動部認為沒必要檢討八周變形工時。

不滿勞動部的回應，林志雄質疑，資方所謂的淡旺季和「缺工」，其實是老闆不想聘多一點人和給多一點薪水；資方要開放八周變形工時，但勞方根本不想開放，質疑勞動部沒聽進勞工心聲。

台灣汽車貨運暨倉儲業產業工會總幹事王浩也痛批，民進黨政府修惡《勞基法》後，加班工時上限已經拉高，為什麼現在不能檢討八周變形工時，難道貨運業勞工活該要被扒兩次皮？他強調勞動部如果不改變態度，下次還會有更多人出來抗議。

美國：參議院通過表決 停止涉入葉門戰爭

美國參議院周四（12/13）通過一項決議，要求美國停止涉入沙烏地阿拉伯－阿聯（UAE）聯軍於葉門進行的軍事活動。2015年起，沙國領銜的聯軍對葉門的胡賽武裝組織進行大規模空襲，估計已造成數萬人死亡，並引發聯合國口中「世界上最嚴重的人道危機」。不過，由於共和黨領導人採取拖延策略，眾議院在休會前將不會處理參議院的決議，總統川普則揚言將否決這項措施。

決議是由猶他州共和黨參議員李（Mike Lee）與佛蒙特州的獨立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共同提案。桑德斯表示，沙國領銜的軍事介入，已在葉門造成8萬5千名孩童飢餓而死。

除了禁止參與在葉門的軍事合作，國會也可禁止未來武器銷售，實施制裁或是撤銷對沙國的資助。

此外，參議院也通過另一項決議，譴責沙國王儲穆罕默德·本·沙爾曼需為《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哈紹吉遭殺害一事負責，但是不具法律效力。

埃及：人權律師因「黃背心」照片遭拘禁

埃及當局在人權律師拉曼丹（Mohamed Ramadan）於臉書張貼身著象徵近日法國抗議的「黃背心」後，將他逮捕並且預計拘禁15天，並以「意圖舉辦反政府示威」為由進行審訊。根據「Middle East Eye」報導，安全部門已對首都開羅與亞歷山卓市的零售業者發出警告，不得販售大量的黃背心，此外批發也需要得到警方許可。

政府部門的措施，被認為是擔憂「阿拉伯之春」 八週年（1/25）前夕，可能出現的反政府示威。2011年，阿拉伯之春催生了新憲法，穆斯林兄弟會支持的穆爾西（Mohamed Morsi）成為埃及首位民選總統，不過，隨即在2013年遭軍事政變推翻，軍方領導人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在2014年成為總統，並對政治反對者與異議者展開強力鎮壓。

伊朗：美國制裁是「經濟恐怖主義」

伊朗總統羅哈尼（Hassan Rouhani）在上週六（12/8）一場於德黑蘭舉辦的區域安全會議中，譴責美國總統川普對於伊朗重啟經濟制裁是「經濟恐怖主義」，既不公正也不合法；他並指控川普政府試圖「煽動恐懼」，阻止其他國家投資伊朗。

今年5月，川普政府單方面宣布撤出伊朗核子協議（JCPOA），並對伊朗重新啟動經濟制裁，第一階段針對航空、黃金、貨幣，第二階段則對準石油與銀行業，持續與伊朗進行商業往來的國家與非美國企業，將面臨美國的嚴峻處罰。制裁已導致伊朗外商投資衰退、貨幣貶值，並且引發通貨膨脹。

聯合國表示，德黑蘭持續遵守協議義務。但是美國制裁與推翻政權的言論，已經引發兩國之間的緊張局勢。伊朗外交部也警告，美國於中東出售武器，正在將該區域變成一個「火藥庫」。

阿根廷：前福特主管綁架工人遭判刑

阿根廷聯邦法院判決，兩位前福特（Ford）主管於該國軍事獨裁期間，參與綁架並虐待工廠工人，分別需服刑10年與12年。這是該國歷史上，首次有跨國公司主管因為違反人道罪遭判刑。

現年85歲的前生產主管穆勒（Pedro Muller）以及90歲的安全經理西比拉（Hector Sibila），在1976年政變後，向軍方提供該公司工廠24名工人與工會成員的姓名、照片、地址與身分證字號，這些工人遭逮捕後，遭遇數小時的虐待、電擊、詢問與施暴，之後被送往軍事監獄。

判決出爐後，美國福特並未發表立即意見。阿根廷福特則表示該公司與上述案件無關。受難者律師表示將在美國聯邦法院控告福特，他們認為福特公司對於在阿根廷的子公司擁有直接控制權。不過，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律教授斯坦哈特（Ralph Steinhardt）認為，困難處在於證明該案件行為是由福特母公司「完全控制」。

聯合國：氣候變遷協商未果是「自殺性」的

於波蘭舉辦的聯合國氣候變遷高峰會（COP24）在周五（12/14）閉幕，但是最終協議仍不足以應付的氣候變遷對於全球造成的後果。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Antonio Guterres）警告，這可能「使我們失去阻止無法控制的氣候變遷的最佳機會。這不僅是不道德的，更是自殺性的。」

為期兩週的COP24，任務是為《巴黎協議》重新注入活力，該協議目標將全球暖化幅度限制在攝氏2度以下，並對受氣候變遷影響最鉅的貧窮國家，提供數千億美元的資助。然而，古特瑞斯認為，關鍵議題仍未獲得解決。包括如何確保企業負起責任，以及改變使用化石燃料。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坦承，全球氣溫暖化超過攝氏1.5度，將對數十億人口造成威脅，特別是生活在小島國家的民眾。

《就業服務法》「移工三年需出國一日」條款廢除後，移工仍持續受到違法的「買工費」剝削！今日（12/16）印尼、菲律賓和越南籍移工紛紛站出來指控，仲介公司在期滿續約、轉換雇主時，會向移工收取2到8萬不等的買工費，導致他們在繳納高額仲介費後，還要被額外「剝皮」，呼籲政府嚴懲並廢除私人仲介制度。

2016年民進黨政府修正《就業服務法》，廢除「移工三年需出國一日」條款，移工免三年繳納一次8至15萬元的母國仲介費，不料仲介公司變相透過「買工費」來剝削，每當移工期滿續約、轉換雇主、勞資爭議轉出、雇主關廠等狀況發生時，仲介會在轉介新工作時要求移工再付一筆數萬元的「買工費」，移工若拒絕支付，將面臨期滿遣返回國，因此不得不繳納。

印尼籍移工Andy表示，他在台灣工作合約三年期滿後，有人介紹新工作給他，但須付7萬5千元給仲介，他借錢付款後，新雇主常常不給他加班費，事後才知道他花了7萬5買到的竟是違法工作，仲介也拒絕還他這筆錢。Andy表示，這間仲介公司很大，很多人跟他一樣被違法收取買工費，呼籲政府解決，不要有下個受害者。

另一名印尼籍移工Haji憤怒表示，他花了鉅額仲介費才來到台灣，工作一年才把國外仲介費還完，之後為了找新工作，又付了6萬元的「買工費」，不料短短五個月，他就因工廠「業務緊縮」而被轉出。Haji於是向勞工局申訴，希望仲介還他6萬元，但都因「證據不足」而未果，高呼「杜絕買工費、廢除私人仲介」。

菲律賓籍家庭看護工Marilou表示，原本以為《就服法》第52條被廢除後，移工可以省下高額仲介費，但兩年過去，仲介卻改用「買工費」收他們的錢，找新工作還是被仲介操控，希望台灣政府廢除私人仲介制度，讓移工停止受仲介剝削之苦。

勞團：應廢私人仲介 改採國對國聘僱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成員陳秀蓮指出，《就服法》明文規定，移工期滿轉換或期滿續聘不可收取額外費用，但仲介卻仍違法收取「買工費」，儘管勞動部宣稱移工遇到違法收費可以申訴，但移工蒐集證據困難，一旦申訴也可能工作不保。她批評，勞動部和地方勞動機關明知「買工費」問題嚴重，卻不願面對私人仲介制度是剝削移工的核心，一味推卸政府責任。

「廢除私人仲介制度才是關鍵。」陳秀蓮表示，要解決仲介剝削問題，政府的短期目標應徹查「買工費」並嚴懲違法仲介，但長期目標還是要廢除私人仲介制度，由政府建立國對國的移工聘僱機制。她表示，韓國引進移工就是透過政府對政府聘僱，台灣政府也應該自己做仲介，完善雙語仲介人力，將求職資訊翻譯成各國語言，讓移工可以透過政府系統找工作。

今天（12/18）是國際移民日，移民／住人權修法聯盟上午在立法院召開記者會，要求修改現行《入出國及移民法》的歧視漏洞，避免非自願離婚的外籍配偶，因離婚而失去身分被迫離開台灣，保障新移民的人權。

根據現行《移民法》第31條，外籍配偶在取得身分證前一旦離婚，必須取得經法院核發的家暴保護令，或取得未成年子女監護權，否則將被迫出境，廢止居留許可。目前新移民配偶在台灣必須結婚滿四年才能取得歸化身分，中國大陸配偶更要長達六年，法律扶助基金會律師吳富凱表示，這道規定讓新移民在這段期間中彷彿在做「移民監」，因為尚未取得身分證，就算在婚姻中受到不平等對待也只能默默忍受，否則就會被趕出台灣。

此外，吳富凱也質疑，這條規定形同將新移民當成客體與生小孩的工具，新住民必須要有老公、小孩，身分才能被承認，已涉違反「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

南洋台灣姊妹會執行秘書李佩香表示，新移民因為社會與經濟條件欠佳，常常難以取得子女監護權，有些個案中，先生娶了外配，幾年後外遇，回家就要跟配偶離婚，太太被迫離婚竟然還要被遣返，非常不合理。因此，在「移盟」主張的修法版本中，經法院判決不可歸責於新移民一方而離婚者，法律應保障新移民，讓他們能繼續合法居留在台灣。

而在《移民法》第23條中規定，外國人簽證若經外交部加註「不准延期」或「不得從停留變更居留」，新移民配偶就必須多次出入境，負擔高額移動成本，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移工服務暨庇護中心主任汪英達認為，外交部不是婚姻專家，婚姻真實與否應交回給移民署判定，不該給予外交部這麼大的權限。

此外，目前《移民法》第62條規範有所謂「反歧視條款」，載有「任何人不得以國籍、種族、膚色、階級、出生地等因素，對居住於臺灣地區之人民為歧視之行為。」然而，新移民勞動權益促進會個案主任劉茜表示條文內容太寬泛，並沒有明定歧視與傷害程度，許多新移民配偶因不熟悉法律，不知如何申訴，甚至迫於生計最後只能隱忍。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夏曉鵑也表示，目前《移民法》的反歧視條款限定檢舉資格為當事人過於嚴苛，應擴大為主管機關接受通報都要主動介入調查，讓反歧視條款真正發生效力。

夏曉鵑強調，政府在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希望廣納人才的同時，也應仔細檢視現有《移民法》中新移民權益保障問題，進行盤點與修正，減少新移民困境。

各位與談人，各位在場的朋友，以及線上參與的朋友大家好，

日前因《NPOst公益交流站》刊登了我出版的新書《社企是門好生意？社會企業的批判與反思》當中第四章「《大誌》幫助街友的一份雜誌？」的書摘，引發一些討論與迴響。因而促成這場活動，我覺得蠻好的。我很尊敬第一線的街友團體工作者，他們確實在做非常辛苦、不容易，同時也是了不起的事。所以我很高興這次活動能有這些活躍的街友扶持團體代表來跟我們分享更多他們的工作內容。此外，台灣勞工陣線協會研究部洪敬舒主任也是勞動政策研究的專家。如果能促進大眾對街友生活與勞動現況的認識，一起來討論看看現有的作法中有多少改善的空間，那麼這些爭論也能有比較積極的意義。

書摘發出後的這幾天，我大致瀏覽過臉書上的各種回應。我的感覺有點像是公投結束後的心情。雖然看到以核養綠發起的公投結果和自己的期待不同，但畢竟公投結果就是反應當下民眾的選擇，也不能怎麼樣。但是過沒多久，台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公佈了一份民調，指出高達44% 民眾以為台灣能源結構中，核能是最主要的發電方式。 （在2017年是9.3%，排名第三）這份民調比起公投結果還讓我感到錯愕，原來公投正反方吵了這麼久，還有將近一半的選民連基本事實都不清楚，然後就在不清不楚的狀況下投下了神聖的一票。

回到對那篇書摘的爭議，很多人批評我根本不懂街友，但我再細看那些人的說法，發現他們好像也不太懂耶。所以我們就是在各種想像和刻板印象中罵來罵去嗎？這就是我說為什麼感覺和看到風險中心民調結果差不多。我不是街友議題專家，但是在我過去的工作經驗當中接觸過街友議題，也跟街友團體合作過一些活動，和幾位街友有一點私交，所以我並不是對街友一無所知。這種「資格論」的說法其實無助於我們展開公共討論。難不成以後大家都要先去當街友志工登記服務時數，討論之前先報自己時數，時數越高的講話越有道理嗎？當然不是這樣！

此外，我的本意並非談街友議題，我新出版的書是在談社會企業。關於《大誌》的這章也是將《大誌》當作社會企業的一個重要案例來分析。雖然標題就寫著「書摘」，但很多讀者似乎誤以為這是一篇完整的文章。但實際上這只是篇不完整的摘錄，而我對《大誌》的分析也要放到我對社會企業整體的分析當中才會更為清晰。至於那些批評我根本不懂社會企業的人，這種說法無疑輕賤了那些願意具文推薦本書的學者專家。

我看到許多網友主張「有工作收入就好，不應該繼續要求」。這樣的說法，將街友（弱勢勞工）的生存與勞動權益視為對立，認為街友如要求合法的勞動條件（例如基本工資）會造成資方減少僱用意願，進而使得部份街友失業，街友群體將反而受害。進一步細究，我們可以發現這樣的想法是對目前法定的勞動條件，特別是基本工資制度的根本否定，認為如果規定資方給付給勞工的薪資需高於基本工資，反而會使得邊緣弱勢勞工喪失工作機會。這樣的想法相當普遍，然而卻未必符合事實。

街友：工作貧窮的勞動者

「工作貧窮」（Working Poor）是近年來逐漸受到重視的議題。許多人生活於貧窮和匱乏之中，不是因為沒有工作，而是因為工作的收入過低。以至於即便有工作，也努力認真地工作，但還是無法獲得有尊嚴的生活。

根據遊民扶助團體台灣當代漂泊協會2011年發表的《工作窮人與遊民一線間》調查報告，報告中訪談了140位出沒於台北車站週邊的街友，報告中呈現的街友面貌和一般民眾認知的狀況落差甚大。當中高達9成（89.3%）街友，在成為街友之前都有工作。當中多達62.9%是正職工作。工作類型則包括工地粗工佔29.3%、清潔工佔26.4%、工廠作業員佔25.7%、舉招牌工14.3%、廚房雜工10.7%、廚師10%、船員9.3%等等。其中甚至有11.4%的街友曾經當過老闆。而在流浪期間，高達71.4%的街友是有工作的，但多達68.6%是打零工，工作狀況不穩定。收入方面，高達82.2%的街友過去三個月內每月工作收入低於5000元。接受訪談的街友中，高達87.8%都希望能租得起房子，脫離流浪的生活。

當代漂泊協會認為，調查內容顯示，街友不是一群坐等社會資源與善心捐款的可憐人。更不是好逸惡勞，懶惰工作的人。他們是辛苦的勞動者，但非典型就業氾濫以及勞動彈性化的現象，造成他們難尋正職工作，取而代之的是薪水更少、更不穩定的派遣、兼職和領日薪的零工。以至於過著勞苦終日，衣食無著的辛苦生活。報告中的一位街友這麼說：「我們遊民所做的工作，事實上都是非常的透支體力，但是，所接受到的工資非常少。常常是工資跟體力的透支不成比例。」

基本工資傷害弱勢勞工？

像街友這樣的邊緣勞工能獲得的工作機會往往是低技術性、高取代性的工作。再加上邊緣勞工本身條件、經濟狀況多半不佳，因此缺乏和資方議價協商的能力，常常只能屈就低落，甚至違法的勞動條件。進一步推想，如果取消基本工資，讓薪資完全由市場決定，只會使得邊緣勞工相競「削價競爭」，接受更差的勞動條件以取得工作。而如果資方能合法地以50元時薪就找到工人，自然不可能期待他們良心發現支付100元的時薪。此種薪資向下競爭（Race to the bottom），弱弱相殘的效應，對處於工作貧窮狀態的邊緣勞工來說，不僅沒有幫助，反而是雪上加霜。

取消基本工資對邊緣勞工沒有好處，那反過來問，提高基本工資真的會傷害邊緣勞工嗎？事實可能也並非如此。2014年1月，由七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提格里茲 （Joseph Stiglitz）、艾羅（Kenneth Arrow）、戴蒙（Peter Diamond）、馬斯金（Eric Maskin）、謝林（Thomas Schelling）、索洛（Robert Solow）及史賓斯（Michael Spence）領銜，全美國超過600位經濟學家共同連署支持將美國聯邦規定的基本時薪從7.25美元提高到10.1美元。連署信中指出，近年來經濟學界對於基本工資的研究有重要進展，許多證據顯示，即便是在失業率較高的時期，提昇基本工資對於領取最低薪資的勞工就業僅有微小，或者甚至沒有負面影響。反而可能因為低薪勞工的收入提昇，因而增加消費，進一步能刺激經濟小幅成長，創造新的就業機會。

確認僱傭關係的重要性

在勞動法實務中，會從以下幾點特徵判斷僱傭關係，「人格從屬性」、「經濟從屬性」以及「組織從屬性」。人格從屬性指的是，勞工在工作時服從僱主權威，聽從其指揮監督，接受獎懲，以及遵守僱主所訂定的包括工時、場所等勞動規則。經濟從屬性則是指，由雇主提供場地、設備及相關材料，而勞工則為僱主勞動以換取薪資。組織從屬性指的是勞工被納入公司的生產體系中，並與同事分工合作。

而法院從保護勞工立場出發，只要有部份從屬性屬實，就有可能判定為雇傭關係。也就是說，是否為僱傭關係並非由僱主單方面認定，法院會從雙方實際的互動來判斷。舉例而言，南山人壽工會曾經就保險業務員的僱傭關係發起訴訟，儘管公司方面堅持和業務員之間是勞務承攬關係，簽訂的契約也是承攬契約，但2012年最高行政法院檢視雙方實際互動後，判定雙方為僱傭關係。南山人壽公司需依法為業務員投保勞健保，以及提撥勞工退休金。

我再次強調這點，是因為確認僱傭關係對於勞工來說是重要的法律武器，是在資方試圖撇清責任、轉嫁成本給勞工時的一道防線，而不是只存在於幻想之中的情節。2015年的八仙樂園塵爆案，當中就有十三名傷者是主辦單位瑞博公司所招募的「志工」。既然是志工，瑞博公司自然沒有幫他們投保勞保，因而無法獲得勞保的職災給付。然而在新北市勞動局調查過後，認為瑞博公司確實以門票及週邊產品交換志工的勞務，因此判定為僱傭關係。新北市勞動局認為，如果在爆炸當時，受傷志工仍處於受瑞博公司指揮監督下，將認定此次受傷屬職業災害，就算無法獲勞保職災給付，也將要求瑞博履行職災補償責任。

街友工作現場的勞動狀況

回到《大誌》的案例，《大誌》對街友擔任的銷售員有著各種強制的工作規則，包括販賣的時段、地點、穿著、價格、方式等等。如果違反規則，還可能遭受懲處，失去販售《大誌》的資格。這些做法都顯示《大誌》行使了身為僱主的指揮監督權。如果是如此，不論《大誌》宣稱跟銷售員之間的關係是批貨關係或是經銷關係，都不妨礙實質上有可能是僱傭關係。如果是僱傭關係，那麼就該給付基本工資（可以時薪計）、投保勞健保以及提撥勞退金。

街頭販賣的風險其實不低，許多國家的《大誌》都曾經發生過銷售員工作時病倒、出車禍甚至被搶劫而受傷。如果今天《大誌》銷售員在街頭遭遇這些狀況，沒有勞健保，就等於沒有任何的保護機制，後續醫療跟照護的成本全部要街友自己承擔。甚至當《大誌》銷售員在街頭販售商品而被警察開立罰單時，也是由銷售員自行支付罰單費用，而非《大誌》，因為《大誌》不是僱主，所以不須承擔連帶責任。然而，今天這位銷售員就是因為聽從《大誌》的工作要求，在指定時間和地點販賣，因而收到罰單。然後《大誌》可以兩手一攤說，他不是我們員工，他只是批我們貨來賣，所以我們沒有義務幫忙付罰單。這樣的說法聽來似乎不太合理？

我知道民間團體和街友、以及其他弱勢群體之間有著多元的合作模式，不是全部都適用於僱傭關係，所以我認為重點在於「名實相符」。以活動講師的名義合作，那就適用講師的權利義務關係；以對等夥伴的名義合作，那就落實對等的關係；當然，如果以批貨的名義合作，那就讓彼此關係真的只是批發零售，而非實質僱傭。

我也理解，一部份街友可能不那麼在意勞動條件，覺得知足、不認為需要爭取。甚至會因為投保勞健保，薪資中被扣除自付額而感到不快。然而，我們不能單純將這樣的狀況解讀為「街友自己都沒說話」、「街友自己也接受」。事實上，正是因為街友弱勢的就業身份，許多人在過往工作經驗中，都經歷過僱主惡意欺騙、欠薪、扣薪、沒有投保等等待遇，因而對於爭取勞動條件不抱期待，也往往沒有選擇地被迫接受違法的惡劣待遇。此外，朝不保夕的流浪生活也經常讓他們難以做出長期生涯規劃，因而傾向選擇眼前的短期利益，這些都是街友扶助團體想幫助他們改變的地方，而不應該視為街友生活的必然。所以我們不是反而更應該要爭取街友適用法律保障的勞動條件，讓他們有機會回到穩定的生活嗎？

我試圖翻轉資方給予勞方工作是一種恩惠的說法，指出反而是勞方的勞動成就了資方的事業，目的是希望能將勞動的價值重新放回到我們的視野當中。我能理解，社會大眾對於「慈善」、「做好事」的組織往往採取比較包容的態度。然而在過往多次遇到慈善團體或非營利組織勞資爭議時，這種包容的態度經常讓大眾輕忽了組織內部的勞資關係以及惡劣的勞動條件。並迅速地站到組織經營者，也就是資方的立場那側。不論是「伊甸復康巴士司機的低薪抗爭」、或是「社福團體資方要求鬆綁勞基法」的事件中，都能看到這樣的現象。這也反映了台灣社會普遍勞動權益的意識還有待加強，也是我們需要再突破的地方。慈善事業是勞動、助人工作是勞動、做好事也是勞動。

錯誤移植的社企模式

我在《社企是門好生意？》一書中簡要介紹了英國《大誌》的情形。英國《大誌》在1991年創辦後，1995年就成立了「大誌基金會」，為銷售員提供食衣住行的協助，並舉辦各種活動照顧銷售員的身心健康。然而台灣《大誌》自2010年創辦，2012年宣稱收支平衡後，直到2018年至今都還是只有讓街友販售雜誌，沒有建立其他的支持系統。如果我們不將矛頭指向台灣《大誌》經營者刻意忽略，至少我們可以說這是一次錯誤的社企模式移植。

事實上，英國《大誌》銷售員透過販售《大誌》所獲得的平均收入還不到英國最低工資的四分之一。很明顯地，光靠販賣《大誌》的收入不足以維生。英國《大誌》會將銷售員資料主動通報給英國政府，而銷售員會被政府登記為「自營作業者」。成為自營作業者之後，雖然收入得申報繳稅，但同時也加入了英國的國家保險，並享有退稅、租屋津貼、收入補貼、教育津貼等等名目眾多的社福資源。此外，英國國民都能使用幾乎完全免費的公共醫療服務。平心而論，英國《大誌》在其國內同樣也有僱傭關係認定的爭議。但透過販售《大誌》的收入、社會福利的供應、以及基金會的協助，至少英國的《大誌》銷售員有著一套相對完善的支持系統。也不至於因為沒有僱傭關係而缺乏社會保險和醫療服務。

而在這當中，《大誌》販售的收入甚至並非關鍵，如果扣除少數明星銷售員，許多銷售員的販售收入可能甚至低於基本工資的五分之一。然而，透過成為「自營作業者」能獲得的種種社會福利，就足以滿足他們基本的生活需求。（所以我也不認為應該把這份「功勞」都記在《大誌》頭上》）以至於英國《大誌》的銷售員不需要將生計全都仰賴於不穩定的販售收入。英國《大誌》官網上招募銷售員的標語不是像台灣《大誌》所標榜的「自食其力」，而是「其他遊民團體不會給你，但你可以在這裡賺到現金。」所以對英國的《大誌》模式來說，販售只是一個讓街友保持積極的工作狀態，獲取福利身份，並賺取零用金的手段。如果說台灣《大誌》念茲在茲地是要讓街友賣出更多雜誌，以便透過商業模式賺取足以維生的收入，那麼恐怕是搞錯方向。如果真要移植《大誌》模式，重點是如何建構一個有效的支持體系，商業只是手段之一，而非目的。當然，也有可能台灣《大誌》沒有想要移植模式，真的只是想專注於銷售雜誌。

曖昧滑溜的社企，有待除魅

台灣《大誌》在其官網宣稱台灣版《大誌》「以社會企業的模式在台灣推行」，在創刊之後，創辦人李取中先生亦以社會企業經營者的身份在媒體不斷曝光，對外演講。然而根據2010年4月22日出刊的《破報》報導，記者於台灣《大誌》創刊後採訪創辦人李取中先生，他說：「我必須誠實說，我一開始並不是為了幫助弱勢才去做雜誌…社會企業就是企業，我們只希望能夠讓大眾有持續關注且改善遊民機會，但其實我們與其他商業是沒有差別的。一般社會大眾會以為我們是非營利組織，用比較高的道德標準要求，但說實話，就是商業企業，不然我就直接做非營利組織就好了。」實際上李取中先生在不同演講或受訪的場合，都表達過類似觀點。

在這波書摘帶來的反彈之中，還包括了一股認為《大誌》在做好事，而我們不應對做好事的組織更多苛求的想法。然而，就如創辦人李取中先生所說，《大誌》就是商業企業不是非營利組織，那麼我們以看待商業企業的標準，檢視其使用街友作為通路的經營模式所帶來的獲益，以及經營過程的合法性，如何會是一種苛求？

如果是在商言商，那麼就應該遵守商業行為的法律規範。如果是建立支持系統，那麼我們就用支持系統的標準來檢視其所作所為。然而社會企業經常利用其身份的曖昧性，靈活地遊走於商業與公益之間的灰色地帶，找尋對其最有利的位置，並視情況隨時調整其定位與說詞。

就像這次在探討《大誌》時所遇到的狀況，我們檢視《大誌》的商業行為，有人就說他們是在做好事；當我們質疑《大誌》幾乎沒有發展支持系統，有人就說他們是在做生意不是搞慈善。社會企業這種滑溜無比的輕功身法，大幅增加了分析與討論的難度。

而唯有脫去社會企業的包裝與光環，將社會企業從各種媒體建構的神話中「除魅」，我們才有辦法客觀如實地分析社企，讓社企的身影不再曖昧模糊。我能理解對許多人來說，這樣的作法是一種「冒犯」，因而感到憤怒。過往當有人試著探討慈善團體的作為，例如捐贈二手衣鞋的效應、慈善團體主導的土地開發以及慈善團體內部的勞動剝削等等，都能看到類似的情緒反應。「只出張嘴」或是「有辦法就自己做」的抨擊也未曾少過。然而這些議題難道真的碰不得，不該理性討論嗎？沒有當過總統就不能批評總統嗎？我不這麼認為，而這也是我撰寫《社企是門好生意？社會企業的批判與反思》一書想要達到的目的。我期待能有更多讀者願意完整閱讀我書中的分析以及案例，我們也可以就事論事地開啟真正的討論。

促成公共討論，支持媒體價值

《NPOst 公益交流站》近年來以稀少的資源，單薄的人力，勇於追蹤許多敏感且棘手的社福議題，甚至不惜得罪相關的團體及人士。其〈掙扎於貧窮線上的助人工作者／伊甸復康巴士爭議採訪後記〉一文，更獲得第十六屆卓越新聞獎的「新聞評論獎」的入圍肯定。我和《NPOst》的關係只是個不定期供稿的作者。細數我近年來在《NPOst》刊登的文章：

• 〈孤兒院是筆好生意？談談柬埔寨的公益旅行災難〉
• 〈消滅那 1％，打造一個不需要慈善的世界〉
• 〈我捐的舊衣，你收的回扣？揭開全球慈善二手衣貿易體系〉
• 〈相忍為案主？「社福民營化」赤裸裸的勞資鬥爭〉
• 〈窮人不是觀光景點，但還可以是什麼？／貧窮體驗的能與不能〉

可以發現我一直以來都有類似的關懷。與其不斷地散佈各種愛與感人的故事，我寧願花費心力談論這些不討喜但重要的議題，而這些內容往往都不在傳統對公益的想像當中。台灣民眾有著豐沛素樸的正義感，也很樂於做好事助人，但往往較少深入思索什麼是「好事」，以及如何在更大的分析架構下看待這些「好事」。因此我很珍惜能在《NPOst》這個平台上和關注公益訊息的朋友交流的機會。

這次因刊登書摘引起的爭議，部份社會企業的經營者和推廣者，將矛頭指向了《NPOst》。他們抨擊《NPOst》為了衝高網站流量而刻意攻擊社企。並質疑既然《NPOst》承接了政府推廣社企的案子，也和許多社企相互合作，就應該要站在支持社會企業的立場。怎麼能夠一手靠社企拿錢，一手刊登批評社企的文章？

身為前媒體工作者，我必須要指出這種要求媒體「拿錢辦事」的思維，正是戕害新聞自由的兇手。媒體為了生存，而接受和政府、企業或慈善團體的推廣合作，是當下不得不然的妥協。但維持編輯採訪部門一定的獨立性，抗拒業務來源的干預，是媒體工作者專業和媒體價值的展現。我可以體會《NPOst》這陣子以來所受到的各種壓力，但也為了他們能在這樣的壓力下仍舊盡力撐出公共討論空間而感到由衷敬佩。期待今晚的座談會能釐清一些疑惑與爭議，讓事情有好的進展。謝謝各位。

• 【延伸閱讀】陳信行：慈悲當真沒有敵人？《社企是門好生意？》推薦序

關注社會企業的網路媒體NPOst，近日因刊登新書《社企是門好生意？》批判《大誌》雜誌（The Big Issue）的書摘，被網友質疑是「用煽動性標題吸引點擊」、「作者沒有實地詢問街友情形」、「只是一味的批判，沒有提出解決辦法」，甚至認為作者是要消滅《大誌》。為了展開更多理性的討論，NPOst於昨日（12/18）舉辦「《大誌》、街友與勞雇的多元想像」論壇，邀請《大誌》雜誌創辦人李取中等人分享他們在經營過程中，關於僱傭關係的想像和經驗。

在書摘中，作者徐沛然指出《大誌》在「幫助無家者自立」的光環背後，卻是對街友提出販售時間、販售地點、販售方式、販售服裝等種種工作規則要求，行使了身為雇主的指揮監督權；雖然《大誌》清楚知道街賣違法，但在街友們接到警察的罰單時，卻要求他們自行負擔。「究竟是街友需要《大誌》，還是《大誌》需要街友？」透過尖銳的提問，徐沛然進一步分析，由於《大誌》與街友之間很有可能被法院認定為僱傭關係，那麼，規避實際上的勞動關係，對《大誌》除了有減低人事成本的好處之外，更是以「社會企業」、「幫助街友」的正面形象提高銷量，招攬無償志工從事公司業務。換言之，「社會企業」的盈利模式就是以「服務社會」的名義，強化勞動剝削。

在這篇文章刊出後的短短數日間，即在臉書上引發軒然大波。例如，力推社企的立委余宛如的丈夫、以公平貿易打進市場的生態綠咖啡老闆徐文彥，就批評NPOst是「用新聞龍捲風的方式來繼續消費社企賺流量」，傷害了社企圈長年的努力。台灣社會企業創新創業學會理事長、輔大商學院教授胡哲生，則強調不論作者或者NPOst都沒有「親身下去做」，反倒辦論壇吵成一團，但社會企業卻得「面對人潮更模糊的認知，面對更不利的社會市場，面對那些面對更多社會懷疑的孤寂者。」

大誌創辦人李取中：街友是「獨立的販賣員」 非勞雇關係

為了平衡不同觀點，NPOst在昨日舉辦的交流論壇中，就請到台灣《大誌》雜誌創辦人李取中、關心街賣者議題的社企人生百味共同創辦人朱剛勇等人前來討論。面對因書評而起的社企爭議，李取中強調，「我覺得《大誌》不是社企，而是所有企業都是社企，都應該把自己的東西做好！」從媒體人觀點出發的他，其實完全不覺得自己創辦《大誌》是為了處理街友議題，「我就是在辦一本雜誌，」李取中說，如果大家真的關心街友議題，那就應該「省下來捐給其他團體」。

當話題來到如何看待街友與《大誌》之間的關係時，李取中則說，「大多所謂的支持或憐憫其實都削弱販售人做這個工作的價值」，他從企業經營的經濟理性角度指出，如果雜誌可以用每本五十元的價格編出來，給販售人拿去賣之後又可以拿到五十元，「我很心安理得，販售人也心安理得，我不覺得這裡面有什麼勞雇關係。」

在「心安理得」下，《大誌》對於提供街友工作的想像又是什麼呢？李取中說，《大誌》是把街友當成「獨立的販賣員」，這個用詞差異的背後，是希望街友對「自己未來要做的工作負責」，要讓他們有「更多的自主權去決定如何工作」，畢竟「街賣是一個很勞心勞力的工作，他必須要評估說自己能不能接受」。因此，《大誌》雖然對販賣員有諸多工作上的指示，但要不要做這份工作，其實是街友「選擇的自主權」。

李取中強調，《大誌》希望培養的，是他們「對工作負責」、「獨立經銷」的自立性。也強調，要是公司一開始運作就給街友勞健保，街友就會失去他們的選擇權，那樣也就不是把街賣者當作「獨立的經銷商」，但後面這樣的模式「才比較有可能形成生活跟工作的自立性，而不是我一次就把你聘過來做」。

但李取中不是沒有懷疑，他很明確地知道，「在街上賣這個雜誌，不能說是完全合法，但現實上有很多考量，在街上賣東西的人都有他們的需要。」然而，當有人提問到「《大誌》與街友間如何拆分罰單」的問題時，李取中指出，他們在街友說明會時，不但告知街友必須定點販賣等工作規則，也已經很明確地告訴街友罰單必須自己付，因此《大誌》並不會協助分攤。

為了讓大家更了解街賣的實況，也有兩位販售《大誌》的街友前來現身說法。街友飛機呼籲要大家保衛《大誌》，別讓《大誌》被擊倒。飛機指出，《大誌》在草創期非常努力地尋求志工協助，「大誌一開始沒有辦公室也沒有開會，以前在幫我們的都是志工」，如今才好不容易有起色，都是銷售員跟《大誌》「大家互相」的結果。他很想問那些質疑《大誌》的人「你們這些有錢的有沒有想到要做這件事？」

另一位街友強哥則說，他在芒草心慈善協會的協助下轉型成「亞洲第一位」街頭導覽員，兼賣《大誌》，「什麼勞雇關係，那個我聽不懂啦！」他對提供街友「自力更生的機會」的《大誌》只有心存感激，「這是做善事，其他的都不重要。」

勞陣：勞雇關係有待司法認定 社企應受明確規範

從事街友扶助工作的人生百味公司創辦人朱剛勇則說，她非常感謝《大誌》，因為《大誌》是她關心街友議題的啟蒙，後來在公司碰到的工作夥伴也幾乎都看過《大誌》或當過《大誌》的志工。對於《大誌》與街友之間的勞雇關係，朱剛勇從自己與街賣者互動的經驗出發，認為「我們應該把街賣者看成小北百貨」，因為街賣者的商品都是他們自己挑選的、工作時間也是他們自己決定的，「我們應該要從中看見人的能動性」。

對於《大誌》與街友之間是否為勞雇關係的問題，勞工團體似乎沒有明確答案。台灣勞工陣線研究部主任洪敬舒強調，社會企業跟勞動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應該分開談，而要是只講勞動，但勞動關係還是「有非常多態樣」，在《大誌》跟街友的互動中，決定勞雇關係有無的是「指揮監督的關係到底有多強，還是站在彼此互動的立場。」

洪敬舒因此強調，除非有「街頭販賣員願意主張自己的勞動關係」，走到司法程序和法律訴訟處理，否則「在場任何人都沒辦法判定」，畢竟除了法律上的規定外，「是不是勞動關係，也必須取決於街賣者和取中的想法。」對於社會企業，洪敬舒則認為英國的社會環境與台灣大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論；而台灣應該儘快提出明確定義，如此一來才能制定法律的規範。

沖繩：美軍基地填海工程啟動 引發強烈反對

沖繩美軍基地遷移計畫，上週五開始進行填海造陸工程，除引發民眾至現地抗議，沖繩知事玉城丹尼也表達了強烈反對。

遷移計畫預計將位於市區的普天間海軍陸戰隊航空基地，移至沖繩東北方的邊野古，上週五工人開始傾倒土方至邊野古海中，以便興建基地跑道。反對者表示，工程不但將危害珊瑚與儒艮，造成環境破壞，更忽略沖繩人民「基地完全撤出」的訴求。

「對於（填海造陸）啟動，我只感到強烈的憤怒，此舉忽略沖繩民眾的意志。」玉城丹尼表示。日本政府宣稱即便有抗議活動，仍將堅持計畫。美國則稱爭端因交由「日本中央政府與沖繩解決」。

今年8月，超過7萬名沖繩民眾抗議遷移計畫。一位居住在夏威夷的日裔美國人於本（12）月8日，在白宮網站請願區中發起連署，要求川普停止填海工程，至今已獲10萬名連署。沖繩政府則預計在明年二月，就美軍基地遷移計畫，舉辦一場不具法律效力的地方公投。

• 延伸閱讀：【美軍在沖繩】專題

匈牙利：勞動法修惡淪「奴隸法」

匈牙利政府的勞動法修惡，引發國內長達一週的抗議行動。上週三，匈牙利總理奧班·維克多（Viktor Orban）所屬的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匈牙利公民聯盟（Fidesz）挾多數優勢，以130比52的票數，在國會通過被稱為「奴隸法」的勞動法修正案，將每年加班時數上限由原本的250小時增加為400小時，此外也允許雇主延遲給付加班費，最久可至3年之後。另外，也允許雇主略過工會，直接與工人討論加班協議。

週日，名為「總理先生耶誕快樂」的抗議行動，是一週內第四場也是規模最大的示威，參與者包括左翼的反對黨、學生團體與工會。工會批評，政府服從國際大型製造業公司的命令修惡勞動法，使工人遭到剝削，政府則宣稱修法將緩和國內就業短缺，「有利於想要工作更久的勞工，以及需要更多人力的雇主。」

匈牙利官方的失業率是3.7%。半島電視台指出，這樣的低比例，有賴低稅與低薪吸引企業於該國擴張營運。

墨西哥：最低工資調漲16% 23年最高

墨西哥總統歐布拉多宣布最低薪資將自明年元旦調漲16%，是該國23年以來最大漲幅，此外日薪預計將從平均的88.36披索（約4.40美元）增加至102.68披索（約5.11美元）。

「多年以來最低薪資已經喪失購買力。有人說30年來已經喪失70%的購買力。」歐布拉多承諾， 薪資條漲將永遠不會低於通貨膨脹。

此外，考量美墨邊界通貨膨脹與較高物價的因素，距離邊界25公里內的企業，每日薪資預計將增加至8.72美元。歐布拉多也提議北部各州最低工資加倍。許多國際企業與工廠過去受惠於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低薪與貿易政策在此營運。

在墨西哥4千5百萬月薪受雇者中，有850萬人領取最低工資。新的最低工資將高於全國貧窮線。歐布拉多對墨西哥銀行、商界人士與工會對於該政策的同意表示感激。企業協調委員會（CCE）會長康斯坦農（Juan Pablo Castañon）則表示，現在政府該做的，就是對減少對企業的管制。

迦納：移除「種族歧視者」甘地銅像

迦納大學在教職員與學生的抗議之後，決定移除校園內印度聖雄甘地的銅像；請願書中認為這位率領公民不服從運動抵抗英國殖民的獨立運動者，對非洲人存有「種族歧視」。

請願書中引述甘地的著作：「我們持續對歐洲人試圖貶低我們的行徑鬥爭，他們希望把我們降格至仍處於狩獵階段的野蠻非洲黑人那樣（Kaffir），唯一的野心就是收集足夠的牲口，買個老婆，然後懶散且一絲不掛地度過餘生。」

學生歡迎移除甘地銅像的決定，認為後者的存在，「無時無刻提醒我們是如何地不如人。」非洲研究所語言、文學與戲劇主任康邦（Obadele Kambon）認為移除關乎「自尊」。

不過，也有學生認為甘地的無知與偏見是「那個時代的產物」，他對於社會公平的推動，得到世界的迴響，並且激發了部分的非洲民權運動。

澳洲：西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 以、巴皆得罪

澳洲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正式承認西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但也表示不會立即將位於台拉維夫的澳洲大使館遷至該處。消息宣布後，立即引發印尼、馬來西亞與阿拉伯世界的批判，認為此舉將引發中東地區不必要的緊張關係。另一方面，以色列也對澳洲「僅」承認西半部屬於以色列的言論並不滿意，以色列區域合作部長哈內格比（Tzachi Hanegbi）表示，「耶路撒冷是一個整體，無分東、西，而以色列對它（耶路撒冷）的掌控是永久的。」

莫里森也表示，澳洲支持兩國方案，以及東耶路撒冷作為巴勒斯坦國家的首都。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首席談判官艾瑞卡（Saeb Erekat）表示，耶路撒冷是以巴談判最終地位議題。巴解也要求澳洲恪遵國際法以及聯合國安理會相關決議。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的退場危機終於出現轉機，苗栗地方法院近日針對只剩3席、未能合法運作的亞太董事會，另外選出6名新任臨時董事重組董事會，其中有3名為高教工會和教師代表，法院更在裁定書中嚴厲批判教育部處理亞太案「輕忽怠惰」，強調私校是公共財，應妥適處理。

2016年怡盛保全公司入主亞太學院後，關停大量科系並逼退師生，亞太從原有3千多名學生掉到目前僅剩4位研究生，瀕臨停辦危機。由於亞太董事長和董事相繼辭職，五月底以來董事會僅剩3名董事，不符9名的法定人數，教育部向苗栗地院聲請選任臨時董事，法院近日做出裁定，選出高教工會秘書長陳政亮、高教工會理事林佳和及亞太教師黃惠芝等6人為臨時董事，成為私校退場危機中的指標性裁定。

高教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認為，法院的這項裁定是私校退場危機首例，亞太董事會六月自行補選4位董事，但因出席人數不足有違私校法，依法須重選董事會，但教育部後來向法院提出的董事名單，竟又包括這4名董事會補選的董事，苗栗地院認為教育部「輕忽怠惰」，故主動向高教工會、律師公會等單位徵求人選，並圈選了6位名單，其中有3位是工會和教師代表。

不爽教育部擺爛 法院自行徵董事人選

在裁定書中，法官黃怡玲痛批教育部名單無視原有董事會運作成效不彰、有諸多瑕疵，如法院不審核就通過無異於橡皮圖章，恐怕會導致「董事會淪為一言堂之虞」。法官更嚴厲批評教育部，「不思本件選任攸關眾多師生及國家權益，亦未記取社會各界對此之批評與建言，拒絕協助本院探求其他特定專業人士供選任，實不足取。」也因此，苗栗地院才主動向工會等單位徵求人選。

陳政亮表示，法院拒絕亞太董事會的名單，選出工會人選，就是希望他們提供一個好的退場方向和典範。他強調，財團入主亞太後，師生權益受嚴重損害，像是教師欠減薪、不合法資遣、逼學生轉學等等，目的都是要掠奪亞太的土地資產，將公共資產化公為私。

陳政亮表示，未來亞太董事會改組後，將依照三個原則運作：第一，公開透明運作，因為過去私校董事會都沒被公開監督過，不知道當時公益董事如何決定賣給怡盛集團，如何決定要停辦等等，未來將公開董事會討論和決議過程；第二，致力於學校資產的公共化，絕不允許財團發退場財；第三，將保障和補償師生權益，致力成為私校因應退場危機的典範。

林佳和也肯定苗栗地院這次的裁定，直言這是法院少見的積極作為，對教育部的介入失靈提出批評，希望未來法院面對類似案例也能有如此作為，他也肯定法院捍衛「私校具有公益性，私校校產為公共財」的論點。

同樣被選為亞太臨時董事的亞太教師黃惠芝表示，看到裁決很欣慰，進入董事會後將為師生發聲，優先處理師生權益問題。為了剩下4名學生，將會要求盡快開闢論文課程和口試，讓他們順利畢業；此外，亞太目前有20多位在職教師，遭積欠五個月的薪資，也希望能盡快清償。

苗栗地院這次裁定選出的6名亞太臨時董事，除了工會和教師代表陳政亮、林佳和、黃惠芝外，還有教育部推薦的劉顯達、台北律師公會的吳光明以及律師劉邦繡。現任3名董事則為陳政元、王浩、王偉權，高教工會日前曾揭露陳政元和王偉權的中信相關背景。究竟工會和教師代表進入亞太董事會後將如何角力，是否能確保教育資產公益性，值得繼續關注。

2018年底的選舉結束後，藍綠版圖再度翻轉，這場選舉雖為地方型選舉，但兩岸關係仍是各界聚焦的重要話題，並且被視為2020總統大選的前哨戰。

選後，準高雄市長韓國瑜在開票當晚便高喊九二共識，宣布要成立「兩岸工作小組」，台中的盧秀燕也表示將為兩岸工作設置臨時任務編組，此外還有這幾天正在與上海合辦雙城論壇的台北市長柯文哲，過去就喊出「兩岸一家親」，這次又說出「五個互相」，主張降低兩岸衝突對立。

從2014年的太陽花，反對服貿與ECFA的民間聲浪高漲，一路延續到2016年總統選舉中國民黨的大敗，對照今日的政治風向，許多人認為這是台灣的鐘擺效應。然而，兩岸問題與統獨問題，究竟與一般人民何關？「左翼」又該用什麼角度介入這樣的議題？

在這篇報導中，我們採訪了這次在新竹縣代表勞動黨選上議員的工運老將羅美文，請他與他的團隊談談兩岸問題。勞動黨這次在新竹縣拿下兩席議員，除了湖口選區的羅美文，另外還有在新埔選區陳新源。選前我們曾經有過一篇專訪，介紹了勞動黨在地方上的選區經營以及他們對勞權議題的長期耕耘。不過，長期以來，勞動黨也一直以一個「左統派」政黨的形象被人所熟知，「左」與「統」的聯繫，或許對於走過五○年代白色恐怖的老政治犯而言是再合理不過的事，然而年輕一輩的人，卻對這樣的說法甚感陌生，特別是網路世代的理想青年。此次勞動黨的勝選，顯示其主張在台灣也具有一定的民意基礎，無論是否完全同意，人們有必要進一步理解他們的訴求與理念。

羅美文：湖口鄉的產業結構有較大的工業區，湖口工業區雇用了六萬名工人，桃竹苗地區的人都會到這裡工作，主要是工廠工人。

而台灣產業的特殊性質，一直以來就是台灣接單、海外出貨，台灣必須拉低我們的工人薪資水平到和第三世界國家相近的程度，才能避免企業出走，長期以來造成什麼都漲，只有薪水不漲的慘況。

產業上的工人都被壓抑太久，明明工作量很大，但政府和資方卻壓低工資水平和勞動條件，派遣工和臨時工這類型的非典工人比例也越來越高，總體來說，社會對工人的壓迫剝削，是越來越兇殘。

我們在地方上主打工人牌，其實工人對兩岸問題的影響都很清楚，我們的產品很大比例是要外銷，我們生產出來的產品，市場在外面，生產原料也在外面，關鍵技術卻被美日等國家控制。當訂單決定利潤，資方為了追求額外利潤，就會用違法手段壓低勞動條件，政府為了留住企業在台灣也會配合，所以會有官商勾結。

從工人立場出發，我長年在桃竹苗工運的第一線，一直都公開主張兩岸統一、反對台獨。大陸有十三億人口的市場，當台灣工廠產能擴大，獲利能力變強，工人就更有條件要求調薪，現在的狀況是，工人常常根本不敢要求，深怕一多要求，老闆就關廠出走，假如有了大陸市場，情況會很不一樣。

其實我也不是選舉前才這樣主張，我多年來一直這麼主張，工人也都不會排斥，我認為工人其實都可以懂，台獨不是出路，台灣要擁有自己的未來，一定要擺脫美日的控制。我們過去五十年來都是為美日進行生產，有訂單工人才有工作，工廠工人都很清楚這點，所以一點就透！

臧汝興（勞動黨副秘書長）：事實上，大陸不管怎樣讓利，除非專門針對小自營業者，否則任何經濟利益進到台灣，還是得透過台灣內部的分配結構來進行分配，而台灣現在的分配結構就是極不利於勞工的。

太陽花看到了這個問題，所以他們高喊「經濟成長率跟我無關，因為我就是實質薪資停滯」。但是薪資停滯並不是大陸讓利造成的，是台灣自己的分配結構，要改變這個結果，重要的是工人要在內部挑戰資本，改變分配結構，太陽花沒有去談如何改變分配結構，只是抗拒大陸，是搞錯方向。

臧汝興：其實，現在的國民黨，只不過是採取蔣經國和李登輝「反共的實用主義路線」，而民進黨則占據了國民黨早期的「反共、兩岸完全不往來」路線，因為這樣的位移，國民黨就被民進黨扣帽子說是親中。

所以，我們可以說，韓國瑜與國民黨只是回歸到傳統國民黨的實用主義路線而已，他們是屬於保守派當中「比較正常的」；而民進黨的路線，則是保守派裡面「比較不正常的」，是回到過去的徹底反共、反往來派，可以說是蔣介石的繼承者。

就這個部分而言，由於韓國瑜在兩岸方面的「相對正常」，或許是可以對他有一點肯定。然而，從目前的方向來看，韓國瑜為了招商，打算全面為企業鬆綁法規，而且堂而皇之地進行，這是很可怕的，是很右派的交流，在台灣內部也可能進一步為企業減稅，提供所有政府能給企業的方便和優惠。

我們雖然也主張和中國大陸加強經濟往來，但我們認為還是要在進步的基礎上往來，如果台灣內部結構不變、對岸的讓利進到台灣，還是只給企業和資本家優惠，這樣對工人是不利的，交流也可能會踢到鐵板。

羅美文：我們的立場是接受九二共識，這樣可以節省台灣多年來的凱子軍購和國防預算，如果我們拿這些錢去做社會福利，會更有利於勞工階級。

另外，馬英九的九二共識也跟我們不一樣。我們理解的是「一國」，馬英九的「一中各表」卻是「兩國」的九二共識，所以他還是必須要編列凱子軍購預算。我們認為現在的台灣根本沒有條件繼續玩這種軍購遊戲。

臧汝興：九二共識其實是創造出一個讓兩岸互動的模糊空間，就好像兩個人原本互罵對方是笨蛋，僵持不下，現在我們都說，「我們兩個人之中其中一個是笨蛋」，這樣就可以達成某種互動共識。

當你說一中各表，大陸知道這個「各表」是模糊的，台灣方面也刻意讓它模糊，透過模糊化去解決兩岸定位問題，不去細究，這樣後面的實質交流就可以談了。

「不顧勞工，果然敗選！」今日（12/23）是反《勞基法》修惡大遊行一周年，去年此時全台工會動員萬人上街抗爭，但民進黨不顧各界反對聲浪，強行將過勞版的《勞基法》三讀通過。今日下午青年團體聚集到民進黨中央黨部前，痛批民進黨之所以在九合一大選大敗，就是因為「高度親資、罔顧勞權」。

台灣工人先鋒協會理事吳昭儒表示，今年九合一大選民進黨大敗，選後檢討卻劃錯重點，完全不提兩次《勞基法》修惡造成年總工時上升，加劇勞工過勞；勞團選後到行政院抗議要求還七天假，政院更強硬回應「現無恢復七天假之必要」，青年痛批民進黨根本沒反省。

吳昭儒指出，根據台灣民意基金會的民調，2016年蔡英文上任後有70%的支持度，但當年12月砍掉勞工七天假後，聲望就跌到只剩30%；2017年民進黨推動二度修惡《勞基法》，從9月開始蔡英文聲望也一路下跌，到2018年1月三讀通過跌到最低點。吳昭儒認為，民調結果顯示民眾對蔡政府砍七天假和修惡《勞基法》普遍不滿，直指民進黨「親資不顧勞權」，就是這次選舉大敗的主因。

青年打工族、台大城鄉所碩士生王昱鈞說，假日時他要打工支應學費，在砍掉七天假和《勞基法》修惡前，假日工作薪水都比較多，可以支應就學開銷，但《勞基法》修惡後，不但加班費變少，加班時數上限也提高，擔心出社會後公司壓榨勞工會更嚴重。

「我們沒辦法支持讓學生打工過勞，然後出社會更加過勞的民進黨！」王昱鈞表示，去年這一晚，為反對勞基法修惡，青年在城市打游擊數個小時，但民進黨都沒聽進他們的聲音，這次選舉結果只是警訊，如果民進黨再不重視勞權，和國民黨一樣走親資本權貴的路線，將被整個台灣社會拋棄。

青年團體呼籲民進黨政府盡快制訂「國定假日法」，還給勞工七天國定假日，並廢除《勞基法》修惡中「鬆綁七休一」、「放寬單月加班工時上限」、「加班1:1換補休」等規定，並強調2020大選之前都會持續提出勞動權益議題，繼續抗爭下去。

• 延伸閱讀：【1223城市游擊】專題

學生打工族勞動條件沒保障！各大學學生社團連續第三年調查大學周邊商家的勞動狀況，今日（12/24）公布調查結果，在274家商家中，有高達七成五違反勞動法令，包括國定假日未給雙倍薪、沒加班費、沒投勞保、未提繳退休金等等，學團呼籲政府加強勞檢，敦促資方守法。

各校學生社團分別於2016年和2017年做過周邊商家勞動條件調查，學團今日公布學生打工族最新勞動調查結果，這次調查以政大、中原、台北大學周邊商家為主，根據打工學生回覆的問卷，在274家商家中有207家違反勞動法令，違法比率高達七成五。

台灣工人先鋒理事吳昭儒表示，這次調查以44%商家沒有提繳勞工退休金最高，他強調，很多老闆藉口雇用人數未滿五人而沒有為打工族提繳勞退，但勞退並沒有投保人數門檻的規定，即使雇用人數為一人依法也應提繳勞退。此外，還有33%商家沒有在國定假日給予雙倍薪資，也有三成以上店家沒給加班費或沒投勞保。

吳昭儒分析，這次調查顯示，大學打工族大部分從事餐飲和零售業工作，而根據勞動部去年公布的職業傷害統計，住宿及餐飲業的職災發生率在眾多行業中排名第五，但因雇主沒有投勞保，打工族一旦發生職災，將無法獲得勞保職災補償。吳昭儒說，政府的勞檢往往針對營造業和大企業等具有高風險的職災單位，忽略餐飲業的職災風險也很高，政府應對餐飲和零售業加強勞檢。

九五聯盟：中部商家比北部違法情況嚴重

根據台北大學學生調查，北大56個周邊商家的違法率高達九成，其中有45家未提撥勞退，28家未投勞保或就業保險，19家國定假日未給雙倍薪；中原大學學生調查的55個周邊商家中，有22家國定假日無雙倍薪，12家沒有投勞保，10家未達基本薪資；而在政大學生調查的79個商家中，則有65家違法，以未投勞保和就保最高。政大學生勞動權益促進會表示，今年調查結果公布後，竟有店家威脅提告學生，他們強調勞工發聲屬言論自由，雇主應提升勞動保障而非威脅。

青年勞動九五聯盟也針對台北、新北、桃竹苗、台中等地學校回收84份問卷，發現在未達基本工資和未投勞健保上，桃竹苗和台中的違法情形比北部嚴重，台中私自罰款扣薪比例也最高。九五聯盟代表陳曉雯表示，這可能和北部勞檢人力較充足也較嚴謹有關，過去曾有東海大學同學申請勞檢，但申請一年都沒來稽查商家，顯示中部勞政單位的勞檢仍待加強。

學生團體除要求政府強化勞檢，也提醒明年基本時薪將調為150元、基本月薪調為23,100元，呼籲雇主依法調薪，並積極改善違法事項，給予打工族勞保和職災保障。

蘇丹：反政府示威 37人遭槍殺

非洲東北部國家蘇丹，因為麵包與燃料費用上漲，自12月19日起，先是於阿特巴拉市（Atbara）爆發抗議，之後迅速上升至全國性的反政府示威，至今已經超過一周。本週一（12/24）醫生發起罷工後，工會也呼籲全國停工，抗議經濟狀況惡化。蘇丹專業人員協會並在周三號召自首都喀土木中心向總統府前進的遊行，要求掌權長達29年的總統巴席爾（Omar al-Bashir）下台。巴席爾則表示將持續經濟改革，為市民提供體面的生活。

示威之後，蘇丹當局於抗議的城市宣布緊急狀態與宵禁，並且關閉學校。根據南方電視台（Telesur）報導，示威至今至少已有37人遭射殺。

今年初，政府決定停止補助小麥進口，希望創造民間小麥進口公司之間的競爭，藉此抑制價格上漲，卻導致麵包店停止生產，理由是缺乏麵粉。麵包價格至今已翻漲超過3倍。此外，蘇丹鎊兌美元的價格，在今年暴跌85%，通貨膨脹率更在9月飆漲近70%。10月，蘇丹央行施行貨幣貶值，進一步導致價格增長與流動緊縮。銀行限制提款，ATM大部份時候也缺乏現金。

2011年，南蘇丹自蘇丹分離，使該國失去3/4的油田。過去石油產出是蘇丹主要外匯來源。此外，直至去年10月，美國以蘇丹支持恐怖主義為由，對該國實施長達二十年的貿易制裁。

墨西哥：咖啡農抗議政府與雀巢建廠協議

墨西哥總統與知名食品公司雀巢達成1.54億美元的協議，預計在以生產高品質咖啡聞名的維拉克魯茲州興建工廠。不過，該決定引發咖啡農的抗議；科特佩區域咖啡協會（Regional Council of Coffee in Coatepec）主席伊洛頓（Cirilo Elothan）表示，「雀巢控制了咖啡價格，並且剝削墨西哥與全球咖啡農達數十年。」

墨西哥總統歐布拉多表示，該工廠每年將可加工2萬噸咖啡，並且雇用鄉村與都市地區的民眾；墨西哥雀巢執行總裁柯斯塔（Fausto Costa）表示該廠將為維拉克魯茲州創造至少1萬個直接與間接就業機會，並使墨西哥超越巴西，成為世界最大的雀巢咖啡製造國。

阿亞拉計劃全國協調會（CNPA）代表曼德茲（Ramon Pino Mendez）譴責雀巢在其農場使用羅巴斯塔咖啡豆（Robusta Cofffee），這種無需遮蔭的品種，使毀林與環境問題更加嚴重。

此外，農民也指出，雀巢近日與星巴克簽署協議，這樣大規模全球結盟，以固定價格與品質方式預購作物，使這些廠商成為標準、口味與生產流程的制定者，進一步壟斷咖啡生產與商品化過程。

美國：黑人作家愛麗絲·華克挨批反猶

曾獲普立茲小說獎的作家愛麗絲·華克（Alice Walker）與《紐約時報書評》編輯近日因為一篇訪問，招致「反猶太主義」的批評。這位以《紫色姐妹花》（The Color Purple）獲獎的作家，接受紐時書評訪問時被問及床邊讀物時，提到英國作家大衛·艾克（David Icke）的《真相讓你得到自由》（And the Truth Shall Set You Free）一書。

曾任綠黨發言人的大衛·艾克被批評人士認為是陰謀論者，支持以色列的團體「社群信任基金會」（Community Trust Foundation）稱他為「仇恨散播者，以21世紀的方式詮釋陳舊的反猶太陰謀論。」

紐時書評編輯潘蜜拉·保羅（Pamela Paul）回應，訪問透過電郵完成，紐時不會縮減受訪者的答覆。「人們的答案反映他們的意見、品味與判斷。他們認為有影響力或是有意義的書，很大程度地說明他們是誰。」保羅表示，紐時書評亦曾因為受訪者僅引述白人男性作家的作品而遭抨擊，但是他們不會改變作法，也不會添加註腳說：「事實上，這本書太可怕了。」

爭議之後，華克在自己的網站上發表聲明，表示自己並不相信艾克是一名反猶太主義者。華克表示，身為一名女性、有色人種，以及一個被批評、作品遭禁的作家，「支持他分享自己想法的權利」。

華克是BDS（杯葛、撤資與制裁運動）的支持者，並曾經拒絕《紫色姐妹花》在以色列發行。他認為針對艾克與她的批評，「是抑制我們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而發聲的企圖。」

英國：1/3出口武器 流向人權欠佳國家

分析顯示，過去十年英國批准出口的武器，1/3輸出至政府認證的人權紀錄不良國家。根據「反武器暴力行動」（Action on Armed Violence）倡議組織的分析，2008至2017年間，價值390億英鎊的軍售中，有120億的武器流向英國外交部的人權「優先觀察」名單。這些國家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巴林、哥倫比亞，上述三國更是國貿部認定國防與安全的「核心市場」。

英國是沙烏地阿拉伯第二大武器交易國，僅次於美國。過去十年，英國對沙國輸出的武器總價高達103億英鎊。沙國對葉門的攻擊，已遭聯合國認定違反國際人道標準。沙國記者哈紹吉遭殺害後，丹麥、芬蘭與德國已停止對沙國出售武器。

英國同意的武器輸出國當中，也包括聯合國或歐盟限制軍售的國家，包括：中國、埃及、伊拉克、利比亞與俄國。

日本：美國施壓 國防預算創新高

日本政府宣布下個財政年度（2019年4月1日開始），國防預算將達到歷史新高的5.26兆日圓，部分將用來強化飛彈防禦系統以及匿蹤戰機的部署，並藉此對抗中國。

國防資金將用來支付引進美國「陸基神盾」（Aegis Ashore）導彈攔截系統的費用，以及六架F-35A匿蹤戰機與二戰後第一艘航空母艦。

安倍政府聲稱鑑於區域內日益增長的國防挑戰，這些措施有其必要。日本劍指中國與北韓，並在國防白皮書稱後者是「最嚴重與迫切的威脅」。但有評論認為此舉已背離二戰後日本憲法和平主義原則。

在川普的壓力下，日本被要求購買更多美國軍事設備。川普再三抱怨美日之間巨額的貿易逆差，並敦促安倍擴大日本的國防能力。東京櫻美林大學國際政治與區域安全教授加藤（Akira Kato）表示，日本購買更多美國軍事設備，希望藉此避免與美國爆發貿易戰，他認為日本國防預算將持續擴張。

世新校方今日（1/2）下午召開校務會議，決議109學年度停招社會發展研究所，引發學生和校友憤慨，20多人前往會議室門口舉牌抗議，過程中一度和警衛發生推擠衝突，議案表決前，社發所教授夏曉鵑更退席抗議，但最後議案仍強勢通過。創立22年，培育無數社運人士的社發所待現有學生畢業後恐將走入歷史。

社發所教授：校務會議停招提案不符程序

世新社發所成立於1997年，宗旨為「有學有術、實踐基層、回歸理論、再造社會」，創立至今培育出無數社運工作者，包括環境、反核、勞工、農運、移工、媒體、學權等社運領域都有社發所校友的身影，知名校友有台北市勞動局長賴香伶、民進黨立委林淑芬、蔡培慧、導演陳文彬等人。

世新在去年底傳出校方將在今日校務會議提案「109學年度停招社發所」，隨即引發校友和學生反彈，並串聯到校務會議舉牌抗議，但今日校務會議仍強勢表決，以23票對9票通過停招社發所一案。表決前，代表社發所出席校務會議的夏曉鵑退席抗議。她受訪時不滿表示，校方停招社發所提案違反程序，未經社發所所務會議通過，也未徵詢社發所師生意見，但即便她提出擱置動議，主席仍逕行裁示表決。由於此案接下來還須經董事會和教育部通過，夏曉鵑也強調，「這個仗還沒打完」。

據了解，教育部在2017年原預計修訂高教減招標準，恐導致世新多個研究所遭減招，當時社發所所長黃德北積極聯繫安排在社發所任職的立委蔡培慧，以及校友林淑芬共同拜會教育部，爭取方案延後實施，才讓世新度過減招危機，未料如今校方竟主動停招社發所，令人譁然。

社發所停招 學生痛心世新精神蕩然無存

近年來，頻有社發所學生在世新校園發起行動，包含反對調漲學費、爭取研究助理權利等行動，該所也被校方視為極欲拔除的眼中釘。

世新大學由成舍我創校，戒嚴時期曾提供空間讓許多批判知識分子在校任教。過去曾具高度影響力的《台灣立報》、《破報》，以及社發所，體現了成家人透過辦報、興學發揚異議精神並且介入政治的傳統，但在成家么女成露茜過世後，世新大學漸次完成交班，兩份報紙接連停刊，如今社發所也被砍，世新大學的批判異議香火恐難延續。

社發所學生聽聞校務會議通過停招案後，齊聚在舍我樓下召開記者會，痛批校方以黑箱作法破壞世新自由民主的校風，並在成舍我的銅像前大撒印有其著名遺言「我要說話」的冥紙表達抗議。

世新社發所學生李容渝表示，從校方收掉《破報》、《立報》，到現在關掉社發所，顯示世新精神越來越蕩然無存，成露茜曾說世新社發所是她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維繫社會民主與批判力量的堡壘，不斷教導學生去問「誰得利、誰受害、誰支持、誰反對」，但現在的校方卻踐踏世新的自由民主精神，用「有沒有賺錢」的邏輯裁撤系所，強調師生絕對會抗爭到底，確保世新精神不會淪為博物館的展品。

世新校友曾福全表示，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標準》，即使社發所連續兩個學年度新生註冊率未達70%，也應是減少招生名額，而非直接停招，且通常都是系所自己停招，世新過去沒發生過校方主動介入停招的情形，質疑社發所根本是被校方針對打壓，呼籲教育部應否決此案。

世新校方昨日（1/2）在校務會議上決議109學年度停招社會發展研究所，引發社會各界譁然，校友也紛紛發聲批評校方的粗暴行為。苦勞網專訪世新社發所校友、民進黨立委蔡培慧，她痛批校方決議「太離譜」，用狠招突襲社發所，完全背離世新創校精神。

聽聞世新校方停招社發所，既是社發所校友、也任職社發所副教授的蔡培慧直言校方手段「太離譜」，她指出，校務會議的決議完全不符程序，不論是招生問題或減招，社發所都應先經過所務會議和院務會議的討論，但校方決議完全未按照校內程序辦法。

她也認為，社發所招生狀況並沒有不好，過去甚至有八成甚至百分之百的報到率，是前兩年校方把社發所招生名額從9名調整為12名，才變成只有五成招生率，但若只有9名的話，也有七成五招生率，況且招生率下降不過是一兩年的事情，依照教育部規定，連續三年以上招生率未達七成才可減招，所以校方決議也不符教育部規定。

蔡培慧更不滿地說，社發所教授夏曉鵑昨日在校務會議上提出應釐清程序概況的動議，但校方卻強勢付諸表決，逼人強押就範，這明顯背離世新創校精神。她表示，社發所是成露茜創立的，承繼創辦人成舍我「我要說話」的精神，也就是讓不同聲音都可以表達，現任校長吳永乾和董事長周成虎卻背棄創校精神，連校內規矩也不顧，「招數太狠」。

蔡培慧說，由於世新校方決議完全不符規範，對此，教育部也有權懲處，接下來將看校方怎麼呈報決議，但現有決議是不符程序的。

身為社發所校友的蔡培慧感性地說，社發所的存在有其必要，她過去在社發所時上了成露茜的課，因此認識到「平等」的價值，除了一人一票的投票權外，更應該要建立實在的平等的機制，讓不同職業和階層的人們的聲音，可以透過管道發出來，推動社會扎實地前進。

除了蔡培慧外，其他社發所校友也紛紛發聲反對世新校方強行停招的決議，民進黨立委林淑芬今日在臉書發文，痛批世新「自毀根基」；另一位社發所校友北市勞動局長賴香伶則坦言「可惜」，認為社發所成立以來，對社會運動給予很大支持，若沒有一個好理由而停招，仍會招致質疑，「可以多聽聽各方意見」。

首先，當前局勢非常狂亂，任何時候都有可能出現出乎意料的發展。不過，截至2018年12月18日的情況如下。

危機的源頭是2016年保守黨首相卡麥隆（David Cameron）的孤注一擲。當時他面對黨內欲脫歐之右翼人士的異議，以及來自極右翼的英國獨立黨（UKIP）的強大壓力。那時，英國獨立黨開始在保守黨的關鍵支持區獲得席位。

卡麥隆認為，他可以就歐盟成員國資格發起公投並贏得勝利，藉此打擊那些脫歐份子，卻錯估極右勢力可以運用民眾對於撙節與移民的憤怒，贏得「脫離」的選票。右翼成功地將階級憤怒導向移民，特別是來自東方集團（Eastern Bloc）的那群2。這些國家在簽署加盟條約加入了歐盟。

絕大多數的情況下，這樣的做法，避開了人民面臨的真正問題。許多最支持脫離的地區，實際上移民程度卻是最低。

一如2014年的蘇格蘭獨立公投，卡麥隆冒險下注，差點輸掉賭局。就脫歐而言，他真的輸了，並讓英國的資本家階級陷入危機，這群人之中的絕大多數，肯定都不想離開歐盟。

正是過去300年以來都是資本家政黨的保守黨，讓他們陷入混亂。公投之後，政府啟動2007年《里斯本條約》第50條3，意即英國必須在3月29日前離開歐盟。

根據歐盟法院的一項判決，國會撤銷第50條在法律上行得通，但卻缺乏國會多數的支持。稍後我將時常回來討論這點。

因此，由梅伊率領的保守黨政府處於一個窘境：一方面以英國資本的利益為名，試圖協調出脫離的方式，另一方面，後者卻不想脫歐。作為卡麥隆的繼任者，梅伊自己也支持續留歐盟。

梅伊過去兩年持續與歐盟協商。諷刺的是，實際上英國在歐盟享有特權，包括各種選擇退出權（opt-outs）4與例外。即便是對英國最有利的脫歐協議，也不可能（讓英國）獲得這些特權；就算英國現在試圖爬回歐盟也不可能。顯然，歐盟不會讓前會員國與實際會員國享有同等權利。

所以，對於統治階級與國會的每位成員而言，有各種理由認為梅伊帶回來的方案是大有問題且不受歡迎的。

該方案堅持北愛爾蘭與愛爾蘭共和國之間的邊界開放，想當然爾，親英、宗派主義猖獗的（北愛爾蘭政黨）民主聯盟黨（DUP）完全反對。該黨支持國會裡的保守派，讓當前的梅伊政府得以續命。

她帶回來的方案不太可能會通過，這是她拒絕將協議送入國會表決的原因。現在，她返回歐洲，試圖爭取一些挽回顏面的方案，但是因為愛爾蘭問題，她幾乎不太可能成功。

愛爾蘭是歐盟會員國，而歐盟不可能同意關閉目前愛爾蘭與北愛爾蘭之間的開放邊界，儘管北愛爾蘭屬於英國。一旦脫歐，民主聯盟黨也不會接受開放邊界。只要愛爾蘭問題懸而未決，就不可能達成協議，而解決該問題的機會微乎其微。這是為什麼我們身陷僵局。

對於梅伊而言，要端出替代方案非常困難，而這場危機已經侵蝕她作為首相的權威。她雖然挺過去年12月初對於她身為保守黨黨魁的（不信任案）投票，但是她也說自己將在2022大選前下台，因此不會再擔任首相。

雖然，2017年她也說過將不會提前舉辦大選，後來卻這麼做了。所以她的承諾聽聽就好。

梅伊仍然在位，實際上卻不再擁有權力。她的政府對於如何解決脫歐危機顯得缺乏領導，而且一頭霧水。

這個政府與1846年以降的歷屆英國政府一樣不穩定。當前危機足可比擬蘇伊士運河或慕尼黑協定5。既然歐盟不會就目前協議再次認真協商，梅伊政府擁有的選項，只能說是無關緊要。

政府可以再度舉辦公投。但是很難想像可以提出的命題為何。對（去留）歐盟再度進行表決？或是針對脫歐協議？不過，梅伊已表示目前她反對新的公投。如此一來，目前的協議剩下三個可能的替代方案。

第一種方式通常被稱為「挪威模式升級版」（Norway Plus）。該方案能讓英國續留歐盟關稅聯盟與歐洲單一市場。但是關鍵在於：這也意味繼續維持英國與歐盟之間的自由流通，英國無權過問相關規定的制定過程。

這些條件對於絕大多數的保守黨員，以及工黨——我想待會我們就會討論到原因——都是完全無法接受的。此外，挪威政府已表明將反對英國在歐盟內享有與自己一樣的待遇。

在光譜另一端，我們有第二種方式，通常被稱為「超級加拿大」模式（Canada Plus Plus）。該方案要求英國接受世界貿易組織（WTO）對於英國與歐盟間關係的規定。循該模式脫歐非常困難，不過仍保有某些貿易協定。

第三種方式就是完全沒有協議。英國在沒有達成任何協議的情況下離開歐盟。

財政部準備兩種「無協議」脫歐的影響模式。他們稱之為「衝擊」的模式中，國內生產毛額（GDP）將衰退3.6%。在另一個「劇烈衝擊」的模式中，GDP將劇烈下跌6%。可想而知，英國資本家階級開始恐慌，因為其代表幹的好事，後果慢慢浮現。

因此我們正處於未知領域。梅伊似乎正試著盡可能延遲將她的方案送入國會進行「有意義的表決」（目前表定於2019年1月中），同時增加人們對於「無協議」脫歐的恐懼。

舉例而言，梅伊宣布將在3月底部署3,500名部隊，以防止社會全面崩潰。她這麼做，可能是希望嚇唬反對她的方案的那群人，讓他們認為替代方案更糟糕，因此轉而支持自己。

傳統上，在這種情況下，反對黨會提出「不信任案」。根據憲法，政府必須照辦。如果表決通過，將會啟動新一輪的選舉。

但是工黨黨魁柯賓（Jeremy Corbyn）已經表明，除非有把握，否則他不會採取行動。去年12月17日，他提出動議，對梅伊個人進行「不信任案」表決。但是，他一定很清楚，針對特定個人提出「不信任案」動議，政府沒有義務配合舉辦。

蘇格蘭民族黨（SNP）率領其他反對黨（威爾斯黨、自由民主黨與綠黨），對政府提出「不信任案」的動議。但是由於他們都不是「正式」的反對黨，保守黨沒有義務回應他們。

柯賓顯然不願提案表決，因為他正在權衡黨內外多股勢力。時間一點一滴地流逝，他卻不打算有所行動。

工黨的立場似乎是讓保守黨的混蛋們自我毀滅，顯然後者正在這麼做。但是除了期待一場大選，工黨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來增加對於自身立場的支持，或是說明白他們的立場為何。

保守黨遭逢的災難，應當意味工黨在民調中遙遙領先，但是柯賓此時拒絕表明立場，反倒減損自己的支持度。他並未解釋為什麼離開歐盟有助於各項受歡迎的社會改革。正因他沒有這樣做，工黨也提不出一個好的脫歐方案。

原因是工黨內部的深刻分裂，雖然程度尚不及保守黨。黨內的布萊爾支持者，要嘛希望續留歐盟，要不就是支持挪威模式升級版，而這些人佔據工黨國會席次的多數。

柯賓本人是軟脫歐的支持者，這也是左翼長期以來所持的立場。但是他的群眾基礎，特別是投票支持他成為黨魁的年輕人，總的來說支持續留歐盟。同時，工黨老一輩的工人階級支持者，特別是北部地區，則渴望脫離。

因此會員之間的關係緊張。這是柯賓如此謹慎的原因之一。他不想要冒著分裂的風險，破壞工黨與其選民基礎。

但是他的立場比起毫無作為或是優柔寡斷更糟糕。他在移民問題上做出不可原諒的讓步。這招致大禍，因為這麼做是在右翼以種族歧視替換階級不滿的策略面前退卻。

剩下的左翼對於如何回應脫歐危機這一問題，也存在巨大的分歧。大部分的左翼不願採取國際主義的立場反對歐盟，因為幾乎所有反對歐盟的論點都與右翼相關，或是被右翼的聲音蓋過。

因此他們的結論是自己別無選擇，只能支持歐盟。這是完全錯誤的立場，左翼即將自食惡果。因此，在危機的此刻，基進左翼顯得笨拙，無法清楚指出前進的方向。

大體而言，支持者越年輕，就越贊同歐盟。這是對於右翼反對歐盟的一種反作用力。但是，反對右翼的同時，年輕的社運人士、《衛報》專欄作者與部分基進左翼卻對歐盟代表的荒謬主張照單全收。

他們宣稱歐盟支持工人權益與環境保護。實際上，歐盟在整個歐洲施行新自由主義。它鎮守邊界，拒絕讓難民與移民進入「歐洲堡壘」（Fortress Europe）。

歐盟立法保障工人基本權益，但是往往不及會員國的相關立法。事實上，今早我在電台裡聽到一名保守黨議員宣稱某些工人權益，例如產假，英國的規定優於歐盟。此言不假。

此外，我們不能忘記歐盟對希臘、葡萄牙，以及當前的義大利做了什麼。它以金融手段要脅這些國家，對他們實施最蠻橫的撙節措施。在希臘的個案中，這些措施使該國陷入與美國大蕭條時期（Great Depression）無異的處境。即使是義大利也無法自外於新自由主義的規範，一如施加於該國的壓力所展示的那樣。

只有兩個國家避開了新自由主義的攻擊，即德國與法國。為什麼？因為他們掌管歐盟。這顯示歐盟內部權力有結構性不平等的問題。

歐盟不是一個民主的機構。中央銀行、歐洲聯盟委員會與歐盟法院，這些歐盟裡頭最有權勢的機構，也是最不民主的單位。看似民主的機關，例如歐盟議會，擁有的權力卻最少。

如果左翼不挑戰反動、新自由主義及反移民的歐盟，就是將機會讓渡給極右翼，讓它成為唯一的反歐盟勢力。左翼別無選擇，只能以左翼方案反對歐盟，而且必須清楚表明反對立場。

柯賓面臨的悲慘困境是他傾向脫歐。他應該清楚表態：瞧！歐盟是一個新自由主義而且反對移民的機構，如果我們脫歐，就可以施行社會主義計畫。這遠優於他目前的作法。他現在誰都無法討好。

最後一點：留歐的支持者，即便是那些「兩害相權取其輕」的人，時常宣稱歐盟的法規不會阻止左翼政府實踐其計畫。

這是一種十足虛假的說詞。以國有化為例。沒錯，歐盟並未「完全」禁止（國有化），但是國營服務只能以市場為前提——除非你是德國或法國。意思是你必須與民間業者競爭，並以商業模式營運，而不是作為公共財產的公眾事業。

換句話說，如果你著眼的是實行右翼的社會民主計畫，進行最低限度的改革，那麼在現行規範下，是有可能實踐的。但是，我們必然得把目標設得更高，否則又何必期待柯賓在未來執政呢？

歐盟顯然不想英國脫離。英國脫歐將削弱歐盟，並對貿易與往來造成各種問題，對法國而言更是如此。所以他們想在這樣糟糕的局勢中，盡可能達成最佳協議。不過，還有其他原因。

英國的會員國地位對於歐盟非常管用，對於商業以及政治和經濟政策皆然。1980年代，歐盟利用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在英國的執政，作為實行更加極端的新自由主義措施的藉口。這是為什麼歐盟給予英國而非其他國家這麼多例外與選項的原因。

對於歐盟而言，挪威模式升級版是最佳選項。這個方案能讓英國盡可能地留在歐盟內。它也讓歐盟在未來英國脫歐之際，保有最大的完整性。

歐盟也想阻止其他國家脫離。目前較弱小的國家正在抱怨撙節措施，但是尚未有國家威脅脫歐。如果情況惡化，其他國家可能開始要脅脫離，或是要求英國過去享有的那些特權。

正因如此，歐盟將不會對英國讓步，因為它不想讓自己看起來軟弱。它必須顯示自己有意捍衛自身利益。

這問題很難回答，因為左翼在歐盟問題上有嚴重分歧。但我認為，我們必須清楚意識到，對於推進社會主義的鬥爭而言，歐盟是一個阻礙。與歐盟分手則有助於達成我們的目標。

我很清楚「（局限於）單一國家的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無論該國是蘇格蘭或英國，但總有個國家得「踏出第一步」，否則我們將永遠賴在歐盟這個虛幻的舒適圈內。如果我們不這麼做，等於告訴世人左翼的軟弱已無可救藥，無能善用英國統治階級百年以來所面臨的最大危機。

當務之急是搞清楚人們為什麼投票支持脫歐。必須理解的重點是：這是一種對於失業與撙節的失真回應。脫歐選票是反對的外觀，容易受到右翼的影響，卻不意味右翼已經贏得選民。

左翼可以且應該處理他們的不滿，將他們的抱怨轉化為左翼支持脫歐的論點。在2014年蘇格蘭獨立公投時，我們已為這種方法設下先例，儘管最後以些微差距遭否決。

許多支持蘇格蘭獨立的選票，是基於失業與貧窮。情勢有可能走向右翼。但是身處基進獨立陣營的我們，以左翼論點為根據，扭轉了整個討論。我們提出一套社會主義計畫處理與英國其他地方相同的不滿。

其次是超越脫歐問題，團結左翼來面對撙節與移民課題。無論對於脫歐的立場為何，我們應該努力與綠黨、革命左翼以及工黨內的左翼人士達成共識，對抗撙節並且捍衛人們穿越邊境自由移動的權利。

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展示自由移動無需依賴歐盟的「四個自由」6——這是資本家的說詞，而是主張這是基本人權。左翼政府必須提出自己的主張。

這些都並非易事——特別是想出左翼對於脫歐的立場。在我整個政治生涯面對的所有課題中，這是最難以被化約為一套簡單口號與訴求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但是社會主義者的一致立場，必須是反對歐盟，並且堅決對抗撙節，以及支持邊界開放。

我們正面臨英國政治出現劇烈危機的時期。我已說明愛爾蘭阻礙了協議。目前愛爾蘭的事態發展是人們再度開始討論統一，我人生以來第一次發生這樣的事，而這是現在少數的好事之一。

這是好事，但是愛爾蘭左翼必須爭取自歐盟中獨立。

英國脫歐的辯論也激起蘇格蘭人討論發起第二次蘇格蘭獨立公投。大家都在問：「我們如何在英國脫歐的混亂中解脫出來？」

麻煩之處在於蘇格蘭民族黨的一大票左翼人士與綠黨都支持歐盟。但是將獨立公投與續留歐洲綁在一塊將是一場災難。大體上來說，左翼必須主張舉辦兩場公投，一場關於獨立，另一場關於歐盟會員國。

因此，英國政治體制的完整性在脫歐危機期間受到威脅。局勢有數種發展方向。我真的不知道這場危機將如何收尾。

3月似乎是總結事態的最後期限，但是屆時的結論將會激起更多問題。同時，我不會排除梅伊要求延展至3月之後並謀求進一步協商的可能。這或許將導致數年的停滯與混亂。

但是，我最不想做的就是預測局勢。相反地，左翼必須為之後提出一套分析與主張：反對歐盟、反對撙節，支持移民，以及支持社會主義。

• 1. 2018年12月12日，英國保守黨國會黨團以「脫歐談判無力」為由，對黨魁梅伊提出不信任案。最終結果，保守黨議員以200票信任、117票不信任，支持梅伊續任黨魁。
• 2.指冷戰期間社會主義陣營的中歐與東歐國家。
• 3.規定任何會員國脫離歐盟需要遵照的行動計畫，包括通知歐洲理事會、商討脫歐細節，以及各方在兩年內達成協議。
• 4.英國擁有4項選擇退出權，包括：不簽署申根協定、不使用歐元、不簽署歐洲聯盟基本權利憲章，並對涉及司法合作、邊境管制與移民政策的「自由、安全與正義的領域」僅做有限的參與。
• 5. 1938年，英、法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拒絕的情況下，與希特勒簽署慕尼黑協定，將蘇台德地區讓渡給德國。
• 6.即商品、服務、人員與資本的流動自由。

身為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的畢業校友，得知世新校方強行決議停招社發所，我深感憤怒。我自大學就在世新就讀，大一時即在通識課上受到社發所老師的教導，開啟了我對世界的新視野，用世新大學特有的批判精神，思考著課堂裡外的事理。

在大學時期我常參與社發所舉辦的夏季草根學校營隊，在活動中大家思考、分析、溝通著對於地方的經驗與想像，讓不同的人們在此碰撞、產生火花，進一步思索社會改革的方向。

世新大學的批判媒體識讀課程是一門全校必修課，當初即是由社發所創所所長成露茜（Lucie）一手規劃，期許世新人能夠在紛雜的傳播界，從基層開始即有清楚的分析能力，不會人云亦云的盲從。

然而，在我就讀社發所期間，世新逐漸朝著一條公司化的方向邁進，在成舍我的外孫周成虎的勢力籠罩下，全校師生教職員都噤若寒蟬，深怕一旦惹怒「土皇帝」會招來嚴重後果。

世新打壓師生 紀錄斑斑可考

世新大學在2014年4月將《台灣立報》、《破報》停刊，校方宣稱其不賺錢，在新校長吳永乾的發言中還指責，《立報》發行量只有600份，「你告訴我這個報紙有什麼價值？」1

吳永乾上任後，在2014年底強迫社發所搬家，而此決議甚至連一紙公文、一場會議都沒有，完全是校方高層惡意的舉措，逼得我們人仰馬翻，最終仍被迫遷完成。

此外，過去也曾發生學生會的展示櫥窗中裝置了「冷氣不冷」、「校長座談會上的六百份立報」的作品，就被校方緊急撤下，連自己批准的學生會創意作品都可以任意下架，足見其完全不把學生的言論自由放在眼裡，也才引起學生不滿，發起了「我要說話」的運動。2

而世新大學的校內勞動狀況也經常違法，除了刻意打壓教職員外3，甚至連學生教學助理、工讀生的薪水都是經常性遲發兩個月，而社發所學生常為馬前卒，第一個跳出來檢舉學校，使學校屢次因違法而遭開罰4，最終成功與學校協調至少可在隔月10日前領到薪水，而且也爭取到103學年度起世新大學校內編制外人員比照《勞基法》之規定5，成功讓基本的勞動條件在大學中落實。

連年來世新大學也是調漲學費行動的戰場，在2013年6、2016年78、2018年9，世新大學都向教育部送出學費調漲的申請，而且經常無視校內與學生的溝通程序，逕行送出申請案，引發校內學生不滿，而教育部也屢次提醒應完備校內程序再來申請，但世新大學始終用賭一賭的態度送出，希望僥倖通過的心態，完全不顧校內學生的反對意見。

世新大學也任意裁撤兼任教師，在2017年也引發軒然大波10，我回想起教過自己、具有批判精神的兼任老師們，如今已經連一個也都沒有在世新任教了。校方總是用不續聘、不開課的名義任意地讓兼任教師失去工作權，但更多的是他們如果鼓勵學生分析、批判學校，就會被直接不續聘，這已經不是一個大學應有的精神了，而是打壓異己的惡質手段，讓世新大學的形象一落千丈。

參與了這些年來的世新校園，我如今以一個校友的身分，也還是希望學校能更好，而不是走向沉淪，世新大學近年已將自身的批判精神棄如敝屣，如今連最後的堡壘社發所都要剷除，將讓學校徹底淪為一個只看重賺錢、無視公共性的私人企業。然而，世新大學董事會不應忘記的是，大學具有公共性，且由國家補助支持，不是你家的產業，更不該是由校董說了算，不能任意地將不服從校董指示、常對學校提出建言的人們，給一刀砍殺殆盡。

世新大學校長吳永乾曾說，過去社發所都是在校外發聲，但這幾年都針對學校，十分不好。但我要在此說明，如果這幾年世新大學堅持辦學理念、孜孜矻矻，不去做些違法亂紀、破壞校園民主的事情，誰會有心思在校內進行抗爭？

此次世新大學裁撤社發所的舉措，程序上說不通，也十分具有針對性，怕是對於提出不同意見之人的「秋後算帳」，無異於殺雞儆猴，不禁令人懷疑，世新校方企圖在身為優久大學聯盟的龍頭位置上，立一個下馬威，好讓其他學校的師生也變得噤若寒蟬，無法言語，最終連「我要說話」的基本勇氣都消失殆盡。

• 1.〈管中祥：一份銷量只有六百份的報紙有什麼價值？〉。獨立天下評論。
• 2.〈抗議世新校方打壓言論 學生：我要說話〉。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 3.〈大學濫用「一年一聘」確定違法 世新改了其他學校呢？〉。苦勞網。
• 4.〈持續欠薪世新大學違規 勞動部任列開罰〉。新聞人電子報。
• 5.〈世新大學為學生兼任助理納勞保、勞退！確認教學/研究助理雇傭關係！高教工會世新勞權小組爭取有成！〉。新聞稿。
• 6.〈世新大學學雜費調漲勞權小組行動與徹稿事件〉。大世界爽報。
• 7.〈世新欲漲學費遭抗議副校長中止說明會〉。苦勞網。
• 8.〈批世新董事會圖利家族私產 近800學生連署反漲學雜費〉。苦勞網。
• 9.〈世新大學開學店學生窮到吃泡麵——反對濫漲學雜費，世新學生拒當ATM！〉。新聞稿。
• 10.〈世新大量解聘兼任師 700師生連署抗議〉。苦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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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烏地阿拉伯：招募達佛孩童參與葉門戰爭

《紐約時報》報導，沙烏地阿拉伯提供最高美金1萬元，在蘇丹達佛徵召經濟困難家庭中的孩童，參與進入第四年的葉門戰爭；來自蘇丹的士兵形容自己宛如電玩遊戲的角色，因為沙國軍隊以耳機指揮他們，讓士兵們獨自與胡賽叛軍作戰。

根據報導，童兵年紀介於14歲與17歲之間。出於對金錢的迫切需求，某些家長賄賂蘇丹軍官，以便自己的兒子能被挑選上戰場。

2003年起，達佛經歷長達12年的種族清洗，約30萬人遭殺害、120萬人流離失所。掌權近30年的蘇丹總統巴席爾（Omar al-Bashir）於2009年遭國際刑事法庭起訴戰爭罪、種族清洗，以及危害人類罪，但仍掌權至今。

2015年，沙國聯軍於胡賽武裝組織掌控葉門首都沙那（Sanaa）與南方領土後開始進攻葉門。蘇丹也加入沙國聯軍，派遣數千名地面部隊。根據受訪的蘇丹士兵，童兵約佔2至4成。

西班牙：2019年關閉所有煤礦場

2019年1月1日，西班牙將關閉26座煤礦場。這項決定源於2010年時，歐洲聯盟委員會決議禁止政府補助煤礦開採，目的是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但在當時面臨德國與西班牙的壓力而展延，前提是這些赤字的煤礦場必須在2018年12月31日關閉，若要持續營運則不可接受任何政府資助，並且必須歸還過去接受的補助。

西班牙的煤礦場集中在北部的阿斯圖里亞斯、亞拉岡、卡斯提亞與雷昂等地區。1950年代，煤礦產業尚可雇用10萬名工人，但之後該產業不斷衰退，目前僅剩約2千多名工人。國內開採的煤礦主要用於發電。

不過，關閉礦場並不代表放棄使用煤礦。目前西班牙進口90%的煤礦，其中以哥倫比亞與俄羅斯為最大宗。

執政的社會工人黨於去年10月與工會達成協議，包括提早退休方案，並撥出2.5億歐元協助企業和重新利用廢棄的礦場。

印度：500萬婦女組620公里人牆 抗議神廟禁令

2019年元旦，印度喀拉拉邦約500萬名婦女組成長達620公里的人牆，傳達支持性別平權的訊息。這場示威活動，是由喀拉拉邦執政的左翼陣線政府發起，目的是為了抗議當地沙巴力瑪拉神廟禁止特定年齡女性進入的規定。1月2日，兩名婦女在警方護送的情況下，進入神廟參拜，之後引發信徒與右翼份子的大規模暴動，當地道路與學校被迫封鎖，喀拉拉邦陷入癱瘓。

保守派信徒認為，沙巴力瑪拉神廟供奉的阿亞帕（Ayyappa）是獨生神祇，因此拒絕經期年齡（10至50歲）的女性進入。但是去年9月，印度最高法院的判決，以年齡限制違憲為由，推翻該禁令，右翼的印度人民黨（BJP）組織群眾與信徒，以「捍衛神廟」為由發起示威。去年11月至12月間，超過10名婦女與記者試圖進入該廟，但遭示威群眾阻擋與扔擲石塊。

古巴：革命勝利60週年 卡斯楚批川普重返對抗老路

古巴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暨古巴革命武裝力量總司令勞爾·卡斯楚（Raul Castro）在元旦發表演說，慶祝古巴革命60週年，此外也批評川普政府對古巴重啟對抗路線，並在拉丁美洲散播新形勢的干涉主義。

1958年12月30日，切·格瓦拉等人率領的革命軍於聖克拉拉戰役取得關鍵勝利，並在3天後，即1959年1月1日攻入首都哈瓦那，迫使古巴獨裁者巴蒂斯塔出逃。卡斯楚表示，古巴革命之所以有可能成功，除了有賴諸多年輕革命份子的努力，還有古巴人民為國家解放奉獻一切的支持。

話鋒一轉，卡斯楚批評，「自從古巴革命獲得勝利起，便持續受到以美國帝國主義為主的國際勢力的攻擊。」他表示，過去60年來對於古巴的干涉主義行徑歷歷在目，包括「美國政府對反動份子提供裝備與資助；試圖暗殺菲德爾（Fidel Castro）等革命領袖；經濟、商業與金融封鎖，以及其他政治與外交行徑。」

他說，美國政府與其智庫製造錯誤訊息，將區域問題歸咎於古巴而非糟糕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這些政策是由美國為主的經濟學者與知識份子主張，或是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所提出。」

卡斯楚警告，新一波的攻擊不僅聚焦古巴，還有「進步主義每個可能存在的地方」。他說，「帝國主義」甘願違反國際法律也要採取措施對付被視為是「國安威脅」的主權國家，包括古巴、尼加拉瓜與委內瑞拉。

「帝國主義的柵欄正在包圍拉丁美洲。」卡斯楚呼籲拉美應更加團結，而古巴人民將協助捍衛主權原則，以及區域內所有人的自決權。